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词话》中全文移植及作者创作的散曲达到一百余首，多用于各色人物在各种场合的咏唱。透过这些描写我们看出，散曲艺术在明代已经渗透到了市民社会的各个角落，在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是一种攀高结贵的手段，是现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实用工具，还可以用它来褒贬人物，彰显好恶。散曲在《金瓶梅词话》中也具有重要的文学功能：成功地表现人物的内心幽隐，推动情节的发展，暗寓人物关系、人物命运以及烘托气氛等等。《金瓶梅词话》对散曲的大量移植，不仅增加了小说本身的可读性，而且大大增加了它的史料价值与民俗价值。《金瓶梅》是产生于中国十六世纪的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小说，这已成为金学同仁的共识。这种评价在很大程度上是就其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广泛性、丰富性而言。而《金瓶梅》作为一部通俗的市民艺术作品，其中又涵容了诸多其他艺术的因子。《金瓶梅词话》中所包容的各种市民文艺形式以及它们相互间的关系问题，也即《金瓶梅》对当时流行的各种为市民大众喜闻乐见、在市民社会影响甚巨的其他文艺样式的吸纳借鉴，学术界的研究还远远不够。有鉴于此，本章以《金瓶梅词话》中所援用的散曲为切入点，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据粗略统计，《金瓶梅词话》中全文抄引及作者创作的散曲达到一百余首，涉及的回目在五十回以上。散曲在小说各回中出现的情况不一，少则出现一次，多则如小说第八十三回达到七首，第八回达到八首，从而使散曲成为这部小说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金瓶梅词话》中的散曲，一部分属于抄引他书的，大多来自于《词林摘艳》《雍熙乐府》等曲选曲集，个别抄自《太和正音谱》《南九宫十三调谱》等曲论曲谱著作中，但作者却并非一字不动地原文照搬，而是或多或少地进行了改动加工；另一部分是作者根据小说情节发展或人物形象塑造的需要，在某些场合为小说人物安排的唱词，属于作者的自度曲子。在《金瓶梅词话》中，散曲大多是用于人物吟唱。从吟唱者的身份来看，其阶层十分广泛。其中有如西门庆这样的官僚，如小说第二十回他曾于李家妓院用一支《满庭芳》大骂老鸨背地里让自己包占的李桂姐接待其他嫖客，发泄心中的怨怒；第七十九回他在弥留之际，用一支《驻马听》给妻子吴月娘等交代遗嘱。大多则是小说中出现的几个妓女如李桂姐、郑爱月、吴银儿、金钏儿等在各种场合给各色人等所唱的专供其娱乐消遣的曲子，往往能够与特定场景特定气氛融为一体，起到娱宾助兴的作用。还有一部分曲子，是西门庆的家人，包括其妻妾如潘金莲、吴月娘、孟玉楼、李瓶儿、孙雪娥等人的唱词。在西门庆身边趋奉的帮闲，如应伯爵、谢希大等也有少许唱词；作者运用散曲来褒贬人物，或用于评价事件，在小说中也多次出现；陈经济作为西门庆的女婿，不管是在西门庆生前身为贵婿，还是西门庆死后与潘金莲偷情、后被吴月娘逐出家门沦为乞丐，都曾用散曲表达情怀；另外，那些靠卖唱为生的俳优伶人，妓院鸨母，西门庆的家乐，西门庆蓄养的舞女歌童，官身小优儿，靠行医为生的医生等等，都有多少不等的唱词。从吟唱的方式来看，有独唱，这种形式最为普遍；有合唱，如第二十一回春梅等四个家乐为西门庆及其妻妾所唱，第二十七回西门庆与众妻妾所唱，第四十三回四个妓女在西门庆府邸为李瓶儿祝寿时所唱之《金索桂梧桐》等；从伴奏的情况来看，有时用琵琶、筝等乐器伴奏，有时则拍手为节。