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刘禹锡的为官之路

2020年11月4日(农历庚子年九月十九日)，星期三。

凌晨4：45－5：49分，我在书房对门卧室内续读《刘禹锡研究（第二辑）》一书，续读《刘禹锡与中唐清流文化》一文，从P329页读至P336页，本文仍未读完。晚10：18－11时正，我在卧室内续读完了此文，读至P339页。

通过阅读《刘禹锡与中唐清流文化》一文，我方知唐代官场上的官员还被分成清流与浊流两种。

我的理解，清流是指官场上从事纯文学创作和著书立说、或从事拟诏、监察官员行为的一类官员，象宰相、监察御史这类官员即是属于清流士群。浊流，是指封建社会中所谓循吏，即从事军人职业、或从事朝廷、地方行政具体管理工作的官员，如节度使、将军、总兵，或从事财政税务管理的度支盐铁案等一类官员。至于巡抚、知府、刺史、知州、知县事等各级行政长官是不是属于浊流，我还没弄清，这篇研究文章中也未涉及。

及至中唐以后，官场中的清流一派势力日益强大，他们卑视、排斥浊流出身的官员，力图阻挡由浊流出身的官员进入朝廷高位。

刘禹锡一生宦途甚为坎坷，他年轻时积极参加王叔文政治革新集团，执掌度支盐铁案，力行改革弊政。但是发生于中唐时期这一次的永贞革新运动却受到很大阻力，很快归于失败，结果运动的几位主要成员即后来的八司马，都被贬往偏远地区任职，远离京城，不得参与朝廷执政。刘禹锡即为八司马中的一员，被贬到朗州（今湖南常德）担任闲职，在朗州呆了十年。

本来革新运动前刘禹锡任监察御史，属于所谓清流一派，但是他是王叔文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而且又执掌度支盐铁案，因此被清流派认为是“由清入浊”；加之八司马在被贬期间书信联系密切，且在元和十年与柳宗元等几位永贞革新干将一起被诏回京师，又被清流派视为结党行为，引起清流派官员的高度警觉。结果刘、柳诸人很快再次被贬，而且是被发落到比第一次被贬州县更加偏远之地。

另外一个原因，是刘禹锡个性倔强，他在第一次被贬后仍不肯低头，被清流派视为“性乏厚重，名陷浮薄”之人，认为刘禹锡这种人不可重用。元和十年（815）刘禹锡被诏还京师时，其作七绝诗中有“玄都观里桃千树，都是刘郎去后栽”，语带讥刺，因而触怒宪宗再次被贬。

此后刘禹锡任连州刺史五年，长庆二年（822）正月抵夔州刺史任。长庆四年夏转任和州刺史，宝历二年（826）罢任。大和元年（827）春，刘禹锡返至洛阳，同年秋除主客郎中分司东都。大和二年春至京师长安，又作《再游玄都观》，其谓：“重游兹观，荡然无复一树，唯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因再题二十八字，以俟后游。”诗中有：“种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刘郎今又来。”《旧唐书》在记载此事时云：“人嘉其才而薄其行”。刘禹锡的这首诗，再次刺激了京师的清流士群，他把自己再次推向清流士群的对立面。刘禹锡这次回到长安，本来有希望通过裴度的擢拔而登清流纶闱，因为他的这种“得志便猖狂”式的作为，被京师清流士群所不齿’不容，导致他即使有裴度等重臣的有心相助，但在清流士群的强烈反对下，亦爱莫能助。后，刘禹锡任礼部郎中兼集贤殿学士，距清流纶闱仅一步之遥。大和五年（831）十月，刘禹锡出为苏州刺史，再度离开长安这个全国政治文化中心，次年二月抵任。这一年他已六十一岁。

由此看来，不能够低调做人，是刘禹锡性格中最大的缺陷，也是造成他“人生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