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宁丨卢文弨校《周易注疏》所据版本补考

注:本文发表于《中国典籍与文化》2021年第3期,此据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樊宁老师授权发布。

卢文弨《周易注疏》所据版本补考

樊 宁

摘 要:清人张尔耆曾过录一部卢文弨《周易注疏》校本,可谓弥足珍贵。依此校本可对卢氏校勘《周易注疏》所据的版本问题作进一步考述,所得有四:一是钱求赤钞本《周易注疏》的文本构成较为复杂,其性质非如清人所言影宋钞本,而是一个重构形成的新校定本;二是卢氏既肯定钱本、殿本的优点,又指出其讹误之处,择善而从,颇为严谨;三是卢氏参引的明神庙本文字讹误较少,优于今日常使用的明万历北监本;四是卢氏校本中的“卢本”是卢文弨从浦镗《十三经注疏正字》转引而来,实指明人卢复辑《三经晋注》本《周易》,并不是卢文弨本人的校改。

关键词:卢文弨 周易注疏 版本 校勘

对于清学史上的校勘名家卢文弨,学界已有诸多研究,成果堪称丰硕[1]。卢氏尽毕生之力潜心于校勘之学,勤事丹铅,朱墨并作,钞校不缀,年过古稀,仍手不释卷,可谓耗尽心血。据陈修亮《卢文弨钞校题跋本目录》统计,卢氏所校之书多达352种,范围遍及四部,其中经部82种,史部70种,子部106种,集部94种,着实令人钦佩。[2]其好友钱大昕曾盛赞云:“学士卢抱经先生精研经训,博极群书,自通籍以至归田,铅椠未尝一日去手。奉廪修脯之余,悉以购书。遇有秘钞精校之本,辄宛转借录。家藏图籍数万卷,皆手自校勘,精审无误。凡所校定,必参稽善本,证以它书,即友朋后进之片言,亦择善而从之,洵有合于颜黄门所称者,自宋次道、刘原父、贡父、楼大防诸公,皆莫能及也。”[3]而在卢氏众多校勘著述中,《十三经注疏》校本尤为重要。此校本所涉问题颇多且繁杂,如卢氏校勘《十三经注疏》的缘起、体例、方法、所据版本、参引文献与前人著作、与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之间的关系等。[4]依据卢氏《群书拾补》中的诸经注疏《校正》所摘录的部分校语、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所引述的卢氏校语,虽能窥其一端,然终究不是卢氏《十三经注疏》校本全书,致使许多问题模糊不清,所得结论有待进一步讨论。今中国国家图书馆与湖北省图书馆各藏有一部清人张尔耆过录的卢文弨《周易注疏》校本,颇为珍贵。笔者拟据此校本对卢氏校勘《周易注疏》的情况进行详细考述,以期有益于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5]

一、张尔耆过录卢文弨《周易注疏》校本述略

卢文弨《十三经注疏》校本原书或已不存,今仅见清人张尔耆过录的卢氏《周易注疏》校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与湖北省图书馆各藏一部。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源自清代著名藏书家韩应陛的旧藏,底本为明末毛晋汲古阁刻本《周易兼义》九卷(以下简称“毛本”),共4册,第1册卷端钤有“丹邨子”朱文方印,其余3册卷首有“金华张氏”、“翠微山房”朱文方印。[6]书前有韩应陛题识云:

卢氏校本得之苏州书友蒋恕斋,时在戊午三月中。夬斋主人借校录一过,并多是正处,遍为贴籖,而后此书方成善校本。盖此本原非卢氏手校,系他人度本,致多错误耳。咸丰八年五月十六日记,应陛。

卷末有张尔耆跋文曰:

抱经卢氏所校《周易注疏》依钱求赤影宋本,阮芸台相国重刊十行宋本注疏亦取资焉,谓在十行本之上。书中征引各种以考异同,如陆德明《释文》、李鼎祚《集解》及他刻本曰宋、曰古、曰足利者,证诸《校勘记》中,尚有遗漏。又有曰沈者,案即浦镗《十三经注疏正字》。朱墨间出,校阅非止一二过,洵称完善。惟中有曰“卢本”者,未知所指,疑此本已非抱经原书,或后人所增也。戊午夏日,从渌卿舍人借校毕,书此以志岁月。夬斋学人张尔耆识。

湖北省图书馆藏本则来自张尔耆旧藏,其底本亦是毛本《周易兼义》,书内钤有“张柳泉藏书记”[7]、“尔耆”、“伊卿”朱文方印,卷首有张尔耆题识云:

抱经卢氏所校《周易注疏》依钱求赤影宋本,阮芸台相国重刊宋本注疏亦取资焉,谓在十行本之上。书中征引各种以考异同,如陆德明《释文》、李鼎祚《集解》及他刻本曰宋、曰古、曰足利者,证诸《校勘记》中,尚有遗漏。又有曰沈者,案即浦镗《十三经注疏正字》。几经校阅,颇称完善。惟中有曰“卢本”者,未知所指,疑此本已非抱经原书,或后人所增也。戊午夏日,从韩渌卿舍人借校原本,朱墨间出,莫辨先后,今悉用朱笔录之,或从《校勘记》中补入者,缀一“补”字。校毕,书此以志岁月云。长至后三日夬斋学人张尔耆识。

按,韩应陛(1813/1815—1860),字鸣唐,一字对虞,号渌卿,清松江府娄县(今上海市松江区)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举人,官至内阁中书。韩氏藏书宏富,邹百耐《云间韩氏藏书题识汇录》共著录406部,多为明清著名学者(如文征明、赵琦美、毛晋、何焯、惠栋、钱大昕、卢文弨、段玉裁、沈钦韩等)批校题跋本,其中有百余部得自黄丕烈、汪士钟等旧藏,另著有《读有用书斋杂著》二卷。[8]

张尔耆(1815—1889),字符瑞,又字伊卿,号夬斋,清松江府娄县人,诸生,出生于诗书门第,家富藏书,仰承家学,幼好铅椠,世称“夬斋主人”。[9]张氏素爱校书,曾借得惠栋、卢文弨《十三经注疏》手校本8种一一过录,并作跋文,收于《夬斋杂著》卷上,分别是《周易注疏校本跋》、《尚书注疏校本跋》、《周礼注疏校本跋》、《仪礼注疏校本跋》、《礼记注疏校本跋》、《春秋左传注疏校本跋》、《公羊传注疏校本跋》、《谷梁传注疏校本跋》[10],其中《周易注疏》过录的是卢文弨校本,其余皆是过录惠栋校本。