至于吟唱地点，一是官僚显宦的深宅大院，如第四十一回在乔大户宅院，第七十回在朝廷重臣朱太尉府上，第七十一回在何太监住宅，第七十二回在王招宣府邸，第五十三回、五十四回在刘太监庄上，当然西门庆作为小说的主人公，在他的宅第咏唱的很多；二是一般平民院落，如第四十六回在吴大舅家，第六十一回在韩道国家，第八十一回在胡太医家；三是在青楼妓院，因为这里是西门庆等人的主要活动场所，所以安排的咏唱最多。另外，还有诸如第八十九回吴月娘等人在西门庆墓前所唱，庞春梅等在潘金莲坟前所唱，第九十三回陈经济在冷铺所唱等。总之，凡是有人活动的地方，都会有散曲的吟唱娱乐。从所吟唱的散曲的体制来看，大多是单支的小令，也有少量带过曲，还有部分套数被整篇地搬用，涵盖了散曲的各类体裁。另外，也有部分剧曲在作品中被用于清唱，如第二十七回西门庆与众妻妾们所唱的《梁州序》来自《琵琶记》第二十二出，第三十六回优伶苟子孝在西门庆府上为蔡状元及安进士所唱的《朝元歌》《锦堂月》等来自《香囊记》，书童为安进士所唱《画眉序》来自《玉环记》，第六十七回春鸿在西门庆府上所唱《驻马听》来源于《宝剑记》等等。另外，《金瓶梅词话》中，大多数场合唱曲，吟唱者都是按照主人点的曲名来唱，说明主人对这曲子相当熟悉，与当今歌舞厅、电台、电视台以及其他各种娱乐场合的点歌活动颇为类似。一种文艺形式尤其是通俗文艺形式的兴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社会需求，也即其接受对象、消费群体。词之由繁荣走向衰落，除了它本身的种种自我否定因素外，市井俗民对它的取舍态度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正是由于它的日益雅化，由于它与市井细民的生活愈来愈远，最后不得不逐渐消歇，退出了文坛的霸主地位，而让位于同样滋生于市民社会的散曲。艺术尽管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高雅的精神消费品，但它是否与人们的现实生活贴近、它的实用价值往往对其兴衰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散曲的勃兴，首先在于它在很大程度上将自己渗透到了市民社会的各个角落，这在有关文献中不乏记载：忧而词哀，乐而词亵，此今古同情也。正德初尚《山坡羊》，嘉靖初尚《锁南枝》，……二词哗于市井，虽儿女子初学言者，亦知歌之。……语意则直出肺肝，不加雕刻，俱男女相与之情，虽君臣友朋，亦多有托此者，以其情尤足感人也。1有学诗文于李崆峒者，自旁郡而之汴省。崆峒教以：“若似得传唱《锁南枝》，则诗文无以加也矣。”请问其详，崆峒告以：“不能悉记也。只在街市上闲行，必有唱之者。”越数日，果闻之，喜跃如获重宝，即至崆峒处谢曰：“诚如尊教！”何大复继至汴省，亦酷爱之，曰：“时词中状元也。如十五《国风》，出诸里巷妇女之口者，情词婉曲，有非后世诗人墨客操觚染翰，刻骨流血所能及者，以其真也。”2……且夫天下之物，孤行则必不可无；必不可无，虽欲废焉而不能。雷同则可以不有；可以不有，则虽欲存焉而不能。故吾今之诗文不传矣。其万一传者，或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枣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3从这个角度来说，散曲在元代勃兴，至明锐气不减，正在于它把握住了市民阶层追求享乐的脉搏，从而为自己的发展繁荣创造了空前难得的机遇。据有关文献记载，宣德年间，皇帝恩准都御史顾佐整顿吏风，严禁官妓，结果“缙绅无以为娱，于是小唱盛行”4。到了明代中叶，讲唱艺术发展迅速，说唱艺人遍布全国各地。“世之瞽者，或男或女，有学弹琵琶，演说古今小说，以觅衣食。