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闻】我的先师王瑶卿（上）
一
“现在这年月，死了个唱戏的，还不如死一条狗！”先生愤愤地喷出了这句话，我瞬时从头发根里都感到了寒气逼人。这是慧生先生、连泉先生、宝忠先生还有我在先生的堂屋里谈起老白玉霜被日本宪兵拖去打得死去活来的当口，他插入的话。时为北方国土沦丧、民族危难之秋的1941年。还是荀二哥反应快，用眼梢微微示意宝忠不要再说下去。我也后悔，自己为什么在大家即将散归的深夜，又引出这么个不祥的话题来。“那戏唱到了咱们这儿就绝啦？”连泉先生用手轻轻地抿了一下耳边的头发，说着还看了我一眼，似乎在问我：老弟，你还敢唱吗？我是什么也说不出，我是真想唱，可也难受，也害怕。
“你们在外边说话、做事可千万要注意啊！”先生切切地嘱咐着。沉默了片刻，各有各的难处。
在“大马神庙”这古老的胡同里，在先生这半旧的黑色油漆大门的家里，我们几乎天天无拘无束地聚会在一起，交换着各自的艺术观点，争取在他的指导下排戏、安腔，也倾诉着内心的苦衷。先生以他的智识、以他渊博大度的素养、以他宽宏的性格和正义感、以他非凡的洞察力和艺术创造力，吸引着我们投到他的门下，他的百折不挠的精神鼓舞我们抛掉社会上一切狭隘的偏见，跳进“苦海”。
王瑶卿与唐采芝
先生在他亲手整理的剧目《万里缘》总本的序言中写道：
班孟坚《汉书》载苏子卿胡妇一事……唯《万里缘》一剧，则于歌坛舞榭之间殊鲜露其头角。未悉因何冷落如此，诚可为之叹惜耳……其事迹系汉代国事，由奴王壶鞮将大元帅胡克丹之女名阿云定美人计，欲赚苏武归降。不想此事反弄假成真，阿云真心嫁了苏武……匈奴王复被汉兵所败，释苏武归国而求和。阿云则因勾奴王不许随行，遂自刎尽节而死矣。此剧有做、有唱、有益风化之佳剧也。
尽管时代给予了剧本一定的局限性，但先生为歌颂英雄苏武和纯洁感人的异族少女胡阿云的这出戏所鸣的不平，正是先生自己充满正义感的体现。剧中苏武与胡阿云之间的爱情基础，也正是先生道德观念的写照，这甚至到今天也仍然具有光闪闪的现实意义。
毋须说明，先生的戏剧观是为了“有益风化”。这是对某些民族虚无主义者把自己祖国的老艺术家都统称为“旧艺人”、“宫廷戏人”的宝贝们的一个最明确的回答。先生的艺术标准是严肃的。
王瑶卿旗装
先生对弟子和学生们在各方面都要求得很严，我绝少见他当面夸奖谁，他是真正的“严师”，所以像梅、尚、程、荀和连泉先生这样的“高手”都愿意聆听他的意见。他具有丰富的幽默感，在说笑间包含着尖刻的批评，也是爱护。他不赞成一个女弟子抽烟，说这太毁嗓子，就给她起了个绰号“火灵圣母”。他要我们清心寡欲，不良的嗜好要戒掉。他总以无限惋惜和感慨的语言规劝人们警惕恶习的吞噬。
我在20岁以后的几十年之间，每次都是怀着虔诚的心情去看他，向他请教。先生对每一个弟子和学生，无论出身如何，不分男女，总是能找到一种使对方最易于接受的方式给予开导和指点。1949年冬天，我奔到先生家里告诉他，我经田汉同志介绍要参加南下大军了，他兴奋极了，笑着对我说：“这次官兵一致，不能再放份儿、耍大角儿的派头了。”我告辞出门的时候，先生叫住我又说：“你排新京剧《九件衣》的时候要注意演好古代劳动妇女，夏玉蝉发疯以后要戴'蓬头’！”我想，是啊，解放了，台下的观众变了，台上的作风也非变不可。解放前先生也总是从多方面了解每个弟子的主要观众都是那一类人。耐心地给予艺术上的指导，找到台下的共鸣因素。1951年我赴乌鲁木齐参加新疆京剧院的建院演出，先生告诉我：“这次要演《万里缘》，要到北海去会苏武啰！”到新疆演出的前三天戏码中我真诚地安排了《万里缘》。我想这是代表先生火辣辣的诗情画意，献给“北海牧羊人”的一束鲜艳夺目的野玫瑰吧！
