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八年祭：还要多少灾难才能让人铭记你是生命线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一个永远不能忘却的时刻：四川汶川发生里氏8.0级特大地震，数万生命罹难，数十万同胞受伤，数千万人民受灾。此次地震震级之高、破坏之巨、波及之广、营救之难，历史罕见。国有殇，中华齐哀，举世同悲！转眼8年过去了，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卫星与网络》曾经的这篇社论仍然扣动心弦，引人深思。
逝者已去，生活还要继续。面对频发的天灾与人祸，如何在未来的日子里给生命以更加有力的卫护，这是浩劫向我们发出的诘问。
捍卫生命，保护家园，不仅需要爱，需要勇敢，更需智慧与力量。而卫星通信，就是一股凝聚着人类智慧，极大提高人类抵御灾害能力的强大力量。
危急时刻，你是生命的诺亚方舟
信息是与物质、能源同等重要的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三大基本资源之一，而作为沟通信息的通信，其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特别是在危急时刻，通信是通报灾情、疏散群众、实施救灾的关键环节。长城的烽火，马拉松的勇士，无不昭示应急通信的重要性。
灾难形态不一，但是它的加害手段却惊人的相似，那就是率先阻断通信和交通，把生命逼入另外的绝境。汶川地震发生后，灾区有线通信光缆应声而断，5400多座移动通信基站受损，幸存的基站也因电力中断而瘫痪，一时间，手机、电话、网络等常规通信全部中断，灾区许多地方特别是重灾区与外界失去音信，成为“孤岛”。那一刻，无论是外界的呼唤，还是灾区的呼救，又怎能穿越万水千山？
我们要感谢美国科学家，是他们在1946年用雷达把电波发射到月球，并第一次接收到它的回波。这次试验为人类通信跨越时空桎梏开辟了全新的道路。此后，人类把目光投向辽阔的太空，在那里构筑起新时代的烽火台——卫星。由于卫星通信覆盖面大、无缝隙覆盖、在覆盖区内无通信盲区、对地形和距离不敏感，使人类第一次有了一种不受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和时间限制的崭新通信方式。这一新技术极大地提高了人类探索自然、抵御灾害的能力。
在汶川地震抗震救灾中，卫星通信设备是首批运送的救灾物资，也是空降兵首批空降时携带的最重要的设备。震灾发生后，全国通信行业共向灾区投放979部卫星电话，391台应用卫星通信技术的应急通信车以及大量转播车。其他行业、部门拥有的卫星电话也大量向灾区集中、向救灾工作集中。此外，救灾部队还配备了1000多台“北斗一号”卫星终端机以及一定数量的军用卫星电话。
5月13日7时15分，汶川县委书记王斌向上级部门打通了第一个卫星电话。在隔绝了近20个小时后，外界第一次获得了灾区的音讯。
5月13日21时06分，经过1个多小时的水路和7个多小时的徒步跋涉，中国卫通有关领导亲自带队赶往灾区一线，并派工作人员将10部卫星电话送到震中映秀镇，向外打出了第一个电话。
接下来是茂县，空降的卫星电话在震灾发生两天后终于使该县有了对外联系的信息通道。
随后，白川和平武两县也开通了卫星电话。
有了卫星电话，失散的“孤岛”被一个个找到。
有了应急通信车，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传统电信运营商的移动基站得以开通，灾难中的人们终于能用手机通过卫星联系到了外面的亲人。
一部部卫星电话，一个个卫星通信终？端，组成生命的诺亚方舟，为通报灾情、转移群众、实施救援提供了及时准确的信息，在抗震救灾中发生了关键性的重要作用，再一次在危难时刻显示出科技的强大力量。
同样是通过卫星通信，在灾区采访的记者不断传出新闻文字稿、图片和视频，向全中国、全世界如实、及时呈现出灾情的残酷、灾难中人们的大勇与大爱。
担任抗震救灾前线救援总指挥的某集团军首长对温家宝总理说过这样一句话，表达了灾难中的人们对卫星通信的认识和评价：“目前只有卫星电话打得通，卫星电话是我们抗震救灾的生命线！”
在中国，卫星通信成为抗灾救灾的生命线，早已不是第一次。
今年年初， 50年一遇的大范围持续雨雪冰冻灾情肆虐大半个中国。在移动通信中断、固定通信网络受到破坏的紧急情况下，是卫星通信支撑起应急通信网络的畅通。
2006年初，受南海海域发生强烈地震影响，多条国际海底通信光缆发生中断，造成中国大陆至中国台湾地区、美国、欧洲等方向的通信线路大量中断，国际及中国港澳台互联网访问质量受到严重影响。不久，电信、网通启动了基于卫星通信的应急通信保障。