北方最多，京师特盛，南京、杭州亦有之。”5弘治、正德年间的陶辅曾对当时词曲泛滥于世的现象进行尖刻的批评：往者瞽者缘衣食故，多习为稗官小说，演唱古今，愚者以为高谈，贤者亦可课睡。此瞽者赡身之良法，亦古人令瞽诵诗之义也。今兹特异，不分男女，专习弦管，作艳丽之音，唱淫放之曲，出入人家，频年集月，而使大小长幼耳贯心通，化成俗然。他时欲望其子女为节义之人，得乎？况其居宿不界，尤有不可胜言者。6“杭州男女瞽者，多学琵琶，唱古今小说、平话，以觅衣食，谓之'陶真’。”7其子田艺蘅则留下了有关说书艺人活动的情形：“曰瞎先生者，乃双目盲女，即宋陌头盲女之流。自幼学习小说、辞曲，弹琵琶为生，多有美色，精伎艺，善笑謔，可动人者。大家妇女骄奢之极，无以度日，必招致此辈，养之深院静室，昼夜狎集饮宴，称之曰先生，若南唐女冠耿先也。”并批评她们演唱的“淫词秽语，污人闺耳，引动春心，多致败坏门风”8。可见听小说听词曲已经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主要的娱乐消遣形式。如果说以上记载还只是反映了达官贵人们对词曲热中的话，那么自幼生活在湖北农村的公安派主将之一袁中道在《寿大姐五十序》中则追述了万历时农村说唱的盛行：姐于经史百家及稗史小说，少时多所记忆。曾与中郎及余至厅堂后听一瞽者唱《四时采茶歌》，皆小说琐事，可数百句，姐入耳即记其全，予等各半。9通过这些记载不难看出，从繁华的城邑到偏僻的乡野，散曲几乎成了一种与人们生活形影不离的娱乐形式。散曲在社会生活中起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我们可以从《金瓶梅词话》的有关描写中窥见一斑。作为一部世情小说尤其是以反映市民日常生活为主要内容的长篇通俗小说，必然要花费大量的篇幅涉及人们日常的交往，而在明代中叶市民社会的日常生活、人际交往中，散曲具有其他艺术无法替代的作用。首先，散曲是人们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交际手段、攀高结贵的工具。在《金瓶梅词话》第四十九回，西门庆迎请新任两淮巡盐御史蔡蕴及新任山东巡按御史宋乔年，酒席间西门庆命海盐子弟上来递酒唱曲助兴，他们唱了《渔家傲》《下山虎》等套数；晚上西门庆叫了妓女董娇儿陪蔡御史过夜，书童又连唱四支《玉芙蓉》，博得蔡御史满心欢喜，对西门庆感激无比，向西门庆表示：“倘我后日有一步寸进，断不敢有辜盛德。”临别，西门庆托蔡蕴到任后早掣取自己的三万盐引，蔡御史一口答应，许诺要比别的商人早掣盐一个月。第五十三回，刘太监宴请西门庆，酒席间歌童唱了《锦橙梅》《降黄龙衮》等曲子。第六十五回，山东巡按宋乔年等借西门庆府邸迎接钦差六黄太尉，两司八府官员都来奉承，伶官当筵唱了一套《南吕·一枝花》“官居八辅臣”，与当时的场面、气氛非常协调。官场如此，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也是如此。如第四十一回，吴月娘率众姊妹到乔大户家做客，因李瓶儿之子官哥儿与乔大户娘子之女长姐在炕上互相戏耍，在众人的撺掇之下两家割了衫襟，席前两个妓女便见景生情，唱了一套关涉两家联姻结亲的《斗鹌鹑》。此外，如第四十三回乔五太太到西门庆府邸拜会吴月娘等人，第六十一回韩道国两口宴请答谢西门庆，第六十八回李智、黄四为答谢西门庆而在妓女郑爱月家摆酒，第七十一回在京都何太监宅上何太监宴请西门庆，第七十二回在王招宣府林太太宴请西门庆等等，都曾请妓吟唱散曲，来活跃气氛、侑酒助兴。由此可见，吟唱散曲已经成为一种人际交往的时尚，亲朋聚会的必有项目。而就散曲的欣赏者来看，不仅有如西门庆及其结拜弟兄、官场官僚等男性人物，而且大多数情况下欣赏者都是女眷。这说明，咏唱散曲已不单纯是追求声色之娱，更是一种正常的文化消费，精神享乐。