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吾师李济
文/许倬云
按：许倬云的成就，跟台大那些老先生们有着很大的关系。在台大师从傅斯年、李济、董作宾等，那时候可以上老师家里去一对一请教，没有上下课的概念。然而建立了很深的师徒感情。
考古敏求为斯学开山
择善固执是后生楷模
八月六日接到台北报纸，曼丽拆封之后，惊呼“济老去世了！”我当时感觉一阵晕眩，久久不能自已。大约血压忽然上升，有一个星期头痛头昏，不能工作也不易入睡。曼丽安慰我：其实济老已臻高寿，过世时似乎也无甚痛苦，我们该为他庆幸可以解脱断足而又索居之苦。济老最后几个月的心情大约的确不大愉快。他因为视力不佳，平时难得写信，七月十五日竟赐我一函，信不长，只是语句极为萧索，说到“世事日恶，不知终于会变成什么样子，你年轻也许会往乐观方面想，我已老衰，眼前实在看不见出路”。信中语焉不详，想来大约是对整个世界大势有绝望之感。曼丽知道他有如此的想法，才以此安慰我。然而三十年师生情谊，却不能使我如此洒脱。
刚进台大历史学系，考古人类学导论是必修课，当时由济老与凌纯声师二位合开。体质人类学和考古学部分归济老讲授，文化人类学和社会人类学部分归纯声师讲授。两位大师合开一门启蒙课，真是学生们的福气。那时傅故校长立下的规矩，导论性质的功课概由资深教授讲授。这个政策是对的，只有已十分深入的学者才懂得化灿烂为平淡，用浅出的方法引导新生入门。环顾台湾院校，好像已放弃这个政策了，实在是相当可惜的。
济老考试，我们都战战兢兢，因为第一次考月考，就考了四大类人猿的体质特征，包括胸毛的密度之类的小题目。当时年轻气盛，总觉得这种知识由工具书中一索即得何犯着记忆。后来与济老接触稍多，始知他对细处一丝不苟正是其学问扎实的基础。友人李亦园兄记述济老所说草地找球的理论，我也曾听他老人家说过，谓这是最不讨巧的功夫，也只有如此地毯式的搜索，才不必重复走冤枉路。这种治学精神，与不放松细小末节的方法是一贯的。
大约二十年前，济老应邀在哈佛大学访问，返回之时途经芝加哥，连战兄与我随侍他老人家去看动物园，济老对四大类人猿的生活最感兴趣，一边看，一边为我们解释人类与类人猿的行为，我们等于上了一课心理学。由动物园兴尽返城，济老感慨谓，若有一个动物园按照“进化树”的观念，逐次排列各种动物，则动物园将更具备教育意义。这一件小事反映了济老治学态度中找“系统化”的习惯。他对殷商青铜器的研究，也根本上是由排列各种品类找出其演变谱系，然后再尝试提出理论性的解释。这种不辞烦难，不怕琐碎的方法，使他每一篇著作都做到不尚空言、无瑕可击的地步。他的基本态度与侈谈理论，以材料凑合理论的做法，自然大相径庭，中国近代学术的不能有健全的发展，大半该由空疏之士负责，小半当由做了细功夫却不更进一步系统化的人士负责。济老已去，但愿他代表的典型可以有后起者接踵继武，为中国学术重开新运。
济老在中国学术的贡献，其考古专业的成就，自然已成定论。不论将来由考古学家的锄头翻出多少新发现，济老在中国考古学上的开山地位无人可以代替。他训练的考古学家，不论在中国、在美国，都是响当当的角色。不过，济老对台湾学术界的贡献，又岂止在考古学而已。在二十多年前，财政尚不宽裕，学术发展得到的支持，为数颇为微小。济老接洽把哈佛燕京基金的一部分转移来支持台港的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的发展。这一项助力持续十余年，使许多重要学术工作，能继续进行。我由一九六四年开始，追随济老在东亚学术计划委员会工作，多年来跟着学了不少治事的基本态度。他的细心、公平、一切由投票决定，而自己及参加工作的同人一文不支，也不提出研究计划申请支持，凡此都是后生的楷模。他的学生们在做人做事方面大都也能秉持这个原则，洁身自持。这点当是可以告慰于老师在天之灵的。
