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想给母亲打个电话

母亲 阎维文

一个亲情电话背后的牵挂
——每晚7点10分，是我和母亲的约定
母亲离开我已经快一年了。但是，每到夕阳西下的时候，我总是觉得到了该给母亲打电话的时间了。
从母亲在北京一所普通医院生下我，已过了整整一个甲子。作为一个50年代的独生子，我与母亲在一起的时间，要超过许多我的同龄人。自从父亲走了以后，给母亲打电话就成了我每天的规定动作。母亲说，她喜欢独居的生活，自由、随意。而另外的原因则是，她不愿意增加我的负担。正如她的孙女所说，“奶奶把不麻烦别人的理念发挥到极致”。

虽然近两年来，我住在母亲家的频率已经由周末改为每周两次以上，但每天的电话依然必不可少。原来的电话时间是不定时的。但母亲的听力越来越差，如果不是坐在电话机旁，铃声再长她也很难听到，所以我们就约好一个时间，母亲会准时在电话机旁守候。原来是早晨，后来改为晚上。因为晚上接完电话，报了一天的平安，母亲就可以上床休息了。因为视力也越来越差，所以母亲不看电视，听广播是她获取资讯的重要形式。晚饭后，她要听一个小时的北京电台新闻节目，再听完广播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节目预告，知道有什么大事要事之后才去睡觉，所以我们就把通话时间定在了每天晚上7点10分。

电话中的母亲总是报喜不报忧，总是说她没事儿，让我放心。因为母亲做了一辈子教师，她的职业习惯就是要把自己的音调、音量、音质调整到最佳状态，以致有学生写文章说听她的课是一种享受。所以，母亲在电话中的声音也总是清晰悦耳，所有与她通过话的人都说她在电话中的声音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所以，绝大多数通话，母亲都给我留下状态不错的感觉，即使有些时候真的是假象。有时我一两天后回家，发现母亲感冒了、闹肚子了，问她为什么电话中没讲，她总是说问题不大，怕你着急。

每一次打电话，我都既充满期待又忐忑不安，既希望听到母亲轻松悦耳的声音，又怕听不到母亲熟悉的声音。每一次电话我都做好准备，假如电话无人接听，我一定会放下手中所有的事情，立刻赶至母亲身边。虽然已是耄耋之年，虽然罹患多种疾病，但每一次拨通电话，母亲都没有让我担心的事情发生，以致我产生了错觉和幻想，认为这样的日子应该直到永远。然而，岁月静好，是因为有人在负重前行。在母亲坚强地过好每一天的同时，可怕的致命 的病魔也正在向她快速袭来。

2017年4月7日晚7点10分，是我一生中最后一次与母亲通话。虽然觉得她的嗓音不像以往那样清晰，虽然觉得说话鼻音有些重，但母亲还是轻松地说，就是那些小毛病。我们约好，第二天晚上我就回家。然而，当我发着高烧推开熟悉的房门时，母亲没有如以往那样，坐在沙发上鼓掌欢迎我的到来，而是坐在冰冷的地面上，努力穿着那双不知穿了多久还穿不上的袜子。她说，“我不想让你看到我这个样子”。原来，她还一直希望能再次站起来，像我每次回来那样，为我沏好茶，把凉开水放在我的桌上，再熬好一锅多成分的营养粥。原来，母亲头晚接完我电话后大约三个小时，可怕的脑梗就导致她在起夜时左腿不听使唤，摔倒在地，右腿髋骨骨折，之后心衰、肾衰、心梗、肺部感染多种并发症一并袭来。医生预期，她的时间只有五到十天，但她顽强地坚持了整整两周，我知道这是出于她对这个世界和挚爱亲人的无限眷恋。

母亲走了以后，每天傍晚的这个时候，每天安排晚间时光的时候，我都觉得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没做。我常常下意识地想，得错开7点10分这个时点，好给母亲打电话啊！我依然像过去那样，每天把她喜爱看的晚报、电视报单独码放，尽管我再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过几天就给她送去这些宝贵的精神食粮。我依然按过去的频率，回到我们曾共同生活的空间，并在进门时向对面的沙发挥一挥手，尽管沙发上再也见不到母亲熟悉的身影。

近一年来，尽管我努力把时间安排得满一些再满一些，但我仍然会在走路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坐公交车的时候、甚至是在与人交流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时候，随时想起母亲，想起60年间的某一个片段，想起最后两个星期的某一个细节，想起母亲的一句话或是一个表情。

我真想给母亲打个电话，我真幻想电话那头又能传来母亲报平安的声音，我真希望一年来发生的事情不过是做了一场很长的噩梦。而我还有许多许多情况需要和母亲分享。遵照她的遗愿，我去了她出生和小时候生活过的城市，我真想跟她说一说那里的见闻；我重返从小生活了四分之一世纪的院落，我真想和她说一说院落里的变迁；我还想告诉她最后生活过的小区里，哪些店铺关了，又开了哪些新的店铺。这些，都是她非常感兴趣的事情。

但我真的不敢去拨那个最熟悉的号码，真的害怕电话那头长久的无人接听或是无尽的盲音。假如哪一天开通了人间与天国的通话，我一定争取去排第一号，去继续和母亲的对话。

2018-03-11

鼓楼脚下生命的欢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