散曲作为一种市民文学样式，与市井平民有着形影不离的亲密关系，是现实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实用工具，高兴得意时就用它来遣兴抒怀，痛苦失意时也可以用它来解闷消愁。从艺术产生的规律来讲，它最初起源于民间，劳动人民才是艺术的真正创作者。然而，中国文学史上出现的一种比较常见的现象却是艺术在经过了文人的雅化以后，往往成了士大夫遣兴抒怀的专利，而与大众的距离越来越远。而散曲艺术的服务对象在明代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即随着歌词逐渐走向僵化，散曲代之而起并且重新回归到了民间。在《金瓶梅词话》中，散曲已不再去单纯地发抒修齐治平、经国安邦的文士情怀，关注更多的则是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它可以用来抒泄怨愤：如第一回潘金莲所吟之《山坡羊》，以鸾凤、灵芝、金砖等自比，对错配给犹如乌鸦、粪土、泥土的武大郎表示了不满，表达要求婚姻“相配”的朦胧意识。另外，她对西门庆的相思与怨怼，对陈经济的深切思念，对吴月娘的满腔怨恨，对西门庆丢自己于脑后的内心痛苦，对李瓶儿的嫉妒愤懑等等，都通过一支支散曲表达得淋漓尽致。此外，如第十一回妓女李桂姐借一首《驻云飞》自我夸耀，第二十回西门庆与李家鸨母用一首《满庭芳》相互指责，第五十二回帮闲应伯爵用一支《南枝儿》对妓女李桂姐的打趣，第五十九回李瓶儿借《山坡羊》表达丧子之痛，第七十九回西门庆临终与吴月娘借一支《驻马听》互表心意，第八十二回潘金莲与陈经济借《寄生草》与《水仙子》表达的桑间之约，第八十五回胡太医借《西江月》为潘金莲开的药方，第八十九回吴月娘、孟玉楼以《山坡羊》哭奠西门庆，孟玉楼、庞春梅以《山坡羊》哭奠潘金莲，第九十一回玉簪儿借《山坡羊》向李衙内诉说往昔与李衙内的情意、今日对李衙内的怨怼以及要求嫁人的愿望，第九十三回陈经济流落冷铺，向众叫花子们诉说自己的家世、遭遇及当前处境的凄惨等等，都在说明：散曲在生活的各个角落都派上了用场，艺术已经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挂起了钩。散曲的实用价值，散曲与人们生活的密切联系，还体现在《金瓶梅词话》的作者在很多情况下，是用散曲来表达对人物或事件的态度与评价。也就是说，散曲又是人们用来褒贬人物、彰显好恶的重要工具。在小说中，以作者口吻出现的散曲有八首，即第四回用《沉醉东风》极赞潘金莲之美貌，第八回借《山坡羊》表现潘金莲对西门庆的思念，第十一回借《水仙子》讽刺妓院坑人，第十五回用两首《朝天子》分别嘲讽“架儿”“圆社”的行藏，第五十二回借《折桂令》表现陈经济与潘金莲偷情未果后的郁闷心情，第八十二回用《红绣鞋》对陈经济与潘金莲、庞春梅偷情的评议，用《醉扶归》对陈经济酒后与潘金莲失约、遭到潘金莲冷遇后心理的描述。总之，在作者那里，散曲又被作为一种创作手段纯熟地运用于小说中。小说与散曲是两种不同的文学样式，而将大量散曲镶嵌于小说作品，被当作一种文学手段来运用，这在《金瓶梅词话》产生以前的章回小说中还从来未有过，在整个古代通俗小说中也极为罕见。《金瓶梅》作者之所以乐此不疲，大概首先是为这部小说所描写的内容和性质所决定，因为它以市民生活作为主要的表现对象，必然要忠实于市民的生活实际。正由于散曲在社会生活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散曲的影响日益广泛，才逐渐引起了士大夫们的注意。他们除了对散曲作品加以辑刻外，进而模仿这种新的歌词形式进行创作，或者在操觚弄翰时对散曲艺术进行移植，从而使散曲出现了蒙元以后的再度辉煌。