这个戏在新疆果然很受欢迎。回北京以后，我告诉先生“牧羊归来，带回哈密杏一包。”他哈哈大笑，我真钦佩他诲人不倦的苦心。
二
有人说，对我一生所走的路程影响最大的人物莫过于王瑶卿先生，我很赞同。
但我绝不是由于个人的无限感激之情，而是出自终身对戏曲事业和先生的挚爱，有一股难以名状的力量促使我必须把这一位经历了清朝末年、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北伐战争、十年内战、抗日战争和解放全国及社会主义初期建设伟大变革时代的人物客观地记录下来。特别是他在那动荡的年代中克服了重重主观条件和环境险逆的困难，以像我们民族文化史上一些优秀的艺术家同样的毅力和首创精神、以高尚的美学观念和赤诚的情操继承与发展着戏曲艺术。
他不仅有长期的艺术创造实践，也有系统的理论基础，还有全面的学术论点。他的卓有成效的法则和累累艺术硕果都说明了这一代巨匠的造诣之深和影响之广是足以惊人的。他承前启后地熔合了我国几千年的文学、美术、民间说唱、音乐韵律、舞蹈、杂技、武术于一炉，用民族戏曲这一独特的形式使中外千百万观众为之倾倒，震撼了当代的舞台上下，激发了爱国主义热情和民族自豪感。鼓动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对理想的追求。他是我国现代艺术史上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丰碑是以业绩来说明的，创艺史也是王瑶卿先生走过的一条沧桑的路。
先师原籍江苏清江，久居北京。诞生于光绪七年岁次辛巳八月初七（1881年9月29日），是当时著名昆旦王彩琳的长子，王老先生文化素养非浅。原配夫人郝氏未生育，后续娶先生和凤二爷的生母。二位均为梨园界有声誉的世家。
少年王瑶卿
先生自幼生长在艺术气氛浓郁的家庭里，环境的熏陶自然地培植了他对艺术思想的追求。王老先生钟爱长子，不仅让先生读书识字，还曾专门邀请谢双寿、田宝琳等老师到家中为其说戏。先生曾告诉我，谢老师戏理很深，嘴里也讲究。对发声、归韵、落音和板眼尺寸的传授均十分严格。所教的行腔雅俗共赏，落落大方。白口也是字准音正，这就使先生在唱、念两方面的基础都比较牢固。为尔后的进一步钻研和创新打了良好基础。像《六月雪》（“探监”和“法场”两折）《贺后骂殿》这些二黄戏都是谢双寿先生给说的。
其中《贺后骂殿》的唱腔，先生在以后的登台演出中一直保留着原来的风貌。因为他感到在这出戏中前辈先生们的创作已经比较充实，所以基本上未做大的变动。直到给砚秋先生排这出戏和以后教我们时，先生讲都是按照谢的路子说的。而对窦娥这一黑暗势力下被陷害的悲剧女主人公，先生则用了很大的力气来研究“她”的唱和做。首先他把全出戏的锣鼓经、唱腔、过门等在心里反复念诵过了许多遍，唱词及念白也是逐句逐字地斟酌，把不合理的地方做了许多改革。如“探监”一折中的〔二黄慢板〕，原来唱到“不招认实难忍无情拶棒、无情拶棒。”在第一个“无情”二字处即转为〔散板〕，也没有第二个重复句。先生将这一段唱改为〔慢板〕到底。使窦娥对禁婆的泣诉自始至终哀怨婉转，利用行腔时的低回重复旋律的出现，巧妙地收、放、控制气口及与面部的表情相配合，突出地把女主角内向的忍辱负重的性格表现出来，再不像原来转散后给人以大哭大叫的感受，反而显得平冗肤浅。这种用唱和表演控制内心、控制程式、控制全台戏的进行节奏，乃至操纵全场观众情绪和注意力的“道行”，正是考核一个演员火候（素养和表现力）的关键所在。
