悠悠大公桥（38）

▲1911年的成都街头

拨开迷雾，吹去尘埃，回过头来看川汉铁路的历史，就会对那段经历有一个清晰而明辨的认识。

川汉铁路开工以后，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到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6月，宜夔段从宜昌至香溪的铁路路基已由宜昌向西修筑30余公里，沿途已建起一些涵洞和水泥桥墩。其中从宜昌铁路码头（也就是下铁路坝）至小溪塔的铁路开始铺轨，并于当年12月通车运货。有资料说，当时铁路局拥有一列客车、一列货车，西陵峡畔就有了车轮飞转、汽笛鸣响，就有了热火朝天的施工现场。

只是盛宣怀在外国势力的唆使下又出来想故伎重演，却没想到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有人著文指出：护路运动的风起云涌，导致的武昌城头第一枪，加速了大清帝国的覆灭，其罪魁祸首就是当时的邮传部大臣盛宣怀。理由是如果不是他买通溥仪他爹、醇亲王爱新觉罗·载沣同意，向外国出卖中国铁路主权，悍然将民办官助的川汉铁路的主权卖给外国，就不会有因川汉铁路而起的“护路运动”，就不会有后面全国局势的不堪收拾，也不会有武昌起义的成功。

在《清史稿 列传二百五十八 盛宣怀 瑞澂》一节中是这样记载盛宣怀在其间的表现的：“先是给事中石长信疏论各省商民集股造路公司弊害，宜敕部臣将全国干路定为国有，其余支路仍准各省绅商集股自修。谕交部议，宣怀复奏言：'中国幅员广袤，边疆辽远，必有纵横四境诸大幹路，方足以利行政而握中枢。从前规画未善，致路政错乱纷歧，不分枝幹，不量民力，一纸呈请，辄准商办。乃数载以来，粤则收股及半，造路无多；川则倒帐甚钜，参追无着；湘、鄂则开局多年，徒供坐耗。循是不已，恐旷日弥久，民累愈深，上下交受其害。应请定干路均归国有，支路任民自为，晓谕人民，宣统三年以前各省分设公司集股商办之幹路，应即由国家收回，亟图修筑，悉废以前批准之案，川、湘两省租股并停罢之。’于是有铁路国有之诏，并起端方充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

“宣怀复与英、德、法、美四国结借款之约，各省闻之，群情疑惧，湘省首起抗阻，川省继之。湘抚杨文鼎、川督王人文先后以闻，诏切责之，谕：'严行禁止，傥有匪徒从中煽惑，意在作乱者，照惩治乱党例，格杀勿论。’宣怀又会度支部奏收回办法：'请收回粤、川、湘、鄂四省公司股票，由部特出国家铁路股票换给，粤路发六成，湘、鄂路照本发还，川路宜昌实用工料之款四百余万，给国家保利股票。其现存七百余万两，或仍入股，或兴实业，悉听其便。’诏饬行。四川绅民罗纶等2400余人，以收路国有，盛宣怀、端方会度支部奏定办法，对待川民，纯用威力，未为持平，不敢从命。人文复以闻，再切责之。赵尔丰等复奏：'川民争路激烈，请仍归商办。’不许，川乱遂成，而鄂变亦起，大势不可问矣。资政院以宣怀侵权违法，罔上欺君，涂附政策，酿成祸乱，实为误国首恶，请罪之，诏夺职，遂归。后五年，卒”。

《清史稿》对盛宣怀的评语是：“宣怀有智略，尤善治赈。自咸丰季叶畿辅被水菑，嗣是而晋边，而淮、徐、海，而浙，而鄂，而江、皖，皆起募款，筹赈抚。因讨测受菑之故，益究心水利，其治小清河利尤溥。唯起家实业，善蓄藏，称富，亦往往冒利，被口语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