不管《金瓶梅词话》的作者是大官僚还是下层文人，也不管他是北方人还是南方人，从小说描写的内容看出，他无疑是一个词曲高手，非常熟悉散曲艺术的多种功能，所以便不惜篇幅，在创作中随手将自己熟悉的演唱材料拿来，为小说的艺术描写服务，因而也使这部小说成了考察明代中叶市民社会生活的活化石。从小说艺术的特性来讲，它是一种综合性极强的市民通俗文学，从其产生的那一天起，就与城市市民结下了不解之缘。而市民的娱乐需求又非单一的，而是丰富多彩的。除了小说之外，戏曲、散曲等艺术也深得他们的青睐，这就启迪艺术家在进行艺术生产时，往往采用多种艺术手段去迎合读者的欣赏口味。而恰恰在这一点上，《金瓶梅词话》的作者找到了这两种艺术的结合部。因为尽管它们体裁不同，但它们从本质上来说都是市民艺术。我们肯定《金瓶梅词话》对散曲的运用，绝非仅仅基于一种艺术对另一种艺术的移植吸纳，因为蹩脚的生搬硬套是文艺创作中的大忌。衡量的唯一标准，要看它在套用其他艺术时，那些被套用的艺术对其本身的艺术质素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就《金瓶梅词话》来讲，关键在于被套用的散曲对小说的情节发展、人物塑造起到了什么作用，以及是否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娱乐性、感染力、吸引力等等。在这一点上，《金瓶梅词话》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值得深思的教训。从成功的一面来说，《金瓶梅词话》的作者对散曲并非随心所欲地引用，在大多数场合让散曲起到了其他艺术无法替代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运用散曲成功生动地表现了人物的心理、内心的幽隐。塑造成功的人物形象，是小说艺术的终极追求。就明代四大奇书来说，如果说《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主要是靠惊天动地的事件、英雄人物的赫赫功业或引人入胜的故事而让自己的人物站立起来的话，那么《金瓶梅》作为第一部以家庭日常生活为主要描写对象的长篇小说，作者则主要是通过大量生活琐事、细节描写与心理描写让自己的主人公栩栩如生的。而散曲作为一种广为市民熟悉并广泛运用于实际生活的抒情文学样式，作者非常自然地让其在小说中担负起了塑造人物的任务。具体说来，就是作者充分发挥了散曲艺术表情达意的优势，巧妙地运用散曲来表现人物的各种内心幽隐。这既可以看作是小说对散曲艺术的移植，又可以看作是作者对生活的忠实。因为生活于小说第一主人公西门庆周围的所有女子，包括他的妻妾（她们或为市民社会的普通女子，或为来自于声色歌舞之地的秦楼楚馆），与他有性关系的市民女子，乃至于妓院的粉头，无一不是生活在歌绕舞伴的环境。如第八回连用八支散曲，表现潘金莲复杂的心情。本回写潘金莲与西门庆、王婆合谋害死武大郎后，西门庆却将潘金莲置于脑后，先娶了拥有大量钱财的孟玉楼，约一个月不理睬潘金莲，打发王婆去请也无结果。潘金莲望眼欲穿，心烦意乱，心情沉闷，作者连用散曲几支表现潘金莲的情绪变化：首先是潘金莲试打相思卦，看西门庆是否会来，这里借用两首《山坡羊》描写潘氏打卦时的神态与心理活动：凌波罗袜，天然生下。红云染就相思卦。似藕生芽，如莲卸花。怎生缠得些娘大？柳条儿比来刚半扠。他，不念咱；咱，想念他。想着门儿私下，帘儿悄呀。空教奴被儿里叫着他那名儿骂。你怎恋烟花，不来我家。奴眉儿淡淡教谁画？何处绿杨拴系马。他，辜负咱；咱，念恋他。将潘金莲的思念、寂寥、埋怨、恼恨、指责、猜测等心理写得入情入理，丝丝入扣。从艺术的角度看，也显得自然贴切，毫不牵强。接着是她无意中看到从门首经过的西门庆的贴身小厮玳安，了解到西门庆之所以不来是因为新娶了孟玉楼，于是以一曲《山坡羊》代言，向玳安诉说心事：乔才心邪，不来一月。