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门尼德的功过是非（连载之十八）
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认为，只要不能终极厘清形式逻辑只是辩证逻辑的局部，那么人类就无法因为主客观两个本体论创新终点的明确而建构终极可知论，因而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所谓的可终极自圆其说的理论创新终点，只是哲学方面的，不是科学方面的。关于物质世界的本体是什么，要待科学帮人类实现物理自由之后才可能确定，或者根本不需要确定，因为物质的本体具体是什么，像现在人看宇宙边界一样，在人的语境中一定具有明确的或然性，因为任何语境的建构都隐含一致性边界，所以人的物种只要能永生，那么广义哲学的开放性是否能够因终极客观存在本体的发现而封闭，就变得无关紧要了，只要狭义哲学的开放性能够因逻辑这个主观存在本体的发现而封闭就好。透过这样全新的本体论视角再看西方哲学内部，之所以会有诸多互不相容的本体和本体论认知，其全部逻辑内因都直接指向——在名实关系上，“存在”这个概念先天与语境配套的绝对主观化内涵一直被人为错误地相对化解读了。具体而言，就是主张“没有任何东西是处于变化状态之中的”巴门尼德带给西方文明的绝对认知错觉——只要相信赫拉克利特“万物都处于不断的变化和流动之中”的人无法从逻辑上推翻对方的立论依据，那么整个西方文明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都必然知行合一地受困于此，也就是巴门尼德所谓，人的感觉在欺骗我们，而理性是正确的，我们必须相信理性。我们是相信理性，但盲目相信肯定不行，用哲学常识化转向视角看，巴门尼德的功在于此，过亦同步在于此，因为相信理性虽然没有错，但在非终极文明状态下，尚不能排除感觉感性在认知机制和机理上的不确定性，就盲目排斥感性潜意识感知过程对理性显意识认知在逻辑运作机理上的先在性前提支撑作用，结果必然导致因强名而来的具有整体一致性的概念体系陷于人为的分而不能合的尴尬状态。这里必须要再次强调，我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机会具体而微地批判先贤们的认知误区，恰是因为有机会站在众多先贤肩膀上的缘故，而我之所以能有此机会，也是因为基于特定机缘下的系统思考让我发现，感性和理性从来具有本体论意义上阴阳互根于同生共死的因果一致性，正因为西方哲学界一直缺乏这种终极思辨能力，所以这也是西方哲学即便掌握了相对精准的逻辑分析能力，也一直只能割裂人的主客观一致性认知而不能自拔的全部逻辑内因，这是在先天分裂基础上的主观再分裂，只有终极辩证法才能终极弥合之，所以我感谢西方哲学为我提供了这样的机缘。通过对比可以发现，中国的道家思想和古印度佛学分别以阴阳、生死二元对立认知追求分而后能合，但西方人的二元对立认知却根本分而不能合，包括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也不行，原因就在于，马克思虽然有效地借助和颠倒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但他们的辩证法体系的理论基础当中共同缺少的，首先是终极本体论，其次是与终极本体认知相关的至关重要的阴阳互根性认知，也就是我所谓的二元对立概念之间的同生共死性，这是与终极可知论直接相关的分而能合于万法归一的根本逻辑前提。从感性感知与理性认知的平衡需求看，中华文明虽然相对成熟于做人的温和，但诱变现代科技文明的历史机遇，却只专属西方文明，因为事实证明，只有执著于对二元对立概念分而不能合的形而下学思考，人类的逻辑认知才能被领入和发现宏观和微观物理世界的多维结构，因而只有中西方哲学思想之间才具备完美的终极互补性，只不过执著于形而上学思考的中华文明必须在近现代招致被武装入侵的文明悲剧，然后才能在逐渐彻底抛弃与政治相关的文明糟粕之余，在与西方文明精华进行反复的深度融合中走向复兴，同时把人类整体文明带向终极主观成熟。这样再看整个不能自圆其说的西方哲学史，一直在形式逻辑的错误指导下，南辕北辙地盲目追求世界的单一存在本体，不懂“存在”于人具有辩证的主客观一致性，是他们建构不起终极本体论认知的全部认知局限所在。明白了西方文明在认识论层面始终无法终极自圆其说的全部逻辑内因之后，自然不难理解，在当前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格局下，西方政治和宗教仍能用源自古罗马的原始奴隶制宗教文化愚民的历史一贯性。这样就不难发现，欧洲原来是封建制国王遗存最多、影响力最大的地方，其中体现的，不但是人类整体苟且的不同深度，而且透过政治斗争在妥协方面的普遍性和历史必然性，还不难发现，原来中国在周朝开始用尊尊亲亲理念排挤宗教伦理干政，反而是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是摆脱整体苟且能力最强的，所以我在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中早系统论证，中国传统的君主制早已具备共和制内容，因此再搞君主立宪就是倒退，这当然也是与马克思主义融合于社会主义共和的内在推动力。用叔本华的观点，政治势力无论多么强大，最终必须向现实的弱势群体妥协，这似乎很可笑，但对于道德的强大约束力而言，这就是在非终极文明条件下人际间最正常的低层次知行合一状态，因为对于不能自圆其说的民众来说，把自身的主体性不自觉地向政治进行层层异化，以维持人的社会性存在的整体一致性，根本不需要理论自觉，因为这种行为自觉与社会性动物的行为自觉并无二致。相对于这种人格异化的历史必然性，任何政治领袖及其集团、组织都是这种不自觉的人格异化控制下的衍生物，甚至也可以说是牺牲品，因为他们要主导全社会层面的利益分配，只有主动把自己的人格分裂到政治无道德的境界，他们的治理才能通过权谋的恰当运用而维持难得的稳定，否则就只能在直接害人害己中把自己所拼命维系的政体导向毁灭，如何正确把握这其中的辩证边界，同样考验政治参与者的智慧。这也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直接原因，因为人民群众是个很宽泛的概念，既包括统治阶级，又与统治者对立统一于同生共死，这才是旧哲学未曾论及清楚的认知边界，关于人的社会性存在的一致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