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零 | 答田晓菲
《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
巫鸿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
田晓菲女士：
尊作《学术“三岔口”》由刘东先生转来，我已仔细拜读。谢谢您对这场讨论的参与和关心，并就拙文的基本立场和英译质量提出批评。我听说，您已经把我组织的译介与刘东先生的文章一起列为您的课堂教材（可能是反面教材吧），而且罗泰教授的学生告诉我，他们也开设了类似的课程（我想一定也有很多尖锐批评）。这是令人欣慰的。因为在我看来，引起讨论本身就是我的目的，更何况，您还提供了另一种阅读立场。虽然我并不赞同您的很多看法，特别是您对整个争论的基本估计，但我认为您的立场确实有一定代表性。如果我没说错的话，您所采取的立场，其实就是留学生中十分常见，因为身处中西学术之间，所以自信超越对立，往往左右开弓，先批外后批内的那种立场。当然，这并不等于说，所有的留学生都和您是一个观点。我是把它归入两支“亚汉学”中更偏向西方学术的一支，您不爱听。它使我比较容易理解，您为什么更同情、理解和支持巫鸿先生，并倾注全力为他本人也为广义的西方学术辩护，比如美国是言人人殊呀，贝格利谁也不代表呀，巫鸿教授才是主流呀，英语不好的“本土学者”李零，他还妄谈什么西方学术呀，等等。
请让我用比较直白的话讲一下我的读后感，而且是废话少说，直奔主题。
首先，我有一个判断，不是价值判断，而是事实判断，即我们的西方同行，我是说直接的同行，他们的研究，即通常泛称为“汉学”的那种研究，和国内的研究，您叫“本土学者”的研究，在很多方面都大不一样。在这个问题上，我和刘东先生有相似的看法。我们且不管这种差异是由什么造成，比如中国学术的“先天痼疾”，或它的“歪嘴念经”，或它的学术水准“赶不上趟”，或它对西方挑战的“过于敏感”和“不良反应”，但有一点比较清楚，就是这种差异并不是用谁幻想的“国际学术”可以抹平，也不是凭您强调的“个体差异”可以化解，否则为什么还有这么大的争论呢。在我看来，差异的存在是不是因偏见而引起（我看是原因之一），这是一回事；而它本身有没有（我看是有），这是另一回事。如果您连这种差异都不承认（您说中西学术的不同都是虚构，只有还原到个人才有意义），我觉得这才是最大的“空拳”。
其次，您说一切“无谓之争”都是因为贝格利教授制造了一个“局内人”和“局外人”的划分，而我掉进了他所布设的陷阱（照您的说法，就连“开明的”巫鸿教授也被这个陷阱迷惑）。在这方面，我和您的看法也是大不一样。虽然，我不见得会同意贝格利教授对它们的使用，即把问题变为局外、局内孰优孰劣的高下之争，但在“内外有别”（对不起，我借用了一个糟糕的政治术语）这一点上，我倒比较赞同他的想法。因为他对学术分歧的存在至少比您更了解也更坦诚，还有我所接触过的很多美国朋友，他们也比较坦诚，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因为在中国这座大山面前，身在此山和身在山外就是不一样，彼此都有看不清的地方。我看不出作为视角的不同，它们有什么讲不得。1980年代，美国著名考古学家宾佛（Lewis R．Binford）批贾兰坡，他也用过同样的词汇（贾兰坡《关于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若干问题——评宾福德等的新看法》，《考古》1988年1期，77—84转62页。案：贾文所说“宾福德”即宾佛，今多译为“宾佛”。该文引用宾佛1986年的文章《局外人对中国旧石器的观点》“the ChinesePaleolithic an Outsider's View”，与Nancy M. Stone合写，所谓“局外人”就是outsider）。您的“个体还原论”和“中西无别论”，让我觉得非常矫情（我是按北京土话理解这个词），说句不客气的话，也太公孙龙了。