奴绣鸳衾旷了三十夜。他俏心儿别，俺痴心儿呆。不合将人十分热。常言道容易得来容易舍。兴，过也；缘，分也。将奴这知心话，付花笺寄与他。相当初结下青丝发，门儿倚遍帘儿下，受了些没打弄的耽惊怕。你今果是负了奴心，不来还我香罗帕。在西门庆仍无音信的情况下，不得不安排酒肉与王婆吃，并送上一根金头银簪子，求她去请西门庆。王婆走后，她寂寞难耐，自弹琵琶，连唱四首《绵搭絮》诉说心理：当初奴爱你风流，共你剪发燃香，雨态云踪两意投。背亲夫，和你情偷。怕甚么傍人讲论，覆水难收。你若负了奴真情，正是缘木求鱼空自守。谁想你另有了裙钗，气的奴似醉如痴，斜傍定帏屏故意儿猜。不明白，怎生丢开。传书寄柬，你又不来。你若负了奴的恩情，人不为仇天降灾。奴家又不曾爱你钱财，只爱你可意的冤家，知重知轻性儿乖。奴本是朵好花儿，园内初开。蝴蝶餐破，再也不来。我和你那样的恩情，前世里前缘今世里该。心中犹豫展转成忧，常言妇女痴心，惟有情人意不周。是我迎头，和你把情偷。鲜花付与，怎肯干休。你如今另有知心，海神庙里和你把状投！潘金莲自弹自唱的这四首曲子，移植于《雍熙乐府》，但又根据故事情节要求和人物心理发展的需要作了很大的改动。从自己背弃亲夫、不顾世人议论、舍弃一切与西门庆偷情，说到西门庆负恩绝情，另寻新欢，必遭报应；再讲自己不为钱财，只重两情相悦，你我缘分；最后由自身遭遇说明男女对待感情的不同态度，从而揭示出这种不公的现实，声言不肯甘休，要折辩到底的决心。有叙有议，有情有怨，有软有硬，有理有据，层层递进，将复杂的心思和盘托出。如果用散文的语言来让作者描述，很难达到这样的效果。同时说明，《金瓶梅词话》的作者对当时流行的散曲非常熟悉，并能够在自己的创作中信手拈来为自己所用，并进行恰倒好处的改动，这恐怕不能简单理解为作者缺乏创造的才情，而应视作对散曲艺术合乎艺术逻辑的移植。这种情况在小说中屡见不鲜。又如第十二回西门庆在妓院贪恋李桂姐姿色，半月不曾回家。吴月娘派小厮玳安去接西门庆，潘金莲托玳安捎去一封柬帖道：“黄昏想，白日思，盼杀人多情不至。因他为他憔悴死，可怜也绣衾独自。 灯将残，人睡也，空留得半窗明月。孤眠心硬浑似铁，这凄凉怎捱今夜？”这首《落梅风》，系将《雍熙乐府》中的两首《落梅风》合二为一移植过来，稍作改动，作为书信的形式表达潘金莲的内心世界，显得十分贴切，丝毫不见牵强。他如第十九回陈经济与潘金莲调情被孟玉楼搅散，陈经济归房后用一首《折桂令》遣发郁闷；第二十回通过孟玉楼、潘金莲、李娇儿等“听见唱”的《合笙》“喜得功名遂”中的数句，生动地表现出优人的趋奉、西门庆对新娶过门的李瓶儿的宠爱、潘金莲的嫉妒以及吴月娘的醋意等等；第三十八回用了几乎半回的篇幅，让潘金莲连唱四首《二犯江儿水》，内容与人物情感的起落、发展水乳交融，并且根据人物情感发展的需要增加了不少内心独白性的文字，细腻地表现出潘金莲复杂隐微的情感世界，从而成为人物形象的有机组成部分；第五十回妓女金儿为玳安、书童所唱的《山坡羊》，对自己不幸的卖笑生活的感叹；第五十九回李瓶儿所唱的三支《山坡羊》，表达丧子之痛；第六十五回西门庆吩咐小优儿唱《普天乐》“洛阳花，梁园月”，既表现出他对亡故的李瓶儿的思念，也同时通过潘金莲听曲后与吴月娘的对话，表现出潘氏的妒意与吴月娘的恼恨，可谓一石三鸟，别具匠心；第七十三回吴月娘让郁大姐唱的套曲《玉交枝》，隐约流露出她对西门庆冷落自己、让自己孤守空房的怨怼以及希望夫妻恩爱的心曲；第七十四回吴月娘又让妓女李桂姐唱《月中花》“更深静悄”，曲折地表达对西门庆薄情的恼怨；第八十三回连用《寄生草》《雁儿落》《河西六娘子》《四换头》《红绣鞋》等曲表现陈经济、潘金莲的心理等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不是这些散曲的成功移植，《金瓶梅》的人物画廊就要黯淡失色，中国小说史上就会缺少这一大群鲜活的人物。