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离辩证逻辑的形式逻辑无效
在经济一体化水平日渐提高的今天，无论由普遍的思想洁癖和道德洁癖导致的互害人际关系怎样不堪，不同分支文明在文化上的主动或被动融合都更频繁了。
这种文化互动格局，产生于人的主观能动性持续发挥的累加效应，是人类文明一体化融合加速的标志，内含变被动下意识融合为主动融合之意，但其中真正具备相应理论终极创新能力的，显然只有一直积极致力于此的中华文明，和经过融合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新中国——随着中华民族日益全面复兴的确定性日渐明显，意味着哲学终极创新关键蜕变节点的日益临近，终极哲学必将适时以通俗易懂和极具可执行性的终极方略面目出现。
关于终极方略，具备主观能动性的人类一直在尝试建构，有迷信的，有宗教的，有文化的，有哲学的，更有政治的……但其中具备终极执行力的，一定是现实性的，比如天下大同，或者是共产主义，其他超现实的方略，比如宗教迷信等，都是空中楼阁，只能通过麻醉的幻觉愚民罢了。
现实性目标设定容易，但实现终极目标的终极方略建设难，因为其中的全部可执行性建设需要历史级的时间成本，也就是人类从人之初的蒙昧到整体终极成熟这一整个过程。人类至今总算看到终极实现的希望了。
方略的可执行性部分属方法论范畴，就是过去说“重视过程，不在意结果”中的过程性方案。相对于畅想结果的容易，具体执行过程存在阶段目标的递进成熟与反复建构方案的一致性，宗教迷信等超现实方略缺乏的就是可变通的一致性，因此是等死的哲学。
正因为有政治一直在利用其他超现实方略干扰人类现实的大同追求，所以大同理想在实现过程上一直存在可行性创新难问题——虽然一直无果，但又总避免不了有人在想——所以如何高屋建瓴地想清楚具有终极可执行性的过程性方法论，借鉴古今中外跨越两千多年不谋而合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的天下大同和共产主义的实践经验，具有全部的现实可行性。中华文明现实可期的全面复兴，正雄辩地说明这一点。
显然，只有透过天下大同和共产主义这两个极具理想化思想体系的现象背后的共相，领悟其中的本质，再结合实践进行（方法论）理论创新，这样的创新才具有终极性，也只有结合这种创新的实际运作，才能直接促进旧政治所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统治阶级——的必然消失。当然，被统治阶级也必定随之同时消失，天下于是大同。
考虑到思想趋同只须理论统一即可，所以共产主义会比天下大同要再晚些时日才能真正实现，因为区别于天下大同实现的心同前提，共产主义的实现却必须是机制与体制的全面成熟才行，而这中间的过渡理论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基于经济学原理推导共产主义的理论空白点。
因为有理论空白未补，所以那些历史一贯承接下来的统治阶级就没有主动退场的意思，这在表面上当然也与被统治阶级的集体性愚蠢并未全然消除有关，因此社会运行仍必须有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区分，这当然为各种利益集团的暂时存续维系着岌岌可危的合理性，所以距离人类终极理想的实现，其实只差可普及的终极哲学的适时出现而已。
可预见的是，可普及的终极哲学一旦出现，必带动哲学整体实现常识化转向，所以终极哲学理论创新内容必须以符合常识标准为目标。
前面我已经反复论述过，哲学要实现常识化，必以全面瓦解旧哲学的专业性为前提——瓦解旧哲学的专业性，必以调和西方哲学的内在先天分裂为前提——调和西方哲学的内在先天分裂，必以彻底瓦解不能摆脱形式逻辑束缚的唯心主义哲学为前提——终极瓦解唯心哲学的分裂，必以充分认知哲学的整体性为前提。
世上对哲学整体性论述相对全面的，一是中华道文化，二是古印度佛学，如今这两种思想共存于中华文化，所以充分挖掘中华传统文化精华，于人类文明终极进步的重要性便可想而知。
因为上述层层递进的前提批判中间有西方哲学，所以用西方哲学重新正确解读中国传统文化便显得至关重要，一旦解读成功，便是通过互译实现西方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双重常识化，这样建立的新思想，当然具备直接劝降旧统治阶级的能力。
在这样的文明发展趋势中，只要有了常识化视角，就很容易发现，在个体层面实现思想圆融的偶然性和可能性当中，其实也一贯隐含人类集体实现思想圆融的必然性。真懂辩证法的人，很容易理解这其中的现实性和必然性，这种认知杂合着唯物辩证法的两对范畴，显然是摆脱不了形式逻辑束缚的唯心思维想不到和接受不了的。