还有，我想说明的是，拙文讲的话，无论介绍，还是议论，我的基本估计都是来源于同相关学者的接触，而不是光凭书本知识，也不是光凭印象和推论，而且您放心，我们是用中文交谈。我在写作前，同巫鸿教授本人，同他的批评者，还有他的同行，都交换过意见。虽然我也同意，在美国，研究中国早期艺术史的学者，或者狭义的汉学家，他们人数太少，圈子太小，但谁是巫鸿教授的真正同行，我还分得清。在我看来，您的很多估计都是放着眼前说天边，根本不顾事实，特别是争论本身。如果事情真是像您所说，所有问题的引起，只是因为巫鸿教授写了一本了不起的书，然后有一个心怀嫉妒的贝格利对他挟私报复（为此，您讲了一个学术以外的故怀嫉妒的贝格利对他挟私报复（为此，您讲了一个学术以外的故事），除了他，没人会怀疑巫鸿教授的“众望所归”（那他们还批什么劲呢），说实话，我或其他学者是不会热心这场争论的。
今天我之所以出来编这组译介，而且是费力不讨好地干这件事，这绝不是为了逞一时之快，跟什么人斗气（我很不愿意为此花费时间，也害怕我的朋友会因此受伤），而是因为我和我的西方同行，特别是《剑桥中国上古史》的作者群，在很多学术问题上一直就有严重分歧，而且这些分歧并不像您所说，其实都是由我制造或虚构，而是长期存在于我们的私下讨论中，比如“什么是中国人”的讨论，就不能不说是和贝格利教授有关，而且明显已被很多美国学者接受。我认为，围绕巫鸿新作的讨论并不是一个孤立现象。巫鸿教授也说，贝格利教授的批评目标“是众多的学者和广大的学术传统”。事情绝不会简单到贝格利是自人、巫鸿是亚裔。您干吗非得推论，如果他们把肤色换过来，我就会有另一种评价。我认为，在这一争论的背后，真正成为焦点的，还是西方学术对中国学术的看法，还是在两大学术传统背后，有很多由来已久的分歧。比如，从最近的断代工程发布会和《纽约时报》的报道看，我相信，真正的争论还在后面，而且恐怕并不是发生在汉学与亚汉学之间，而是发生在汉学与中国学术之间。
我担心，很多本来还能沟通的事，因为政治因素的介入，还会进一步恶化。关于断代工程和“走出疑古”，我在文中讲了几句话，目的是想请我们的西方同行多注意一下它的学术背景，而不要把眼睛光盯在政治背景上。 为了让您对我所组织的译介有更准确的了解，因而让您能打到我的要害之处（而不是“桌子板凳”），我想向您解释一下我所采用的写作思路。
（一）我想说明的一点是，我所组织的这组译介其实是想把争论双方的意见摆到桌面上来，让文章本身来说话，不但问题的提出是开放的，问题的结尾也是开放的。至于我个人的介绍，那只是一个引子。它并不是《纪念性》一书的书评，而是对“一场围绕巫鸿新作的讨论”的介绍。这也就是说，我更关心的不是巫鸿教授的书，而是由它引发的这场讨论。我的介绍，当然是面对中外两方面的读者，但我的目的并不是想去教训我的西方同行，而是让我的同胞多少能领略和见识一下什么是“国际学术”。当然您又会说了，这什么也不代表。作为这篇介绍的作者，我并不掩饰自己的身份：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学者，而不是什么具有国际水准或国际眼光的学者。我没有这个资格，也不领这个头衔。而且，我也绝不羞于与我的中国同行为伍，而是按我的真实存在，使用“你们”（或“人家”，或“他们”）和“我们”这样的字眼儿。这就像我反对男人的偏见，但我并不否认我是男人，而且免不了还有男人的偏见一样。此外，我也并不否认，在我的文章中，我有我的立场，甚至还有感情色彩：这就是我既反对国内同行的孤陋寡闻和妄自尊大，也并不承认西方汉学的很多“天经地义”。虽然为了避免干扰剧目本身的上演，我想尽量控制自己的情绪，减少不必要的“画外音”和“提前预告”。还有，当然不用说了，我的英语肯定没您好。
（二）我想介绍这场讨论的主要目的是想引起讨论（有人说是扔炸弹），而不是以一个学术法官的身份对涉讼双方做出裁决。如果您不习惯这种写法，我得请您原谅，因为压根儿我就没有这种习惯，因而也从来不写书评。为此，我故意选择了一个好像行为艺术而且带有刺激性的题目。张隆溪教授跟我说，他对这个题目很不满意，但没有说他的具体意见，我猜他可能也是觉得我太不“国际”，而且每个人从这个词汇读出的可能都是他想读出的恶毒含义，让谁看了都搓火，因而口吐真言，面对面地进行争论，从而达到以毒攻毒，合两偏为一全的效果。虽然我对争论的结果并不乐观。在您的文章里，按照您的角色安排，贝格利教授是偏见的一端，我是偏见的另一端，好像争论是在我和贝格利教授之间，巫鸿教授是这场争论的受害者，您是“隔岸观火”中立而客观的观察者。其实“火”就在您的身边，您也并没有“隔岸”。谁都非常清楚，这里引起争论的是巫鸿教授和他的《纪念性》，而他的批评者是巫鸿教授最直接的同行，他们是一批并非虚构，而是真实存在于西方学术界的很有影响的学者。如果您对我的介绍老是越看越糊涂的话（按您的说法，是我们“越打越乱”），我想向您说明，我既没有想把我的文章做成巫鸿教授的辩护辞（虽然我很同情他的四面受敌，特别是它因中国学术蒙受的不白之冤），也不打算借它来批判贝格利教授（我认为，那样的辩护既无益于巫鸿教授的声誉，也不能使有关的批评者服气）。