先生对《六月雪》的革新仍未终止，辍演以后仍然理敲琢磨，使之更臻于完美。并将不同的改革方案用在弟子们的身上，结合各自的条件而注入“新鲜血液”。
上述两出戏在舞台上沉寂了一段时间以后首先由砚秋先生在先师指导下重排上演，立即轰动了剧坛。砚秋先生非凡的素质、超人的气度，以及辛勤刻苦的再创造精神固然是后人的楷模，而且笔者还要另文专叙，但先生已由演员站到更高的部位上来，驾驭艺术局面的匠心实在是令人叹服！
程砚秋之《金锁记》
就剧本本身而言，再现的《贺后骂殿》改动不大，总的路数仍是忠于谢老先生的传统。而《六月雪》则由砚秋先生发展为完整的《金锁记》。在《金锁记》的排练过程中，先生还曾建议在“法场”中加上窦娥走双腿跪步加甩发的绝技。可能是考虑到不使用过速的节奏吧？砚秋先生虽然下苦功练了，但最后还是割爱。以后也没见别的演员用过这一难度大的技巧程式。
从这两个实例中说明了先生对优秀的传统剧目首先是认真地学下来，继承下来，是精华坚决保留，尚需加工的在实践中逐步改革、创新，一丝不苟，值得后人研究。
就唱法而论，《贺后骂殿》后来一直是“程派”的代表作品，但它是由谢——王脱胎换骨到程派的。这个课题应由程门的继承人去仔细探讨，无需我来烦言。
先生11岁正式登台，是与9岁的凤二爷合演的《四郎探母》。先生台风端庄典雅，眸光明媚，骨秀聪敏。嗓子特别好，不仅宽亮响堂，而且柔、润、脆俱全，“发花辙”的张口音也同样地好，给人以均衡舒展的印象。因此一登台就连续红了三十年而未衰。
先生小小年纪成名之后愈加勤奋，虚怀若谷，遍访名师，博学名家之长。适时“同光十三绝”及齐名的许多优秀演员云集京都，京剧正值最兴旺的隆起时代，加之先生聪颖过人，秀外慧中，进取心强，颇得前辈的真传：时小福传授了拿手戏《桑园会》；杨朵仙（先师的岳父，杨小朵之父，杨宝忠之祖父）传授了《五彩舆》；余紫云（余叔岩之父）传授了二本《虹霓关》。先生告诉我他学戏不仅学习所要饰演的角色，生、净、丑行的他也一一记下。这就使他自己更加充实，多才多艺。我经常陪同言菊朋、金少山等先生一起去向先生请教，先生均一一示范解答，使他们满意而归。所以各行当的演员在先生家排戏时，对先生提出的改革意见和各种批评指导无不心悦诚服。
王瑶卿、王凤卿之《四郎探母》
慈禧晚年很喜欢听先生的戏，在演出之后经常与谭（鑫培）老板、杨小楼一同被“幸召”。觐见之后总要御赐给先生一些旗袍、坎肩料子之类的宫廷专用织造品，先生把这东西拿回家仔细地揣摩，掌握宫廷服装色调的特点。慈禧总“恩赐”先生站起来答话，她询问先生的家庭生活和社会上的一些事情。而先生呢，除小心谨慎地回答问题之外，在语言和气质上也找到了许多扮演“萧银宗”的依据，他说：“你演身份愈高的人，愈要放松。可别架架势势地，让人一看就是'贾门贾氏’（假模假式的谐音语）”。有的同志以为京剧进入宫廷是滋长形式主义的主要因素。但是，我从先生身上只看到他利用一切机会汲取素材，为力求丰富创新找到依据。例如他依照脸型加上了旗头的尺寸，改进美化轮廓线的贴片子方法。这些改革都有浓郁的生活基础，因此能受到那个时代观众的热烈欢迎。
【上】
1981年5月
（《戏曲艺术》1981年第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