1998年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洪灾，湖北嘉鱼江堤溃口。关键时刻，上级调配来一部国际移动卫星电话，确保了嘉鱼抗洪救灾的通信联系。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卫星通信在灾难中给了我们力量和支撑。问题在于，在灾难之前甚至在灾难过后，会有多少人想起这个英雄？
应急核心，你却始终是最薄弱的环节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疫情、海难、洪水、地震、火灾、交通事故……灾难总是会和地球人如影随形。据统计，我国每年因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和公共卫生、社会安全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逾百万人，综合经济损失高达六、七千亿元。如果这些灾害和事件应对及时有效，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都将大大下降。
进入21世纪，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系列重大危机，如“9·11”事件、“非典”暴发、禽流感流行以及印度洋地震海啸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加强重大危机应对工作势在必行。
在“应急”吸引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政府的目光之时，2003年“非典”之后，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加快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机制建设的重大课题，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提高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此后，全国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编制工作迅速展开。经过几年的努力，各级政府从上到下建立了应急管理机构，先后制订和颁发了《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等一批法规、《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等21项专项应急预案，以及《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应急管理工作的意见》等重要文件，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全面展开。
通信联络是应急管理实施的基础和保障。正因为如此，应急通信体系成为各国应急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关键环节。在紧急情况下保持通信联络畅通，不仅是国家对重大事件反应能力的标志，而且也成为当今综合国力的象征。而卫星通信则是全球公认的应急通信响应机制的核心。近年来，特别是“9·11”事件发生以来，美国、欧洲、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对减灾领域的卫星通信技术应用展开了大量的研究，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灾害监测、预报和减灾应急通信系统。此后，卫星通信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屡建奇功。
2005年登陆美国的卡特里娜飓风造成地处墨西哥湾沿岸的路易斯安那州和密西西比州的地面通信系统严重损毁，大约有300万用户的电话通信中断，38个911应急呼叫中心失灵，造成2500多万个呼救电话无法接通，以及成千上万个家庭的有线电视中断。然而在地面通信基础设施被飓风严重损毁的情况下，卫星通信却畅通无阻，在救灾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英国，自2002年起，卫星通信开始成为英国消防部门应急指挥不可或缺的手段(注意，是不可或缺，而不是灾情出现时的赠送和补充！编者按)，在2007年抗洪救灾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日本建立了覆盖全国的防灾通信网络体系“中央防灾无线网”；美国和欧洲凭其在空间领域的科技优势，建立了卫星通信网络系统。在这些国家，卫星通信在应急通信体系中的核心地位，通过政府投入、政策支持和技术研发等硬措施得到了落实。