（三）您只要不带偏见地阅读，就会发现我是本着这样的用意来安排我的文章：
（1）我对中西学术的沟通深感困惑和悲观（参看刘东先生的卷首语），为此，我不但用了“科索沃”这样的新喻，还用了“巴比伦塔”这样的旧典（可惜您把它换成了另外一个意思）；
（2）我用“三岔口”的摸黑对打（可惜您也把它换成了另外一个意思）为读者描画了中西学术的典型偏见，让它们出来对骂，好像谁都理直气壮，其实谁都荒唐可笑（我对“人家”的批评比较委婉，而对“我们”的批评比较尖锐，而且是放在前面，可惜的是，您却把我大加嘲笑的说法当成了我自己的说法）；
（3）我向读者介绍了西方学者对巫鸿的批评，并把他们的意见归纳为四点，认为前三点有一定道理，后一点还值得商讨（可见我并不认为西方学者的批评都没有道理）；
（4）针对上述批评，我想提醒批评者，他们在纠谬订错之余，是不是也能全面和正面理解一下他们的批评对象（我比较习惯于这样的批评），即考虑一下巫鸿教授的写作思路，比如他的后现代倾向和他对中国礼仪的关心，还有最近他对“废墟”的思考，而不要自己跟自己的影子打架，把气撒在中国学术上；
（5）我觉得要想消弭分歧，就得勇于面对分歧，知道目前的“国际学术”（我是说研究中国的国际学术），其实还是建立在相互的偏见之上。
这是拙文的提要。
此外，为了供您调整思路，完善文章，请让我讲一下，尊作对拙作有哪些曲解和误会之处：
（1）我讲“三岔口”，关键是说“没有光”，即中外学者缺乏真诚的对话。而您讲“三岔口”是说当事者都是无谓之争，而且对打的不是贝、巫，而是贝、李。
（2）我说的“西方学术范式”，或西方学者“最能认同顾先生”，在原文中都是描述性的，您要反驳我，最好是向读者指出，这里归纳的哪一条是李零所虚构（请参看贝格利讲的巫鸿“犯规”和夏含夷讲的学术“洗礼”），而不必把问题扯到巫鸿做到了什么没有，顾先生是不是也有与西方学者相似的观点。对不起，您好像特别喜欢指东说西，把别人置于没有常识的境地。更何况，我根本就没讲顾先生的观点对不对，他是不是出过国。您一定要把问题归于族裔，那是您自己的事，我并不认为学术传统的差异在于族裔。当然，我还得给您提个醒，您在强调顾先生是中国土生土长、未曾出过国的同时，最好不要忘记，他毕竟是生值风雨飘摇的近代社会，他毕竟是留学美国的胡适先生的学生，虽然我们也同样不要忘记，他还受到过崔东壁式的中国辨伪传统的训练。而且我说“最能认同”，本不过是说，他们的学术倾向正好和顾先生非常投契。这个问题也和族裔无关。比如1929年，美国学者恒慕义（Arthur W．Hummel）就把这一点讲得很清楚（Arthur W. Hummel，“What Chinese Historians are Doing in Their Own History”，附王师韫的译文《中国史学家研究中国古史的成绩》，收入顾颉刚主编《古史辨》第二册，北京：朴社，1933年，下编，421—454页），特别是他的最后一段话，正与贝格利文的最后一段有微妙的相似。
（3）我在文章中曾提到中国学者的傲慢和他们讲的两句话，即“话都说不利索，字都认不全，还做什么学问”。您只要看一眼原文。就不难发现，我要讲的是一种“由来已久的误解”，而且在转述这类陋说之后，马上就是批评。您怎么连我的批评都不看，反而拿它作为我的说法，而且用来挖苦我的英语水平呢？
我觉得，您的最大误会就在于，您常常把我的事实陈述当作我的价值判断，您太不习惯我很偏爱的用事实讲话请读者判断的写作方法，也太不习惯于什么角色也不进入的“无立场阅读”，即像您说的，真的就是坐在台下看。