考虑到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是通过颠覆唯心主义辩证法得来，所以在不曾系统研究逻辑学的情况下，我依然断言，关于逻辑学，尚有不曾被发现的理论空白待补，不然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的冲突不能不可调和。
通过常识化和普及化视角，我们会轻易发现，融合之后由哲学所代表的人类主观文明将呈现显而易见的整体性，反观不能融合的旧文明格局，虽然不具备显而易见的整体性，但是人类文明于人，显然只有一个，只是思辨能力差的人总是忽略这个关键命题而已。
擅长用哲学反思的西方文明，或者是实际的反思推进不到这个层次，或者即便反思到了，也要因立场局限而狂妄地以自家文明为主来覆盖旧文明格局，可惜恰因自身文明内核的先天分裂而一直有心无力，因为他们连一个欧洲大陆都统一不了，所以只能由别人替他们完成心愿了。
只要不同分支文明间的文化互动依然在进行，差异化语言与思想间的互译便不能停止。考虑到持续互译必在结果处有一个现实可期的终点——人类整体和谐的终极理想需要这个终点——所以才迫切需要通过哲学终极创新加快催生这个终点的到来。
从大同的角度，哲学终极创新必以常识化为标准，以促进哲学的常识化转向为标志。哲学一旦实现常识化转向，便意味着哲学教学在方法论上的终极突破，而教学的本质就是通过语言文字交流信息内含的思想，所以哲学在方法论上的终极突破必以语言文字的创新为指向，但语言文字在量上的创新空间早已不大，反而越多越增加互译的难度，所以只能在质的方面重新着力，因为人类从来没能终极克服不可知论的漫延。
语言文字的质是什么？当然是思想，但哲学本身就是思想，所以说用哲学创新去促进思想创新是无聊的循环论证，所以哲学创新只能在语言文字所代表的思想与哲学的本质——实际上是语言本身的本体——方面的创新，那剩下的，自然就只剩下思想当中隐含的逻辑线条了，所以逻辑就是语言的本体，所以哲学的思想创新只能在方法论上进行。
现在看，无论是语言的本体，还是世界的本体，哲学对此从来没有任何创新，只是对形而上的本质的发现与感知而已，是谓存在与意识的关系而已。
前面我们已经大量论证过了，逻辑于人是先在性存在，当然无新可创，所以逻辑才是思想背后最稳定的标准性存在，所以所谓的哲学创新发展，不过都是人对逻辑本身的认识视角的适当调整而已，比如承认逻辑与规律具有一样的先在性，和对人类文明发展具有同样的单一指向性，承认西方哲学早期的逻辑与理念与道和梵具有一样的语言和自然文明的双重本体属性等等。
有了这种跨人类文明与自然文明的双重属性，人类再解读自然文明，就无须通过虚构上帝来营造低层次的自圆其说了，尤其逻辑的单一终极指向性，是唯心主义僵化静止思维的死敌，因而能彻底瓦解一切神的存在基础。这样解读逻辑与哲学，是哲学常识化的关键前提，当然也就可普及性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现在我们还可以达成这样一个共识——除了方法论可以有创新之外，哲学从来不创新，只是发现真理，而方法论的创新就是列宁所说“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改变世界”的唯一工具。
相对于哲学的不创新，科学本身也只是发现而不创新，但科学发现之后会关联有技术创新，所以技术创新之于科学，显然与方法论之于哲学同义，可见科学一旦与技术分开后，便自然与哲学合体，都是人生的基本内容——发现本质。
为更好地发现本质，人类必须时刻追求两个创新，一个是主观方法论的创新，一个是客观（技术）方法论创新。如果考虑到方法是思想，与行动虽然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但从方法不脱离人而存在的角度，方法亦是一思想活动，所以任何技术创新与科学本身从来都同质化于哲学，所以科学只能附属于哲学，人类一切知识自然都是广义哲学。
那些将科学孤立于哲学之外的人，之所以会犯如此严重的认知错误，本质上仍在于不能主动摆脱形式逻辑束缚的结果，他们不能理解哲学过长的实证周期，误以为哲学不具有实证性，因而盲目崇拜科学的实证性和技术创新所必然带来的财富迅速累积效应而已。
显然，他们不懂哲学在方法论上的无用之用才是最大之用，由此可见，无论是认识世界，还是认识人本身，虽然离不开形式逻辑的基础支撑作用，但脱离辩证逻辑的形式逻辑对于本质的论述根本无效。
如此正确厘清科学探索与技术进步的关系，想来内心澄明的人会越来越多，专心于技术创新的人自然会越来越多。随着财富的累积效率越来越高，常识化哲学即便不能主动说服旧的既得利益阶级，一旦物质极大丰富了，既得利益阶级的变态存在感也会越来越少，因为不在乎财富曾经的畸形优越感的人会越来越多……
所以人类必须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