散曲大多用于表现人物心理，这是由散曲抒情的性质所决定的，但散曲又具有一定的叙事功能。《金瓶梅词话》中的散曲在很多情况下又起到了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或者与情节的发展融为一体。情节是人物性格成长的历史，在世情小说中，它主要由诸多反映人物之间、人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具体的琐碎的事件构成，它以现实生活为基础，以表现、深化主题以及塑造生动典型的人物形象为指归。一方面，人物性格在情节的发展中得到充分的揭示；但另一方面，人物的性格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情节发展的基本走向。西门庆与其妻妾的情感故事是《金瓶梅》所描写的主要内容之一，而在这个家庭中的，各个人物都是衣食无忧，整天无所事事，生命力旺盛，充满激情，他们生活的环境淫风炽盛、声色充斥，酒足饭饱之余听曲逗乐是他们的必有功课。琐碎的日常生活场景又是世情小说表现的主要对象，现实中无处不唱的散曲也自然被作者借用来作为编织故事的重要手段。拿陈经济与潘金莲两个人物来说，第七十九回西门庆死后，小说花了大量篇幅以他们为中心来展开情节，如第八十回“陈经济窃玉偷香”，第八十二回“陈经济画楼双美”，第八十三回“春梅寄柬谐佳会”，第八十五回“月娘识破金莲奸情”，第八十六回“雪娥唆打陈经济”等等，而陈经济与潘金莲的交往，在很多场合下是通过互寄散曲来淫邀艳约、偷香窃玉，而以后潘金莲之死，春梅被卖，孟玉楼嫁与李衙内后陈经济前去敲诈，以及陈经济后来以表弟的名义被春梅招到周守备府通奸等等情节，无不在潘金莲与陈经济散曲的唱和中作了暗示与埋伏。从这个意义上说，散曲又是小说情节发展的重要契机。再次，散曲还有重要的寓意、预示功能。作者并非单纯地将散曲镶嵌、移植于小说中，有时这些曲子与小说情节或人物命运接榫，起到预示情节发展、暗寓人物命运的作用。如第六十一回“韩道国筵请西门庆 李瓶儿苦痛宴重阳”，西门庆合家宅眷饮酒庆赏重阳佳节，请来申二姐唱曲。李瓶儿在儿子官哥儿死后抑郁成疾，大家都为其宽心。西门庆点了一支《罗江怨》“四梦八空”。此曲表面上表达的是男女情思，但将李瓶儿的病情与曲中“恹恹病转浓，甚日消融？……恩多也是个空，情多也是个空，都做了南柯梦”，“伊西我在东，何日再逢？……思量他也是空，埋怨他也是空，都做了巫山梦”，“恩情逐晓风，心意懒慵。……亏心也是空，痴心也是空，都做了蝴蝶梦”，“惺惺似懞懂，落伊套中。……得便宜也是空，失便宜也是空，都做了阳台梦”等参照来看，实际上是在暗寓李瓶儿与西门庆的恩爱难以长久。又如第七十二回“王三官拜西门为义父 应伯爵替李铭释冤”，写王招宣府设宴答谢西门庆，西门庆给林太太祝寿，王三官拜西门庆为义父，席间小优弹唱一套包含十多支曲子的《新水令》“翠帘深小”，系据明代刘东生《月下老定世间配偶》第四折改写而成。刘东生原作今不存，但从剧名可推知所敷演的无非两情相悦、婚姻匹配之内容。席间弹唱此曲，显然暗寓林太太与西门庆的暧昧关系。最后，借散曲来烘托气氛。散曲承词而来，而词从根本上说是缘于酒宴间烘托气氛、劝酒助兴的需要而产生。那么，从词演变而来的散曲在很大程度上也必然承担起烘托气氛、添乐助兴的任务。前文说过，散曲是明代市民社会日常生活的精神消费品，根源就在于它能满足人们的享乐需要。试想，亲朋聚会，官场宴饮，或家庭小酌，面对歌儿舞女的款款舞姿，倾听妓女优伶的圆润歌喉，那种陶醉惬意是无法用言语说透的。这种声色世界，也只有官场或衣食无忧的市民暴发户们才会想望，而对于那些食不果腹的一般百姓来说，是不敢有此奢望的。这就是《金瓶梅》中为什么散曲的咏唱多在西门府邸、烟花妓院或官场宴饮场合的原因。咏唱什么曲子，有时是主人或客人要求优人唱的，有时则是优伶自己根据特定场合的需要而自己选择的。