蒋恕斋,生平不详。据《云间韩氏藏书题识汇录·史部》有宋椠《三国志》残本九卷,录有韩应陛手跋云“咸丰己未(1859)秋,得此书于书友蒋恕斋”[11]。王国维《传书堂藏书志》载有《经典释文》三十卷(潘豑廷临诸家校本),后有管古云跋曰“忆余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春,曾于坊友蒋恕斋处借得江铁君所临惠、段、臧、顾诸家评阅本,亦曾照录一通”[12]。同书中又有顾炎武《求古录》钞本一卷,附有潘秋谷手跋云“是本为书友蒋恕斋所贻,因付重装,并写目录,仅五十四种,或是钞本脱简,或《唐岱岳观双碑》原作二种,书以俟考。同治丁卯(1867)秋日,潘康保记”[13]。由此可知,蒋恕斋很可能是清末道、咸、同时期苏州一带的藏书家或书商,他十分重视宋本、旧钞本与名家过录本,曾与韩应陛、管古云、潘秋谷等好友切磋藏书与学问,交往密切。

据上述序跋可知,韩应陛先从苏州好友蒋恕斋处得到卢文弨《周易注疏》校本,后于咸丰八年(戊午,1858)被张尔耆借去过录,韩氏亦收藏张氏过录本一部。经笔者详校,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与湖北省图书馆藏本内容基本一致,差别不大。然二书流传却分两途,前者为清人张作楠收藏,后者与其余7种惠氏过录本一并藏于张尔耆家中,后归湖北省图书馆。

张氏过录本前有卢文弨题识云:

明天启时有钱孙保求赤号匪庵影宋钞本,与毛氏本科段大不相同,今武英殿本略近之,而亦未全是也。今取以校正,称钱本,其殿本称新本。卢文弨识。[14]

卷末有卢氏批校时间云:

大清乾隆四十四年,岁在屠维大渊献,四月十有八日,文弨校。辛丑又五月十一日复细校。

据顾永新先生考察,卢氏曾利用钱求赤《周易注疏》钞本全面校勘《周易》经传注疏,后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获见日本学者山井鼎、物观所著《七经孟子考文补遗》(以下简称“《考文》”),四十五年(1780)又从翁方纲处得见浦镗《十三经注疏正字》(以下简称“《正字》”),于是“兼取所长,略其所短,乃复取所校《周易》,重为整顿”,于乾隆四十六年(辛丑,1781)成《周易注疏辑正》一书,惜今已不存。[15]此与张氏过录本题识所记时间一致,且过录本中每页都有相当数量的批校语,可证确为卢氏校本。

二、卢文弨《周易注疏》所据版本补考(上)

据上述跋文与题识,卢文弨校勘《周易注疏》是以毛本为底本,主要参校钱求赤钞本、清武英殿刻本、山井鼎《考文》中的宋本、古本和足利本等。[16]关于这些版本本身及卢氏的使用情况,学界虽有一定研究[17],然仍可作进一步探讨。今拟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以尚未被学界使用的卢氏《周易注疏》校本为中心(以下简称“卢校本”),就若干问题做进一步细化与补充。

(一)钱求赤钞本《周易注疏》

有清一代,《周易》之宋刻经注本、单疏本和注疏合刻本(即南宋“八行本”与“十行本”)已经极为稀有,绝少有人寓目。而明末清初苏州藏书家钱求赤[18]有一部《周易注疏》钞本(以下简称“钱本”),卢文弨曾得见之。据上文题识,卢氏将钱本与毛本、清武英殿本(以下简称“殿本”)对勘,发现钱本与毛本内容科段大不相同,却与殿本略近之,因而认定钱本保存了宋刻本的文字与款式,判定为“影宋钞本”,成为他校勘《周易注疏》最重要的参校本,然惜已不存。近来顾永新先生藉助卢氏《群书拾补·周易注疏校正》(以下简称“《校正》”)、阮元《周易注疏校勘记》(以下简称“《周易校勘记》”)中所保存的钱本信息、陈鳣旧藏宋刻八行本《周易注疏》所钞配的钱本部分[19](以下简称“陈本”)及清人藏书题跋等材料,对钱本进行了详细考察,最大程度复原其本来面貌,可谓嘉惠学林,最终得出:“钱本并非影宋钞本,而是以宋刻宋元递修八行本和明万历北监本为主体,兼及单疏本和经注本,汇校各本异文重构而成的、新的校定本。”[20]此观点甚有见地。据笔者翻阅,卢校本中有大量如“钱本俱顶格”“钱本连上段”“钱本此在……注下”“钱本至……皆相连”“钱本连前经注”“钱本作某”等不见于他书的校语,透漏出诸多有关钱本行款与文字的信息,可据此作补充讨论。

1.钱本卷首的《五经正义表》、《周易正义序》、《八论》来自单疏本《周易正义》

清人陈鳣曾购得宋刻宋元递修八行本《周易注疏》,前有《五经正义表》、《周易正义序》、《八论》,转钞自钱本。[21]而日本足利学校藏今存唯一一部宋刻宋印八行本《周易注疏》(以下简称“日藏八行本”)卷前却无这三部分。[22]王宁主张钱本这三部分乃是据单疏本《周易正义》钞录。[23]顾永新先生亦指出“陈氏以为《进表》冠于八行本卷首,则非也,陈本卷首《进表》或出自单疏本。因为他未见单疏本,所以无从推断《进表》之为八行本抑或单疏本所有。”[24]李霖先生亦论证了钱本卷首三部分并非出自八行本,而是来自单疏本。[25]以上三家观点大致相同,皆认为钱本的《五经正义表》、《周易正义序》、《八论》来自单疏本《周易正义》,而非宋刻八行本。卢校本的《周易正义序》和《八论》部分既引述钱本异文,又记录钱本行款,可作补充说明。如下:

(1)唐国子祭酒上获军曲阜县开国子臣孔颖达奉勑撰定(序/1b/2)钱本字不收小,无“唐”字,“颖达”二字微小,“勑”与“国”字并,上空三格,卷一首以下并同。[26]

