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 没人愿意倒霉

掌握了全国军政大权后，除了推行新文化运动，改良社会生活，蒋介石还大搞党化教育，要把学生变成党的孩子和国家的孩子，为此颁发了《告诫全国学生书》。时任清华校长的罗家伦自然是积极配合，搞军训、讲政治，意图对学生严加管教。

清华是靠返还的庚子赔款建起来的，师生们或士大夫传统或自由主义，非常抵触这种洗脑教育。多数学生宁愿被开除也不参加军训更不理会什么党义课。僵持之下，罗家伦牛脾气发作，威胁性提出辞职，哪知惹来一纸通告：“本校无人表示挽留。”罗只得悻悻而去。

不久，军阀做派的乔万选接下校长委任状，带着马弁，斗志昂扬地开赴清华。不料，迎接他的是一面写有“拒绝乔万选”的大旗，以及大批激奋的学生。乔万选自知不敌，在小礼堂当场签字画押：“永远不存当清华校长的野心。”此后，又来了一位吴南轩，下场依旧。

本来众望所归的是赵元任，无奈此公一生散淡，甚至结婚时与杨步伟有约在先：不准逼我做官。这次被逼不过，他就让翁文灏暂代了两个月校长。后来，赵元任憋出一招：这么着吧，我去美国做留学监督，把梅贻琦换回来做校长吧。

梅贻琦祖籍江苏武进，先辈于明成祖时落籍京津，梅贻琦的父亲是秀才出身，后在一家盐店打工。梅贻琦自幼聪慧，1909年考上第一批四十七人庚款留学生，名列第六。到了美国，梅贻琦在伍斯特理工学院获电机工程学士学位，毕业回国后在清华学堂任物理老师，也是第一任教务长。

作为理科男，梅贻琦为人低调务实，是著名的闷葫芦。他在服务了清华十六年之后，担起校长责任也算顺理成章，只是谁也不曾想到，他这一干就是三十一年。1931年年底，梅贻琦在清华园发表就职演讲：“办学校，尤其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材。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百年来，清华、北大需要什么样的校长，一直是个问题。蔡元培胸襟广大，拿手绝活就是一次次请辞，如此才得以与各方斡旋。

而梅贻琦奉行教授治校，除了看文件，几乎不作任何指示，每次开会都由得教授们去吵，他的口头禅为：“吾从众。”会后，他却能把各项决议迅速执行到位。叶公超用三个字总结了梅贻琦的风格：“慢”“稳”“刚”。陈寅恪看得更深：“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学生们对他谈不上喜欢，却也挑不出多少毛病，还给他作了一首打油诗：“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抗战前，当局曾派军队来抓闹事学生，梅贻琦给了一份去年的名单，结果张冠李戴，学生们都惊觉溜了。梅贻琦事后告诫，即使参与国事，也不要逞强，还是校方出面方便些。

从梅贻琦上任到抗战，是清华的黄金六年，校园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教授是神仙，学生是老虎，职员是狗。”多年下来，清华师生们都认可了这位寡言君子。某回，有人当面请教梅贻琦，他为什么没被赶走。他沉吟了半晌，一本正经地答道：“可能是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是没有人愿意倒霉（梅）吧！”

卢沟桥事变后，清华和北大被占，南开被炸，三家大学到长沙组成临时大学，梅贻琦任筹备处主任。刚开学一个月，南京就沦陷了。国民政府为了保留元气，除了安排海上绕路越南逃亡，还派一位中将率队护送，未伤亡一人即抵达昆明，一时万人空巷。1938年5月4日，教授们为九百九十三名学生再次开课，学校定名为西南联大。

梅贻琦题字

三位校长组成管委会，其中蒋梦麟偏“右”，张伯苓偏“左”，而梅贻琦折中，学校风格也不同，北大自由、南开活泼，清华则严谨。当时，清华的人数比那两家之和还多，而且还有庚子赔款支撑。于是，另外两位就往重庆跑资金，实际管理责任差不多都落在了梅贻琦肩上。

政府再支持，钱也不够啊！梅贻琦绞尽脑汁，总算做到了一碗水端平。由于管钱，他自己清廉如水，平时能吃上青菜豆腐就算是好的了。夫人韩咏华为了生计，摆地摊卖起了“定胜糕”。有次外地考察，梅贻琦在被接待后，于日记里写道：“菜颇好，但馕肉馅者太多，未免靡费耳。”

梅贻琦与胡适等人在一起

同时，梅贻琦开始著书立说，将自己的教育思想归纳为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和通才教育。

1962年5月19日上午十点五十分，七十三岁的梅贻琦在台大医院病逝。医疗费与丧葬费都是清华校友募捐偿还的，病床下留有一口紧锁的小皮箱，打开后发现：里面全是清清爽爽的庚子赔款账本。

清华由一家小小的留美预备学校发展壮大，不了解梅贻琦的话是很难厘清的。那时的清华，没有因为见解不同而解聘过任何教师。1932年，梅贻琦对新生发表《大学的意义》的演讲，认为只有热心不够，国家需要的是科学训练下的专门服务，告诫他们：

拿半熟的主义去做实验，仿佛吃半熟的果子，不但于身体无益处，反倒肚子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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