反观我国，卫星通信尽管是公认的应急通信的核心，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却始终是我国应急体系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说它薄弱并不抽象——
汶川地震发生后，灾区与外界长时间失去联系。背后的原因是在四川，县一级政府没有配备卫星应急通信设备，县以下的乡、村则更是无从谈起了。而四川的情况，则是全国基层的缩影。我国应急通信从上世纪80年代即开始规划，但是由于资金投入严重不足，时至今日，各地特别是县以下普遍缺乏应急通信设备，没有能力支撑较大的应急通信任务。1993年，青海玉树雪灾，由于通信不畅，一位村干部轮流骑两匹马到乡上求救，因雪后难行，走了四天四夜才赶到乡政府。乡政府又以同样的方式、花了同样的时间将灾情上报县里，致使灾民在受灾一个多星期以后才得到救援，损失惨重。1996年云南丽江地震，由于通信中断，使得灾情信息48小时后才报到北京，极大地延误了救灾的黄金时间，造成部分灾区受损极大。
参与汶川地震救灾的交通、卫生、公安、电力、部队及媒体所使用的卫星通信设备许多都是由通信企业临时“支援”的。这说明，不仅地方而且各个系统普遍缺乏卫星通信设备，无法在第一时间组建有效的应急通信网，满足应急的需要。
在救灾的关键时刻，5月14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传来消息，将紧急进口1000部卫星电话，作为支援灾区的备用通信物资。与此同时，国内唯一经国务院授权的海事卫星业务提供者交通部中国交通通信中心也紧急进口海事卫星终端设备。这两条讯息除了反映我国应急通信设备储备捉襟见肘的窘境之外，更反映了我国卫星通信设备和技术上的薄弱——从卫星到终端，对外依赖严重。特别是VSAT小型地球站设备，除天线外，国内市场几乎全被国外产品占据，而且国内产品与国外产品水平的差距正逐渐加大；在卫星通信空间资源上，目前在轨运行的卫星，除东方红三号卫星外，都是国外制造的。导致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应急时人人皆知“用兵”，而平时无人顾及“养兵”，使得我国卫星通信业发展举步维艰。随着应急事业的发展，全球卫星通信市场一直在稳步增长。在美国，卫星通信已占社会全部电信收入的7%。2006年以来，随着国家一系列应急体系建设措施的实施，人们普遍认为这对于卫星通信业来说不只是一般的“利好”，而是将很快迎来行业的市场“井喷”。然而预期并未成为现实，至少眼下还未成为现实。目前在我国，卫星通信仅占社会全部电信收入的万分之七，刚好是美国的1%！
有一个例子从一个侧面说明，为什么一方面卫星通信在救灾应急中越用越火、而卫星通信行业的市场之路却越走越窄：在年初抗击南方雨雪冰冻灾害的斗争中，国内主要某卫星通信企业，不仅无偿提供卫星通信终端，而且每个终端还要充上2000元通信费。如果救灾中应急通信设备主要靠捐赠来获取、卫星通信企业主要靠捐赠来发挥作用，这个已经被推向市场的特殊行业究竟还能走多远？
痛定思痛，我们能否从此筑牢应急通信防线
灾难使人反思，从而让人们汲取经验教训，获得智慧和力量，这是多难兴邦的真谛。实际上，卫星通信之所以成为应急通信的核心，不仅源于技术的优越性，更源于人们在灾难中获得的教训。
1992年，“安德鲁”飓风袭击佛罗里达州，蜂窝网络和无线电广播瘫痪，惟一可以使用的是卫星网络。此灾过后，佛罗里达州的应急管理部门痛定思痛，很快在全州增设了一个卫星通信系统，使之成为应急通信的核心。此后，美国建成了以卫星网络为核心的应急通信网。“9·11”事件以巨大的灾难给全世界以深刻的警示，也为应急通信卫星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动力。从那时起，世界各国日益认识到卫星应急通信的重要性，开始重新设计应急通信发展战略，大力发展以卫星通信为核心的应急通信体系。