(2)毛本第四行起每行上皆空一格(序/1b/4)钱本俱顶格。

(3)行必协阴阳(序/1b/6)钱本“协”作“叶”。

(4)辅嗣之註(序/2b/9)钱本“註”作“注”,下同。

(5)“今既奉敕”不提行(序/2a/9)钱本“敕”作“勑”,下同。另提一行。

(6)考察其事(序/2a/9)钱本“察”作“案”。

(7)大学博士臣马嘉运(序/3b/3)钱本“大”作“太”,下同。

(8)人名“嘉运”“乾叶”“德融””弘智”字体与正文同(序/3b/4、6)钱本人名略小。

(9)“又奉敕”不提行(序/3b/5)钱本作“勑”,提行。

(10)周易正义卷第一(序/3b/9)钱本无此行。

(11)自此下分为八段(序/3a/1)前一行钱本有“八论”二字。此八论题目,钱本作八行。

(12)“第一论易之三名”上空一格(序/3a/6)“第一”起,钱本俱顶格。

(13)藴邪(序/4a/3)钱本“藴”作“缊”。

(14)上下無常(序/4a/6)钱本“無”作“无”,下同。

(15)易简之义(序/5b/4)钱本“易简”作“简易”。

(16)兼三才(序/8a/5、6)钱本“才”作“材”。

(17)“周曰周易”下无空格(序/9a/3)钱本空一格。

(18)所以卦辞(序/10a/1)钱本亦有“所”。

(19)文武之时(序/11b/5)钱本“武”作“王”。

(20)区域各别(序/12a/3)钱本“各”作“分”。

(21)序末(序/14a/7)钱本有“计五千三百六七十字”。

以上卢氏记录钱本行款10处,异文11处,皆与陈本相同(除第19条外,陈本作“文武之时”)。卢氏《群书拾补》卷前还钞录钱本《五经正义表》,亦与陈本一致[27]。将钱本、陈本的《五经正义表》、《周易正义序》、《八论》与今存唯一一部单疏本《周易正义》(中国国家图书馆藏)[28]对校,发现不同有三:

其一,卢氏指出钱本《周易正义序》中的4处人名字体略小,卢氏据钱本钞录的《五经正义表》中的人名共计24个,字体亦比正文略小,如“志宁”“季辅”“遂良”“那律”“伯庄”“士弘”等。[29]陈本《五经正义表》、《周易正义序》中人名亦皆略小。而国家图书馆藏单疏本《五经正义表》、《周易正义序》中人名字体与正文一致,皆不略小。人名略小为唐宋时期《五经正义表》、《周易正义序》之旧式,国家图书馆(以下简称“国图”)单疏本当系后人所改。

其二,钱本、陈本《五经正义表》、《周易正义序》、《八论》与国图单疏本存在异文。如钱本、陈本《五经正义表》作“尚书右仆射……臣志宁”,国图单疏本作“尚书左仆射……臣志宁”;钱本、陈本《五经正义表》作“运玉衡”,国图单疏本作“运王衡”;钱本、陈本《周易正义序》作“太学博士臣马嘉运,太学助教臣赵乾叶”,国图单疏本皆作“大学”;钱本、陈本《第三论》“周曰周易”下空一格”,国图单疏本则无空格;钱本、陈本《第六论》作“区域分别”,国图单疏本作“区域各别”等。

其三,卢校本指出钱本《周易正义序》、《八论》款式,无“周易正义卷第一”行、有“八论”二字行,陈本同。而国图单疏本则有“周易正义卷第一”行、无“八论”二字行,十行本系统各本[30]亦同,皆与钱本不一致。

综上,笔者推测钱求赤钞录的《五经正义表》、《周易正义序》、《八论》所据的单疏本似是他自己的收藏本[31],此本与国图单疏本存有差异,很可能不是同一版本;亦有可能是钱求赤意图复原宋刻八行本原貌,对钞录的《五经正义表》、《周易正义序》、《八论》文字与款式略作修整。[32]

2.钱本与宋刻八行本的卷数、分卷起止和篇名一致

卢氏《周易注疏》校本中保存了钱本的分卷起止:

(1)周易兼义上经乾传卷第一(1/1b/1)周易注疏卷第一,次题衔名俱与首同,依钱本改。

(2)坤(1/28a/6)周易注疏卷第二,钱本分卷,次行有孔衔名,同前。

(3)师(2/11a/8)周易注疏卷第三,钱本。

(4)大有(2/45b/6)周易注疏卷第四,钱本。

(5)复(3/30b/7)周易注疏卷第五,钱本,宋同。

(6)周易兼义下经咸传卷第四(4/1b/1)周易注疏卷第六,钱本。

(7)损(4/42b/2)周易注疏卷第七,钱本。

(8)鼎(5/33b/4)周易注疏卷第八,钱本。

(9)旅(6/6b/9)周易注疏卷第九,钱本。

(10)周易兼义卷第七,周易系辞上第七(7/1b/1、4)周易注疏卷第十,国子祭酒两行同前,钱本。钱本顶写“周易系辞上”,无“第七”二字,宋同。钱“序卦第十“、“杂卦第十一”皆与此本同。

(11)疏正义曰(7/22b/5)周易注疏卷第十一,又孔衔两行,钱本。

(12)周易兼义卷第八,周易系辞下第八(8/1b/1、4)周易注疏卷第十二,周易系辞下,钱本。

(13)周易兼义卷第九,周易说卦第九(9/1b/1、4)周易注疏卷第十三,周易说卦,钱本。

(14)周易序卦第十(上空一格)(9/13b/3)钱顶格,余皆与此本同,前后不画一,宋板同。

(15)周易杂卦第十一(上空一格)(9/18a/6)钱顶格,余同。

由上,钱本与日藏八行本、陈本皆分十三卷,分卷起止亦一致。此外,毛本卷七、卷八、卷九,钱本篇名作“周易系辞上”、“周易系辞下”、“周易说卦”,无“第七”、“第八”、“第九”二字,国图单疏本作“周易系辞上第七”、“周易系辞下第八”、“周易说卦第九”,十行本系统各本同。唯日藏八行本、陈本与钱本一致,可见钱本篇名与宋刻八行本悉同。

3.钱本与宋刻八行本的疏文分合及起止语相同

由于单疏本《周易正义》没有经注文,故于每节疏文之前加以经注文起止语,以方便寻检。至八行本《周易注疏》合经、注、疏文为一,即依据单疏本所标的经注文起止语,将疏文分附于每节经注文之下,并将解经的疏文起止语删去,仅保留解注的疏文起止语,每节疏文先释经,后解注,此为八行本独有之体例。核对卢氏《周易注疏》校本所引的钱本信息,基本与宋刻八行本一致。如:

注龙德在天(1/7a/3/疏)钱本“注不行至亦宜乎”,凡单疏一二语者,钱本皆概举起讫,恐未是。

此句出自《周易·乾卦》经文“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疏文部分。毛本割裂疏文,并删注文起止语。卢氏据钱本增补,与日藏八行本、陈本一致。然卢氏却怀疑钱本“恐未是”,显然没有见单疏本与八行本,不明八行本释经注之体例。

又如:

象曰六二之动直以方也(1/33b/5/经)钱本“象曰”两段皆连爻辞,下并倣此。

此句出自《周易·坤卦》,《坤卦》共有象辞8段,爻辞7段。明刻诸本(如闽、监、毛本)每段都提行,次行皆低一格。而日藏八行本和陈本15段皆上下相连,不提行,俱顶格。据卢氏所言,钱本象辞连爻辞,不提行,可见钱本不同于明刻本,保存了八行本旧式。