济老自持甚严，自己提出的工作标准高，他对旁人也要求严格。他又不喜作一般的酒肉征逐，为此，他给人的印象是“望之俨然”，对他望而生畏，也有些人从未有认识他“接之也温”的一面。其实，他深于故旧的友情，每提起傅（孟真）先生、董（彦堂）先生、陈（寅恪）先生、梁（思永）先生及其他前辈时，思念之情，溢于言表。提到故人们的下一代时更充满了关怀亲切的情感。济老提携后进，不遗余力。不止一次，他在只有一次面谈之后，就决定聘请一位新人入史语所工作，他也常常在读过一个研究计划后，甚至未和提案人谋面，即在东亚学术计划委员会的审查会上极力推荐计划的价值。
济老在演说及讲课时，娓娓动听，也时有令人解颐的冷幽默。平日谈话更是诲人不倦，我因不良于行，济老常以公家分配给他的车子枉道接我同车去南港上班，我因此常有侍座之幸。在车上，我们谈公私事务时少，谈最近读书心得时为多。开头几次，我报告时，有语焉不详处，经不起老人家打破砂锅问到底，一句一句追下去。后来我不敢掉以轻心，开始系统化地解释和分析，谈话始能有来有去。偶而我们也讨论公事，师生都是梗脾气，对于自问有理时，两人都不放松一步，言辞直率，可是他从未因此生气。有时我对了，他会一言不发许久，而在回程时却告诉我已经如何如何处置了。有时我错了，我也在回程车上报告自己的另一看法。我追随济老工作，有七八年如此接受训练的机会，我受之于老师的，又岂仅在读书而已，此生做人做事，也矢志不忘老师的言教与身教。
济老退休前后，有两件他想做完而终于未能办完的事。一件是他负责的“中美人文社会科学合作”事。他秉承当时“中研院”王院长雪艇先生的命令，着手进行国际学术合作，也开了几次双边会议，不过成果离他自己的构想相去颇远，他原意一方面借他山之石，提高台湾学术水平，另一方面也借此使国际学术界对台湾多些认识和了解。可惜工作进行中途，时时遭遇不相干的人动辄含沙射人，引起许多不愉快的干扰。此事未能如愿达到原拟目的，他后来还曾痛心地提起国际学术界对台湾的若干误解如早早纠正，也许可以有更多的朋友会为台湾说话。另一桩事是中国上古史论文集计划。此事本来由蒋廷黻先生发起，由王雪艇先生交给济老办的，原想一方面整理中国古史的研究成果，给读者一本有考古学人类学新材料的古史，同时也可以在台湾尝试建立严格的审评制度及组织集体合作的研究和著述。没有想到，两项目的都遭遇触礁的苦厄。不相干的干扰和攻讦，使参加工作者寒心，而严格审评制也常使济老与我狼狈不堪。这一工作现在终于完成，比原定时间表慢了九年！济老原拟自己整个复审一遍，再做一篇长序，然后全集付印出版。没想到他老人家赍志而去，这篇未完成的序文将是中国古史研究园地永难弥补的长恨了。为了这两件工作，他受尽气恼和冤屈，可是我从未听他说过一句迁就的话——事实上，我追随他老人家三十年，从未听过他说一句调停语，也没有一句模糊语。济老最令人可佩处是说话明白肯定，不模棱两可。我在寄给光周兄的信上恭拟挽联“考古敏求，为斯学开山。择善固执，是后生楷模”。正是因为今世不少人太愿意迁就了。
春间我曾返台三周，两度晋谒请安，却苦于冗事绊身，不能作竟日长谈。临行前去辞行，适逢他老人家寿辰，曾携去一盆绢制兰花，聊表贺忱。他很高兴，谈了些《漪兰操》的琴曲。又由他早年操琴，话题转到曼丽学古筝。最后他忽然说了句“中国的兰花，是君子的象征，可是一定要能在幽谷中耐得住寂寞”。我答以“芝兰当门，也仍会被人芟除，还是在幽谷中寂寞些好，反正不必在乎热闹”。他老人家呵呵一笑。后来由台北家书中知道，报载济老去世时，室中点缀，只有一盆前期学生送的兰草。读到家书中这一段，泫然不能自禁。悲夫！济之师真去矣！
—— 原载《传记文学》第三十五卷第五期（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号）原题为《悼念李济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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