但不管处出于什么情况，所唱曲子往往与特定场合的气氛要求相吻合。如小说第二十一回“吴月娘扫雪烹茶 应伯爵替花勾使”提到两支散曲：一是西门庆与吴月娘言归于好，众妻妾举家庆贺，西门庆的四个家乐弹唱《南石榴花》“佳期重会”，与当时的情景完全吻合；一是应伯爵、谢希大受妓院李桂姐家所托，邀请西门庆到妓院，李家置酒赔礼，席间李铭唱了一套《冬景·绛都春》“寒风布野”，与当时的风雪天气相一致。其他如第二十七回三伏天气酷暑难当，西门庆与妻妾四人在凉亭上饮酒，孟玉楼与潘金莲唱《雁过声》“赤帝当权耀太虚”，一阵雷雨过后大家又唱《梁州序》“向晚来雨过南轩”；第三十回西门庆与诸妻妾夏日在家赏荷饮酒，西门庆吩咐春梅等唱的“人皆畏夏日”；第六十一回韩道国宴请西门庆，申二姐所唱的表现男女相悦、闺人相思的《山坡羊》；第六十五回山东巡抚都御史侯蒙、巡按监察御史宋乔年等两司八府官员借西门庆府邸宴请六黄太尉，伶官唱的一套《南吕·一枝花》“官居八辅臣”等等，无不与时情时景相融合，起到了极好的烘托气氛的作用。当然，《金瓶梅词话》移植或创作的散曲也有其失误之处。比如在有的场合，只提曲名即可，对小说情节的展开、主题的表达以及人物的塑造毫无影响，而不必将整套曲子搬用过来，但作者还是不惜篇幅，对整只曲子作了移植，显然有蛇足之嫌，艺术上亦显得累赘。但总的来说，绝大部分场合中的散曲在艺术上还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同时也是因为这些散曲的嵌入，才大大增加了小说的史料价值与民俗价值。注释：
① 《李开先集》上册《闲居集》之六，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0-321页。
② 《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三）《词謔·时调》，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286页。
③ 袁宏道《叙小修诗》，《袁宏道集笺校》卷四《锦帆集之二——游记杂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88页。
④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四“小唱”。《元明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21页。
⑤ 姜南《洗砚新录·演小说》。《洗砚新录 瓠里子笔谈 蓉塘记闻 投雍随笔 抱璞简记》，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页。
⑥ 陶辅《花影集》卷四《翟吉翟善歌》，吉林：吉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85页。
⑦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熙朝乐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第368页。
⑧ 田艺蘅《留青日札》卷二十一“瞎先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702页。
⑨ 袁宗道等著，熊礼汇选注《公安三袁》，长沙：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307页。
文章作者单位：河南大学
本文获授权刊发，原文收录于《张进德<金瓶梅>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