再如:

正义曰古者包羲至取诸夬(8/5a/5/疏)此在“取诸离”注下,此章分十二段。

此句出自《周易·系辞下》第二章,经文为“古者包羲……取诸夬”。日藏八行本、陈本皆分此章经注文为12段,疏文分置于各段经注文之后。而十行本系统各本则离析为15段,亦相应割裂疏文附于每句经注文之下,还把第1段经注文的部分疏文移至此章开头,妄增“古者包羲至取诸夬”八字。卢氏所云与日藏宋刻八行本、陈本同,可见钱本分段与八行本一致。

4.钱本经过校勘,存有旧校语

陈本卷首有陈鳣识语云:

“此所以重钱”,是本(钱本)作“重体”;“故交其钱”,是本作“其体”。下方朱笔校云:“二'体’字,宋作'钱’。”……斯类甚多。且既系影宋钞本,而求赤校语又何以云“宋作某”,皆属可疑。

陈氏发现钱本存有旧校语,故怀疑其“影钞宋本”的性质,此角度十分敏锐,正切中要害。卢校本中亦见此条校语:

重体,交其体(1/3b/7、8/疏)旧校云:二“体”字,宋作“钱”。

卢氏所云“旧校”应是钱氏旧有的校勘语,以此为线索,查阅卢校本的有关信息。如:

自求口食(3/44b/9/经)旧“实”。

此条出自《周易·颐卦》经文,《周易》抚本[33]、建本[34]、岳本[35]、日藏八行本、陈本、永乐本[36]、元刻十行本[37]、阮刻本[38]、殿本[39]皆作“求口实”,而元刻明修十行本[40]、闽本、监本、毛本作“求口食”。宋刻诸本作“实”,而明刻诸本却作“食”,故钱氏很可能据宋本校勘。

又如:

变动相和(9/3a/7/注)旧“相生”。

此条出自《周易·说卦》注文,《周易》抚本、建本、岳本、日藏八行本、陈本、殿本作“相生”,而永乐本、元刻十行本、元刻明修十行本、阮刻本、闽本、监本、毛本作“相和”。宋刻诸本皆作“生”,明刻诸本却作“和”,可见钱氏据宋本校勘。

由上,卢氏所记钱本旧有校语虽不多,但足以说明钱本很可能非如清人所言“影宋钞本”。

(五)钱本文字来源颇为混杂

顾永新先生使用13种《周易》不同版本汇校《周易·乾卦》经传注疏文字异同,得出“八行本和明监本共同构成了钱本异文的主体部分,二者所占份额大体相当,此外间有单疏本和经注本的异文。”[41]卢校本中有诸多钱本异文,部分不见于《周易校勘记》和《校正》,今以毛本卷四为例来考察。

卢氏校勘《周易》使用次数最多的是钱本和《考文》中的宋本(即日藏八行本)[42],故钱本异文大致可分两类:一是钱本与宋本相同,卢氏或曰“钱某,宋同”,或曰“宋某,钱同”,或曰“钱、宋某”;二是钱本与宋本不同,卢氏或仅曰“钱某”;或仅曰“宋某”;或曰“钱某,宋某”。据笔者统计,毛本卷四卢氏共引钱本异文79处,其中与宋本相同的有69处,不同的有10处,今列表于次。

钱本与宋本相同者。(鉴于《周易校勘记》与《校正》已载46条,故仅列不见于二书的条目,共23条),见下表:

而钱本与宋刻八行本不同者,共10条,见下表:

由上表,钱本与宋刻八行本文字相同者69处,占此卷钱本异文总数的绝大部分,足以说明钱氏使用了宋刻八行本进行校勘。然钱本不同与宋刻八行本的文字亦有10处,可见钱氏还使用了其他版本。通过汇校13种《周易》版本文字异同,可梳理出这10处异文之来源。

第1、2、4、7条,钱本不同于宋刻诸本(抚本、建本、岳本、单疏本、日藏八行本和陈本),而与明刻诸本同,尤其与明监本一致。明监本为当时的通行本,钱氏亦曾提及“明兴诸监本,亦可资校勘之用”,可见钱氏使用了明监本为参校本。

第3条,钱本独与宋刻经注本(建本)一致,与其余版本皆不同,暗示出钱氏还参考了宋刻经注本,印证了钱氏题记中所说的“又单注本二”。[43]

第8条,钱本与其他版本皆不同,却独与陈本一致。日藏八行本为宋刻宋印本,陈本是宋刻宋元递修的后印本。[44]此条钱本唯与陈本同,透露出钱本所据的宋八行本大致与陈本类似,为宋元递修后印本,而非宋刻初印本。

第6、9、10条,钱本与所有版本皆不同。此三处钱本阙“也”、“之”字,皆为句末或句中语气虚词,极有可能是钱氏在钞校过程中无意间造成的文字脱落。

第5条稍微复杂。宋刻八行本《周易注疏》每节经注文上下相连,不提行,疏文则一并附于后,以“经文+者”句式为开头解释每句经文。如第5条出自《解卦》,宋八行本经文“解利西南”与“无所往其来复吉”上下相连,疏文解释后一句经文时,先云“无所往者”。而十行本破坏八行本之旧式,将疏文割裂,附于每句经注文之下,开头增“正义曰”。钱氏依据八行本钞校此段疏文时不慎出错,误加“象曰”(此节经文中无“象曰”二字)。卢氏据武英殿本明晰八行本与十行本之区别,纠正钱本讹误,云“钱'象曰’,误,新无”。此为钱氏校勘过程中无意造成的错误,而非版本之间的异文。

以上从行款、分卷、注疏分合与起止语、钱氏旧校语、钱本异文来源等方面探讨了钱本的文本构成。钱本的《五经正义表》、《周易正义序》、《八论》来源于单疏本,保存了宋本旧式;钱本与宋八行本分卷起止与篇名一致;钱本在疏文分合及起止语与宋八行本相同;钱本经过校勘,保留了钱氏原有的校语;钱本文字虽多与宋八行本合,亦有参考明监本、宋刻经注本、单疏本;同时钱氏在钞校过程中存在不慎致误的现象,或脱字,或增字,由此可见钱本文本来源之复杂。由上,笔者赞同顾永新先生的观点:“钱本不是单纯地依照某一版本影钞而来的,并非如清人所谓'影宋钞本’,而是以八行本的卷次、体式为纲目,以八行本和监本为文本基础,广校众本,择善而从,重构而成的新校定本。”[45]上述考察可作进一步补充,丰富我们对钱本的认识。

6.卢氏对钱本的利用与态度

一方面,卢氏颇重视钱本,多据以订毛本讹误,补毛本脱漏,恢复宋八行本的分卷与疏文分合等旧式。

订毛本讹误者。如:

曆数时会存乎变也(5/30b/6/注)歷,疏同,此依钱。

补毛本脱文者。如:

其宜也(4/4b/2/注)疏脱,据钱补。《正义》曰:“'咸其股执其随往吝’者,九三处二之上,转高至股。股之为体,动静随足,进不能制足之动,退不能静守其处。股是可动之物,足动则随,不能自处,常执其随足之志,故云'咸其股执其随’。施之于人,自无操持,志在随人,所执卑下,以斯而往,鄙吝之道,故言'往吝’。”

此段疏文,十行本系统各本皆脱,卢氏据钱本补之,与陈本、日藏八行本、单疏本同。

恢复宋八行本旧貌者。如:

彖曰大哉干元万物(1/8a/2/经)钱本经注皆相连,此下两条在此,后疏。

此句出自《周易·乾卦》彖辞,毛本的经注文共3段,疏文亦分3段,分置于各段经注之下。卢氏将毛本第一段疏文“彖曰大哉干元至各正性命”删去,作“正义曰”,第二段疏文“正义曰”改为“保合大和乃利贞者”,第三段疏文“正义曰”改为“首出庶物万国咸宁者”。日藏八行本此节经注文3段皆相连,疏文3段亦上下相连,置于经注文之后。第1段疏文前有“正义曰”,第2、3段前有“经文+者”句。卢氏所云钱本与日藏宋刻八行本同,沿袭宋八行本之旧式。

另一方面,钱本虽胜毛本甚多,但不是没有任何问题,对于钱本的错误之处,卢氏并不盲从,亦多次订正讹误。如:

退则困险(1/45a/3/注)钱作“困退用险”,讹。

然亦有钱本无错,卢氏误判者。如:

正义曰六四井甃无咎者(5/27b/9/疏)后七字钱无,下五字当有,“六四”二字例不出。

卢氏虽据《周易》疏文的分合体例推断后五字当有,“六四”二字可无。然毕竟未见过宋刻八行本,宋刻八行本疏文解释首句经文时,直云“正义曰”,无“经文+者”句(从第二句经文才有),钱本与宋八行本同,卢氏判断错误。

综上,卢氏虽对钱本评价较高,然亦有怀疑否定之处,可见卢氏不佞古,并非一味信从钱本,显示出“实事求是”严谨的校勘态度,这丰富了我们对卢氏校勘过程的认识。

三、卢文弨《周易注疏》所据版本补考(下)

(二)清武英殿刻本《周易注疏》

清武英殿刻本《周易注疏》十三卷,附《略例》一卷。此本《晋卦》之前所据为文渊阁旧藏宋八行本残卷,其余则为明监本。而就其款式体例来看,与宋八行本多一致。鉴于学界对殿本已有比较全面的认识,[46]以下仅作一些补充说明。

关于卢文弨对殿本(卢氏校本中称“新本”)之态度与利用情况,王宁已作详细考察,所得主要有二:一是卢氏对殿本赞誉颇多,尤其是体例方面值得称道,然亦有不满之处;二是卢氏参考殿本《考证》之处并不多。[47]此结论是否成立?卢氏如何具体利用殿本?试讨论于下。

首先,纵观卢氏《周易注疏》校本中所引殿本信息,可知卢氏对殿本最主要的利用方式是列异文。以毛本卷一、卷五为例,卷一共列殿本异文22处,卷五18处。具体可分8类:

仅列殿本异文者。如:

拥隔(5/10a/2/疏)新作“壅”。

比勘宋本、钱本、殿本异文者。如:

为疑四与三(5/12a/4/疏)宋“谓”,钱同,新“为”。

肯定殿本者。如:

五与二也(1/25a/9/疏)新作“三”,是。

言二所多誉者(8/29b/8/疏)“所”下有“以”,依新改。

否定殿本者。如:

何以参雨为目奇耦者(9/2a/7/疏)新“目为”,非。

正义曰有庆者(4/20a/6/疏)“曰”下有“往”,新添。文弨案,疏读“失得勿恤往”为句,故此上无“往”字。

先肯定后又否定殿本者。如:

斯贱之役(6/7a/4/疏)“贱”上有“卑”,新本,据疏应有。疏非,《困学纪闻》引无“卑”字。

指出殿本与宋八行本一致者。如:

象不言困(5/23a/3/疏)新改“象不”为“应亦”,依钱本、宋本。

指出殿本与古本相同者。如:

已为正配(5/12b/6/注)古“妃”,新同。

指出殿本据李鼎祚《周易集解》改动者。如:

利用之道由安其身(8/13a/7/注)“由”,新“皆”,从李。

由上,或仅列异文、或肯定、或否定、或考察异文来源、或指出改动依据,足见卢氏从多方面对殿本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考察与利用。

其次,卢氏对殿本后附《考证》的引用与态度情况。王宁认为卢氏引据《考证》条目不多的原因是“卢氏的出校原则和《考证》的校勘价值有关”[48],并总结出4个方面:卢氏对郭京等人之说颇不以为然;卢氏主要是对注疏进行校勘,与毛居正等人重视经文不同;基于前人研究成果,卢氏对《考证》所引的石经不复引;卢氏亦不参考《考证》引用的《释文》和参照上下文义进行分析的条目。今据卢氏《周易注疏》校本所引《考证》条目以验证之。

卢氏《周易注疏》校本引《考证》条目确实甚少,仅4条,三条标以“新校云”,另一条为暗引。

九遇揲则得老阳六遇揲(1/3b/4/疏)钱“遇”,各本并同,新校云:“当作过”。

殿本《考证》云:

臣清植按,每四策为一过揲。老阳策三十六,九其四之数也,故为九过揲;老阴策二十四,六其四之数也,故为六过揲。两“遇”字俱当作“过”字,今《折中》定本作“过”。

又:

汉书韩信云(2/15b/1/疏)“云”上有“传”,新校云:“当有”。

殿本《考证》云:

臣良裘按,此非韩信语,“云”字上当有“传”字。

又:

而初时(2/56b/5/疏)新校云:“而,当是'言’。”

殿本《考证》云:

推寻文义,“而”字当是“言”字。

又:

成位至立象也(7/6b/4/注)“至”,新改“况”,从宋,古、足同。

殿本《考证》云:

“况”讹作“至”,依古注本改。

以上4条卢氏未引《考证》郭京等人之说,亦无引石经与《释文》,且多为疏文校勘,王宁分析有其合理之处。然需要补充者有三:

一是对毛居正等人的观点,卢氏偶引之,并非一概刊去。如:

九五之志(2/30a/1)“志”作“事”,毛居正云。

二是对《考证》据上下文意改动者,卢氏亦择善而引,如第1、2、3条,尤其第3条并无直接证据,完全是推寻文义。

三是《考证》据古注本而改,与山井鼎《考文》中的古本、足利本、宋本相合者,卢氏亦引之。

综上,卢氏不盲从,不迷信,既肯定殿本保存宋八行本旧式、改正毛本讹舛脱衍等优点,又比较客观地指出殿本的诸多错误之处,正如卢氏题词所云“(殿本)与八行本略近之,而亦未全是也”。

(三)毛氏汲古阁本《周易兼义》

毛本是卢氏校勘《周易注疏》的底本,鉴于学界对毛本已相当熟悉,此无需多言,仅作一小补充。卢氏《周易注疏》校本中有这样3则校记:

夫子第七翼也(1/14b/6/疏)钱无“也”,校增。

居于天(1/24b/9/疏)钱无“于”字,毛校增。

志存于五(2/30b/6/注)“五”,宋“王”,非,毛校改。

“毛校增”“毛校改”说明卢氏认为毛本经过校勘。然参阅13种《周易注疏》版本,可知上述三处文字并非是毛本校改,见下表。如第3条宋本作“王”,然从永乐本开始,至闽、监、毛本皆作“五”,毛本的底本是明监本,故当承袭底本而来,而非校勘所改。此条《群书拾补·周易注疏校正》云:宋本“五”作“王”,非。按,毛居正云:“'王字误,疏云'以六三之微,而欲行九五之事’,则'五’字是。”[49]据此,卢氏很可能认为毛本参考了毛居正之说而校改,其余两条亦是毛本承袭底本(明监本)而来。

(四)明神庙本《周易兼义》

卢氏校《周易注疏》,除使用钱本、殿本和毛本外,还使用了明神庙本,如:

宠小人似宫人(3/29a/1/注)钱“于”,诸本同,唯神庙本“似”。

说之道(6/15b/6/注)诸本“盛”,钱“道”,神庙本同。

试与各本比较:

卢氏《周易注疏》校本中有关“神庙本”的校语仅上述两条。查阅卢氏其他著作,《经典释文考证·周易音义考证》中出现大量神庙本的信息,其“乾卦·无闷”条云:“明神庙十四年注疏本,后载《易释文》一卷,较通志堂本为胜。”[50]清人多称“明万历北监本”为“明神庙本”,如阮元《宋本十三经注疏并经典释文校勘记凡例》云:“凡与明神庙间国子监本、明闽中御史李元阳本及崇祯间汲古阁毛晋本字有多寡、文有异同处皆详载之。”[51]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云:“《经典释文考证》称'神庙本’,兹从《校勘记》改称'监本’,后并同。”[52]又,臧庸《拜经堂文集》卷二《周易注疏挍纂序》云:“余师卢绍弓学士撰《周易注疏辑正》九卷、《略例》一卷,以校正《易疏》之讹。受读下因,录其切要可据者,为《周易注疏校纂》三卷。家藏明神庙十四年本,后附《易释文》及《周易略例》,每卷首署“皇明朝列大夫国子监祭酒臣李长春奉勑重刊”款式,与毛氏本同,即毛氏所依据者,而讹字较毛为少,往往与两宋本相合,可贵也。”[53]臧庸为卢氏弟子,其家藏神庙本很可能就是卢氏校勘所用之本。据卢、臧二人言,神庙本为明神庙(万历)十四年刊本,有注疏文,后附《周易释文》及《略例》,每卷首题“皇明朝列大夫国子监祭酒臣李长春奉勑重刊”,这些皆与明万历北监本一致,且卢氏所引的两处神庙本异文仅与万历北监本同(见上表),足见卢氏使用的神庙本确为万历北监本。[54]

此外,卢氏《周易音义考证》引神庙本《周易释文》进行校勘,然卢氏所引的神庙本文字与今存万历北监本《周易释文》存在不同。如下表:

前两例卢氏所引神庙本与今常用的万历北监本[55]不同,反而与宋本、永乐本、元刻本同,可见卢氏所据的神庙本讹字较少,优于今存的万历北监本,正如臧庸所言“往往与两宋本相合”。

(五)有关“卢本”问题

卢校本中还出现少量卢本异文(共计15处)。据上文题跋,韩应陛和张尔耆皆因不知“曰卢”所指是何,猜测是后人所增,遂怀疑此校本已非卢文弨原校本。然经笔者逐一核对,此“卢本”乃是卢文弨从浦镗《十三经注疏正字》中转引而来,又据王晓静考察,浦镗《十三经注疏正字》所引“卢本”是明人卢复所辑《三经晋注》本《周易》[56]。举例如下:

贞宜其吉(2/29a/3/注)“吉”下有“也”字。卢氏云:“新也,卢同,古、足同。”

浦镗《正字》此条云:

“吉”下脱“也”字,从卢本校。[57]

又:

往来乃危也(5/42b/2/注)“乃”旁有“则”字。卢氏云:“卢。”

浦镗《正字》此条云:

“则”误“乃”,从卢本挍。[58]

又:

无微不究(8/5a/9/注)“微”旁有“细”字。卢氏云:“卢。”

浦镗《正字》此条云:

“微“当依卢本作“细”。[59]

此外,阮元《周易注疏校勘记》亦不知此“卢本”所指,如《周易注疏校勘记》卷九注文“谦者不自重大”条云:

《集解》作“不自任也”。[60]

此句出自《周易》卷九《杂卦》“谦轻而豫怠也”注文。而查阅李鼎祚《周易集解》卷十七“谦轻而豫怠也”,下文却作“谦位三贱,故轻。豫荐乐祖考,故怡。怡或言怠也”。[61]进而检索《周易集解》全书,并无“不自任也”句,遂不知《周易注疏校勘记》引自何处。参看卢氏《周易注疏》校本,卢氏于注文“重大”二字旁作“任也”,并加一“卢”字。查阅浦镗《十三经注疏正字》,此条作“重大,卢本作任也”[62]。卢文弨转引自浦镗,可见《周易注疏校勘记》没有查阅《十三经注疏正字》与《周易集解》,仅仅依据卢氏《周易注疏》校本,想当然地认为卢氏参考《周易集解》而来。

由上,卢氏《周易注疏》校本中的“卢本”既不是卢文弨本人的校改,又不是后人的增补,而是卢文弨转引自浦镗《正字》,亦可说明张尔耆与韩应陛的怀疑并不确切,此过录本极有可能就是卢文弨原校本,可资研究之用。

四、结 语

清人张尔耆过录的卢文弨《周易注疏》校本或为卢氏批校《十三经注疏》仅存之本,具有相当重要的学术价值。笔者以此校本为中心,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补充探讨了卢氏校勘《周易注疏》所使用的5个版本问题。