最后，我向您说明的是，我很感谢您对我们的译文提出了很多批评。但我想请您理解的是，虽然我的英语水平非常有限，远远不能同您相比，但您猜度我是故意添油加醋，巧设陷阱，丑化哪一位，这却未免求之过深。因为您知道，目前在国内做英文翻译，大家经常苦恼的是懂专业的不懂外语，懂外语的又不懂专业，我们的翻译，经常都是勉为其难。这里的译文本来都是请别人翻译，最后不得不推倒重来，或者动大手术。因为我自知能力有限，又听说贝格利教授是以美文而著称，所以除了反复推敲，还请了另外一位现在美国原来也是中国人的朋友（他不愿署名）对译文校了三遍。当然，不管怎么说．译文的一切错误．责任都该由我来负。
您提到我把很多翻译上的微妙之处做了不必要的简化（为了照顾汉语的阅读习惯和便于读者理解，我的确省掉了许多在您看来非常微妙也许不该省掉的小词），还有这样那样的疏忽和误解，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宝贵的意见。至于我译的“由于巫鸿大话连篇，一个定义也不下，读者只好自己费心琢磨他的个案研究”（Offered an assortment of challenging comments but denied adefinition，the reader embarks on the case studiesthrown on his own resources．），关于其中的“challengingcomments”，我还有一些疑问想向您请教。这个短语，我当然知道它在英文原文中是“富于挑战性的评说”的意思，而且这句话，单独去读，并无贬义，但我考虑，此句若直译出来，从汉语习惯，并不容易理解，也比较哕嗦，而且既然它的下一句是“却一个定义也不下”，则反衬之下，此旬当含讽刺意味。我考虑，它是说巫鸿教授在书中讲了很多挑战旧说，刺激想象，打动人心的话，可是没有什么实际内容，也不着边际，所以我把它译成了“大话”。“大话”当然过于直白而且带有否定性，和原文有所偏离。我并不坚持自己的译法。现在我想知道的是，这句话，要是让您翻译，您是怎么译。
以上意见，谨供参考，失敬之处，敬希原谅。我希望您能理解，我和我的朋友刘东，还有很多同行，大家都有一个愿望，就是我们的“交锋”，目的还是为了“交流”（参拙文204页），我们也希望有一种整合为一的关于中国研究的国际学术。当然，它绝不是埃及学或印度学那样的国际学术，而是有广大中国学者参与，并能延续中国学术传统的国际学术，而且正是“为了有这么一天”，所以我才说“咱们还是把彼此的不同痛痛快快讲出来吧”（参拙文214页注②）。
最近，我到美国东部走过一趟，有幸到过您工作战斗过的地方。有一天，闲来无事，翻看一本美国人讲中国历史的小书，它把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都叫“国家主义”（零案：今多译为“民族主义”）。我知道，在美国，“国家主义”是个备受谴责的字眼。我在美国的一个学生给我写信，他特别害怕我被人家戴上这样的帽子。但陋见以为，近百年来，中国的政治家和普通国民，他们虽因饱受列强凌辱，又受邻国刺激，一直在做“强国梦”，它使我的国家动乱贫穷，肯定有很多负作用，但我相信，“强国梦”的根子，还是在于“强国”，“国家主义”的理由也在于“国际”。它和“国际主义”的对立才是最大虚构（事实上，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国家主义，也有各种各样的国际主义）。
我希望有一天，我们的学术能摆脱这些噩梦缠身的可怕咒语，不管用英文还是中文，大家都能凭学术本身讲话，而且是平等的讲话。这才是我想说的摆脱“巴比伦塔”苦恼的本来意思，也就是说，问题并不在于我们用哪一种语言讲话，或者熟练程度如何。
您能体察我的想法，给予“了解之同情”吗？
李零顿首
2000年12月14日
本文是应《中国学术》编辑部之请，按例行规定写给田晓菲女士的读后回应。为了不干扰读者对田文的阅读。我一直没有发表此信，现在收入此集，作为历史记录。田晓菲投寄《中国学术》的文章，题目是《学术“三岔口”：身份、立场和巴比伦塔的惩罚》，最后发表于《中国学术》2001年2期，请参看。 出自《何枝可依：待兔轩读书记》，三联书店，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