在我国，灾难也不断发出同样的提醒。在每一次灾难发生的时候，人们都把救助的目光投向卫星通信，不断给卫星通信加上“英雄”、“生命线”等称号。然而，尽管1970年我国东方红卫星就已经上天，尽管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实施331卫星通信工程，尽管1984年我国第一颗同步通信卫星就已发射成功并投入使用，但是最近十几年来我国卫星通信业一直处于缓慢发展甚至停滞下滑的状态却是不争的事实。
卫星通信业“薄弱”的背后，原因究竟何在？为什么接踵而至的灾难推不动它的起飞？
就在抗震救灾的关键时期，5月15日，国防科技工业局组织专家就利用卫星资源进行抗震救灾开展了业务研讨并进行了工作部署；次日，第40届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在北京举行，来自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委、来自中国卫通等企业的负责人及专家学者就应急通信进行了深入讨论。这些研讨向我们揭示了制约我国卫星通信事业发展、制约我国应急通信体系建设种种问题。
首先是卫星通信的市场化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卫星通信的市场化问题一直困扰着从业者，寻找卫星通信的市场空间和商业模式似乎成为了市场化思维下的必经之路。更有甚者提出，国家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再把整个卫星事业养起来，卫星企业必须面向市场找饭吃。这些年来，卫星通信在公益性的社会责任要求与市场化的生存要求夹逼之下，一路走得十分艰难，与国外同业的差距越拉越大。专家指出，卫星是国家关键的基础设施，卫星通信业是战略性产业，对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特别是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幅员广阔的国家，发展卫星通信，对推动农村地区、老少边穷地区的经济发展，提高全国范围的知识化、信息化水平和人民生活质量，具有十分深远的战略意义。由于卫星通信业具有投入大、产量少、科技含量高、原材料贵的特殊行业特点，离开政府的引导和支持，单纯依靠市场力量难以保证技术、业务创新及其产业化持续健康的发展。世界各国的卫星通信，特别是应急卫星通信，主要靠国家投入，靠政府和军方采购，以此支撑其发展。专家呼吁，不应过快地、不适当地强调卫星行业的市场化而忽视了政府政策、投入扶持的重要性。
其次是卫星通信业发展的体制问题。
条块分割、各自为战一直是我国信息产业的一大顽症，卫星通信业也不例外。尽管这一行业规模不大，但是归属部门众多，政出多头，资产、队伍分散，呈现出典型的“小而散”、各自为战谁都想做大做强，最后将国内卫星通信市场不断拱手让给国外卫星通信系统的局面。专家建议，国家要从战略高度统筹规划全国卫星通信业的发展，首先要打破卫星通信业的内部壁垒，对国有卫星通信资产进行重组合并、减少运营商，建立产业联盟、标准体系和业务平台，形成一批具备较强竞争实力的运营企业，在开放和竞争的市场中发展壮大；其次要打破卫星通信业与广电行业之间的壁垒，推进卫星通信业与广播电视业务的融合，突破原有业务桎梏，开拓新的市场空间，寻找新的业务增长点，形成可持续发展动力。
第三是应急通信的定位问题。
据专家介绍，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均把应急通信当作通信形式的补充力量来建设和管理。在管理模式上，都采用集中式管理的方法，一般都是由国家赋予国有主导电信运营企业承担。企业按照国家的要求进行建设和保障，而大量的科研和应用费用，由国家国防部门统一调配、安排和列支；产品和服务，也主要由政府和军方采购。美国的应急通信主要用于政府的调配保障，企业很少进行经营性活动,主要用于对外战争、情报收集和联络、对内局势的控制以及应付各种突发事件和各种自然灾害等。日本的应急通信亦为配合国家的重要行动，由国家财政赋予使命，企业承担运作。在我国，政府管理部门仅有少部分的应急通信保障资金投入，主要是用于日常管理经费的开支，应急通信装备的研发、购置和维护主要由基础电信企业承担。专家建议，在继续鼓励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同时，要立足我国卫星通信业发展稚弱的实际，把应急卫星通信设备和技术的采购和使用纳入各级政府部门和相关社会组织的应急管理体系，以县乡基层为重点，加大投入，尽快构筑起我国应急通信的坚强防线。
全文完 《卫星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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