首先,对于钱本而言,文章通过分析得出:钱本的《五经正义表》、《周易正义序》、《八论》来自单疏本,保存了宋本旧式;钱本的分卷、篇名、疏文分合及起止语都与宋八行本一致;钱本偶存旧校语;钱本文字以宋八行本和明监本为基础,参考单疏本、宋刻经注本而来;还存在钱氏不慎增脱文字的现象。由此可见钱本文本构成之复杂,绝非单纯的“影宋钞本”,而是一个“重构而成的新校定本”。此外,卢氏虽对钱本评价较高,多据以订毛本讹误,补毛本脱漏,然亦有怀疑否定之处,并非一味信从钱本,显示出较为严谨的校勘态度。

其次,卢氏对殿本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考察与利用,既肯定殿本保存宋八行本旧式、订正毛本讹舛脱衍等优点,又比较客观地指出殿本存在的不足之处。对殿本所附的《考证》,卢氏亦择善而引。

再次,卢氏推测毛本可能经过校改。然通过分析卢氏所据的三处异文,毛本皆承袭底本明监本而来,而非校勘所改。

再者,卢氏使用的明神庙本文字讹误较少,优于今日常使用的明万历北监本。

最后,卢校本中的“卢本”乃卢文弨转引自浦镗《正字》而来,为浦镗所据的明人卢复所辑《三经晋注》本《周易》,故张尔耆与韩应陛的怀疑不能成立,此过录本所据确为卢氏校本。

卢氏《周易注疏》校本所涉问题颇为复杂,以上讨论仅其一端,仍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附记:拙文在撰作过程中蒙武汉大学骆瑞鹤教授、业师罗积勇教授、南开大学李晶副教授审阅指正,北京大学顾永新教授、扬州大学孔祥军教授点拨启发,于此谨致谢忱!

[1]相关研究成果可参见彭喜双、陈东辉《卢文弨研究文献目录》,陈东辉主编《卢文弨全集》第15册,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477—568页。

[2]陈修亮《卢文弨钞校题跋本目录》,陈东辉主编《卢文弨全集》第15册,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73—476页。

[3](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25《卢氏群书拾补序》,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第9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402页。

[4]关于卢文弨《十三经注疏》批校本与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之关系,学界讨论甚多,具体可参见汪绍楹《阮氏重刻宋本十三经注疏考》,《文史》1963年第3辑,第25—60页;李慧玲《阮刻<毛诗注疏(附校勘记)>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87—196页;刘玉才、水上雅晴主编《经典与校勘论丛》,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刘玉才《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成书蠡测》,《国学研究》2015年第35卷,第1—17页。

[5]鉴于相关问题颇为复杂,考虑到文章篇幅,本文重点讨论卢文弨校勘《周易注疏》所据的版本问题,其他问题笔者另撰文详述。

[6]“丹邨子”、“金华张氏”、“翠微山房”为清人张作楠藏书印。张作楠(1772—1850),字丹邨,浙江金华人,清嘉庆十三年(1808)进士,著名天文学家、数学家。所撰著作若干种,汇刻成《翠微山房丛书》行于世。生平事迹见《清史稿》卷478《循吏列传三·张作楠传》,中华书局,1977年,第13064—13065页;(清)阮元、罗士琳等撰,冯立升等校注《畴人传合编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79—480页。

[7]“张柳泉藏书记”为张尔耆之父张允垂藏书印。张允垂(1773—1836),字升吉,号柳泉,清松江府娄县人,嘉庆六年(1806)拔贡,曾任杭州知府,嗜学,藏书万余卷。参引自徐侠《清代松江府文学世家述考》,三联书店,2013年,第854页。

[8]邹百耐《云间韩氏藏书题识汇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页。有关介绍韩应陛生平的文献不多,主要包括(清)张文虎《舒艺室杂著》乙编卷上《读有用书斋杂著序》,清光绪年间刻本;《清史稿》卷507《韩应陛传》,中华书局,1977年,第14001—14002页;高柯立《国家图书馆藏韩应陛藏书题跋考释》,《文献》2010年第4期,第75—88页;李军《松江读有用书斋韩氏家世考》,《中国典籍与文化》2012年第4期,第62—70页。

[9]徐侠《清代松江府文学世家述考》,三联书店,2013年,第855页。

[10](清)张尔耆《夬斋杂著》,《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清人别集丛刊》第23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84—287页。

[11]邹百耐《云间韩氏藏书题识汇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9页。

[12]王国维撰,王亮整理《传书堂藏书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64页。

[13]王国维撰,王亮整理《传书堂藏书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61页。

[14]准确来说,国家图书馆藏本是据张氏过录本的传钞本,故下文所引卢氏《周易注疏》校本内容,皆据湖北省图书馆所藏张氏过录原本,不一一赘述。

[15]顾永新《钱求赤钞本<周易注疏>考实》,《文献》2018年第1期,第52—65页。

[16]此外,卢氏《周易注疏》校本中还出现少量万本、正嘉本、神庙本、卢本的异文,详见后文。万本即明万历北监本《周易兼义》,正嘉本即元刻明正德、嘉靖年间修补本《周易兼义》,经笔者核对,这两种版本异文乃是卢氏转引自山井鼎《考文》而来。至于神庙本和卢本,详见后文。

[17]主要研究成果有谷继明《<周易注疏>版本流变及阮刻<周易正义>补议》,《周易研究》2010年第4期,第39—47页;王宁《卢文弨<周易注疏>校勘研究》第二章第二节《卢文弨校勘《周易注疏》所据的主要版本》,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第16—20页;张学谦《<周易注疏校勘记>编纂考》,《版本目录学研究》第7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07—330页;顾永新《<周易>注疏合刻本源流系统考——基于乾卦经传注疏异文的完全归纳法》,《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第9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8—44页;顾永新《钱求赤钞本<周易注疏>考实》,《文献》2018年第1期,第52—65页。

[18]钱孙保(1624—?),又名容保,字求赤,号匪庵,别号木讷逸人、木讷野人,明末清初苏州常熟人,为钱谦益从弟谦贞之长子。钱氏藏书颇丰,多有校跋。藏书室名“怀古堂”、“竹深堂”,藏印有“钱求赤读书记”、“彭城”、“匪庵”、“钱孙保一名容保”、“钱孙保字求赤”、“孙保”、“钱氏校本”、“天启甲子”、“求赤氏”、“钱印孙保”等。

[19]清人陈鳣曾购得宋刻宋元递修八行本《周易注疏》,但缺卷首和卷一,陈氏从周锡瓒处借得钱本钞录补全,故陈本卷首《五经正义表》、《周易正义序》、《八论》及卷一大体上就是钱本的钞录本。陈本即《中华再造善本·唐宋编》影印国家图书馆藏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刻宋元递修本《周易注疏》。

