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上海滩下等娼妓“幺二”、“台基”、“野鸡”、“花烟间”

上海滩上还有一种被人们视为下等娼妓的“幺二”妓院。幺二的得名也同长三一样，因其最早在同治年间的收费规定茶围取资一千文，侑酒取资二千文，数目与骨牌中的三点相似的缘故。幺二的势力在初创期时与长三不分上下，但由于居处、穿着和习惯远远不及长三，所以势力日减，后又受到下等娼妓如野鸡、台基等的冲击，身价日落，终于只能接纳商店伙计和工厂工头进院而沦为下等娼妓。幺二的地盘，起初只是在城北一带，租界繁荣后逐渐移到公共租界的四马路萃秀里。为招徕生意，每年九、十月间，幺二妓院门前还大排菊花山。光绪二十年(1894年)起至以后的十多年里，幺二娼妓仅在东棋盘街一带落脚，妓院的房屋大多为以前的客栈，十分简陋。幺二的生活十分艰辛，往往在晚上六、七点钟吃晚饭时，才是来客最多的时候。妓女只需龟奴一声“见客”，即刻到客堂里站班听来客挑选，被挑上的得强颜欢笑地应付一番，才能继续回去吃饭，又得匆匆出来伺候客人，有时通宵达旦。不接客的妓女常是五六个人挤在一间鸡笼似的小房间里睡觉。据1918年6月统计，上海的幺二娼妓的人数达500名左右，由于环境和待遇恶劣，她们中患性病的人数极多。

光绪中叶(1890年左右)，上海滩出了个绰号唤作白沙枇杷的荡妇，此人首创痴男怨女集合的场所，名日“台基”。所谓台基实际上只需租一间房间，招几名愿来这个场所的女子便可开张营业。来台基的女子，多半是为与男子相爱而无法同居而烦恼的，白沙枇杷把这些人聚集在这里吸引男子，坐收利润。台基中之上等者介绍一个女子收费银洋10元至15元；中下等者只收5元至7、8元。所收费用台基主人取1/3,其余归台基女子。约在1905年左右，上海务本女学的学生薛文华被学校除名后，便以女学生的身份作招牌，在五马路（今广东路）开设了一家驻颜阁照相馆，遇见容貌出众的女子便设法勾引来干台基营生。以台基为形式的卖淫机关在上海滩曾风行一时。

清代咸丰年间(1851-1861),上海县城内出现了又ー种形式的娼妓一一“野鸡”，以后逐渐移到城外。所谓野鸡，实际上是以栖止无定的飞鸟为比喻的。随着十里洋场的踦形繁荣，上海的野鸡人数1918年达到6000人以上。其势力范围冠上海娼妓之首。

野鸡被视作道地的下等娼妓，操这种生涯的娼妓，生活之苦是难以想象的。她们白天在茶楼卖笑，夜里在街上拉客，不论夏日炎炎还是寒风凛冽，天天如此。往往是一个娼妓带一二个娘姨，从夜里八九点钟开始，三五一群，八九一阵地在街头伺机行事。看准不是久居上海的外地人，上前便拉，形同劫持一般。有些初来上海的外地人见状惊恐万分，大声呼救，有的还会拔拳相向。野鸡娼妓有时一夜下来拉不到客，回家挨鸨母龟公拳打脚踢是家常便饭。更有甚者，野鸡娼妓中尚有为数众多的十三四岁未成年的女孩子，也在含泪操这种皮肉生涯。野鸡娼妓人数的众多和活动范围的广阔，一定程度地影响了租界内的社会治安。每到夜里，她们常常为了拉客发生帮与帮之间的争吵，以及野鸡和被拉客人之间的吵闹。这样一来，不得不使租界当局从原先的放纵变为干涉。

光绪初年(1875年)，小东门一带还曾出现过“花烟间”，娼妓人数约200左右。先前，这种娼妓仅在城内虹桥左近出现，1874年因租界繁荣，便迁到城外临河一带。紧接着由于这一带建造大量商栈，又向小东门迁移。以后，又进一步扩充地盘，在小北门附近发展，逐渐造成声势。花烟间娼妓大多是逃荒来沪的难民，或被恶势力卖入妓院的女子。由于她们毫无人身自由，所以只得听从鸨母龟公的宰割。每天天一亮就得在客堂间里喊叫：“来哪！来哪！”接一次客只收费两角钱，有时一天要接客十多次。花烟间接客的阶层，基本上都是扛夫、水工匠、轿夫以及码头搬夫、人力车夫、工厂工人中无家室的青社汉子。由于接客的人多而杂，因此花烟间娼妓几乎人人都患有性病，通过接客又在社会上大肆传播。花烟间妓女的收入全部交给鸨母龟公，在没有客人光顾时，还得不停地做针线之类的活计，可谓艰辛之极。

然而，不可思议的是上海滩竟然还有一种比花烟间娼妓更为低下的“钉棚”。这些人多是花烟间和下等野鸡娼妓中淘汰下来的，她们年老色衰，无路可走，全身患遍梅毒还得接客，一次收费先是制钱六十文，后来涨至一百二十文。钉棚娼妓的收入尽管十分低微，但鸨母规定她们每天须交纳二元左右的费用才可完账，否则便是无休止的打骂。钉棚娼妓先在香粉弄一带活动，后移到棋盘街幺二妓院地盘附近。

虹口一带还出现过一种专做外国水手、大兵生意的粤籍娼妓，人称”咸水妹”。

娼妓业的兴盛，必然会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道德观念的沦落，语言的粗俗，思想、风俗的破坏等等，给社会、家庭、婚姻带来的弊端之深，是可想而知的。娼妓对社会无一利而有百弊，但在十里洋场之中何以能如洪水猛兽般地发展呢？这个问题只能从主宰上海的租界殖民当局的立场，以及租界制度上去探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