[20]顾永新《钱求赤钞本<周易注疏>考实》,《文献》2018年第1期,第52—65页。

[21](清)陈鳣《经籍跋文·宋版周易注疏跋》,《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第2页。

[22]日本足利学校藏宋刻八行本《周易注疏》,《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第4辑经部第1册,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页。

[23]王宁《卢文弨<周易注疏>校勘研究》,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第16—18页。

[24]顾永新《钱求赤钞本<周易注疏>考实》,《文献》2018年第1期,第58页。

[25]李霖《宋本群经义疏的编校与刊印》,中华书局,2019年,第231—232页。

[26]为行文简洁,文中凡引用卢文弨《周易注疏》校本处,皆以毛本“卷/叶面/行”表示引文位置,如“序/1b/2”表示毛本《周易正义序》第一叶右面第二行。“卷/叶面/行”前是毛本文字,后是卢氏校语,下皆仿此,不一一赘述。

[27](清)卢文弨《群书拾补·五经正义表》后云:“此表《文苑英华》不载,见明钱孙保求赤影钞宋本《周易注疏》首,今所传梓本皆无之,故备载于此。元本半叶九行,每行十七字。”陈本《五经正义表》则据宋刻八行本款式改为每半叶八行,行十九字。

[28]单疏本《周易正义》仅存世一种,傅增湘旧藏,即《中华再造善本·唐宋编》影印国家图书馆藏宋刻递修本,以下简称“国图单疏本”。

[29](清)卢文弨《群书拾补·五经正义表》,陈东辉主编《卢文弨全集》第1册,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3页。

[30]十行本系统各本《周易兼义》是指永乐本、元刻十行本、元刻明修十行本、阮刻本、闽本、监本、毛本等,详见顾永新《<周易>注疏合刻本源流系统考——基于乾卦经传注疏异文的完全归纳法》,《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第9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1—37页。

[31]据陈鳣所藏宋刻宋元递修本《周易注疏》卷首过录的钱求赤题记曰:“予所获单疏本一,注疏合刻一,又单注本二,皆宋刻,最精好完善者,真天下之至宝也。……庚戌(康熙九年,1670)十二月甲午日记。”

[32]钱本《五经正义表》、《周易正义序》、《八论》与国图单疏本存在不同之处,其缘由或许还有一种可能:虽然单疏本不同版本之间会存在文字差异,亦有可能存在人名略小的单疏本,但单疏本的整体款式应当一致,如皆有“周易正义卷第一”行,无“八论”二字行,而钱本则无“周易正义卷第一”行,有“八论”二字行,钱氏所据的八行本是经过宋元递修的后印本,与陈本略同,因而还有可能是八行本在宋元递修时对这三部分文字与款式略有改动,钱氏承袭而来,然此说并无明显证据,尚存疑。

[33]《四部丛刊初编》影印宋淳熙抚州公使库刻《周易》经注本,以下简称“抚本”。

[34]《中华再造善本·唐宋编》影印国家图书馆藏宋建阳坊刻《周易》经注附《释文》本,以下简称“建本”。

[35]《中华再造善本·金元编》影印国家图书馆藏元相台岳氏荆谿家塾刻《周易》经注附《释文》本,以下简称“岳本”。

[36]《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永乐二年刻本<周易兼义>》,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以下简称“永乐本”。

[37]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藏元刊十行本《周易兼义》,以下简称“元刻十行本”。

[38](清)阮元校刊《周易兼义》,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以下简称“阮刻本”。

[39]《武英殿本十三经注疏》影印天津图书馆藏清武英殿刊本《周易注疏》,线装书局,2013年,以下简称“殿本”。

[40]《中华再造善本·金元编》影印北京市文物局藏元刊明修本《周易兼义》,以下简称“元刻明修本”。

[41]顾永新《<周易>注疏合刻本源流系统考——基于乾卦经传注疏异文的完全归纳法》,《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第9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5页。

[42](日)山井鼎、物观《七经孟子考文补遗》,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

[43]陈本卷前录有钱求赤康熙九年(1670)题记云:“予所获单疏本一,注疏合刻一,又单注本二,皆宋刻,最精好完善者,真天下之至宝也。”此“单注本二”中很有可能就有建本。另,台湾“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南宋福建刻本《纂图互注周易》,此处亦作“蕴渐”,与钱本同。此本的藏书印有“周印/锡瓒”白文方印,可知曾被苏州藏书家周锡瓒收藏,而钱求赤钞本亦为周锡瓒藏品,故此《纂图互注周易》极有可能是钱氏所云“单注本二”的另一本。

[44]顾永新《钱求赤钞本<周易注疏>考实》,《文献》2018年第1期,第63页。

[45]顾永新《<周易>注疏合刻本源流系统考——基于乾卦经传注疏异文的完全归纳法》,《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第9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7页。

[46]顾永新《<周易>注疏合刻本源流系统考——基于乾卦经传注疏异文的完全归纳法》,《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第9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7页。

[47]王宁《卢文弨<周易注疏>校勘研究》,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第19—21页。

[48]王宁《卢文弨<周易注疏>校勘研究》,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第21页。

[49](清)卢文弨《群书拾补·周易注疏校正》,陈东辉主编《卢文弨全集》第1册,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7页。

[50](清)卢文弨《经典释文考证·周易音义考证》,陈东辉主编《卢文弨全集》第5册,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9页。

[51](清)阮元《宋本十三经注疏并经典释文校勘记凡例》,《续修四库全书》第18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86页。

[52](清)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中华书局,1990年,第13页。

[53](清)臧庸《拜经堂文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49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28页。

[54]万历北监本有两个版本:初印本与重修本。重修监本每卷首题:“皇明朝列大夫国子监祭酒臣李长春等奉勑重较刊,皇明朝列大夫国子监祭酒臣吴士元承德朗司业仍加俸一级臣黄锦等奉旨重修。”臧庸家藏神庙本无后一段题名,故当为万历初印本。

[55]目前学界经常使用的万历北监本《周易兼义》是德国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藏本,重修监本是日本内阁文库藏万历年间刊重修本。

[56]王晓静《清代浦镗<周易注疏正字>“卢本”发覆》,《天一阁文丛》第16辑,第72—80页。

[57](清)浦镗《十三经注疏正字》,《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92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0页。

[58](清)浦镗《十三经注疏正字》,《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92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1页。

[59](清)浦镗《十三经注疏正字》,《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92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8页。

[60](清)阮元《周易注疏校勘记》,《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清嘉庆十三年文选楼刻本,第18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47页。

[61](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明嘉靖三十六年聚乐堂刻本,第1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311页。

[62](清)浦镗《十三经注疏正字》,《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92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4页。

【作者简介】

樊宁,1992年,博士毕业于武汉大学文学院,现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文献学研究所讲师。研究方向:版本目录学,清代经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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