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项飙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副标题：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
出版年：2018-3
页数：560
从经济社会“正规化”的角度分析了“浙江村”的变化，而社会研究领域的“正规化”也是这二十年一个重要的变化。基金申请指南、A类刊物要求，框架、假设、文献回顾……粘稠的术语与雕琢的论证，堵塞了对话，窒息了思考。在这些正规化的文本里，不仅社会行动者看不到自己，连研究者也找不到作为活人的自己。近来兴起的底层书写时文学界和思想界对于这一趋势的弥足珍贵的纠正，但是在这些文本里，底层者多以个体的受害人的面目出现，而不是以多面体的、群体性的历史主体的身份站出来。多有感人的叹息，少有勃发倔强的生命。这样的文本可能符合知识分子的口味，但不是群众自己想看的。要让群众看到饱满的自己，我们需要直面他们的经验和忧虑，需要解释这些经验和忧虑从哪里来，需要亮出他们的坚韧、顽强、智慧和希望。正规化的纠结：北京“浙江村”和中国社会二十年来的变化正规化可以被认为是“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内容质疑。值得主义的是，正规化不是靠政府独家推进的，而是多方互动的结果。其中市场规则的作用不比政府的小。这一进行中的正规化的过程很难被概括成一个公式化的图景；对“浙江村”个案的民族志梳理可能会帮助我们理解中国今天的纠结。“分割-攫取”模式：所谓“分割-攫取”，是指强势者通过对社会群体进行区隔来攫取价值。在改革前，国家用行政手段分割城乡社会，从农村攫取剩余价值扶持城市工业。20世纪80年代后，城乡分割有所松动，但是流动人口的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被分割。流动人口在城里只是劳动力，回家才是社会人。对应于分割-攫取方式的变化，“浙江村”经济在二十年间从“平铺式”发展变成了“垂直式”发展。经济活动是社会关系再生产的一部分，前者为后者服务。这样的平铺式发展，可以看作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改革逻辑（包括乡镇企业的发展）的一个延伸。它具有很强的社会吸纳能力，为基层人群提供了发展机会。从平铺到垂直，意味着原来“同来同去”社会关系的瓦解，同时资产和正式权力的重要性的上升。土地的资产化：土地从有具体的使用价值、镶嵌在社会关系中而难以流动的资源，变成了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被经营的资产。“去社会性”的正规化：当社会关系网络是组织公共生活的基础，是解决纠纷、形成权威、判断什么行为是可以接受的什么是不可以接受的原则所在，网络的社会属性是第一位的；而当个体的利润最大化成为基本原则、企业成为基本的经济组织，网络的运作也就从属于对经济利益的计算。第二，“去社会性”意味着社会关系变弱变碎，比如工人和雇主之间的关系变成了纯粹的经济关系。从威望到光环：去社会性的趋势，也同样体现在大人物的角色变化中。“浙江村”的正规化把一个萌生中的“新社会空间”还原成了一个物理空间。社会空间里的主体是人，构成社会空间的是错综复杂从而也不免杂乱的关系；物理空间里的主体是地，其主导作用的是行政框架下的单一化的市场规则。面对社会空间，政府要谈判、妥协、学会共存；处理物理空间的手段则简单明了：拆、迁、卖。正规化并不意味着经济的衰退。20世纪80年代的非正规经济调动民间积极性、脱贫致富，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正规化则很可能在拉大贫富差距，造成“国富民穷”的格局。前者是广泛包容，后者是形成区隔。行政体制可以有效地利用市场。行政力量动用市场手段，不是把行政体系市场化了，也不是政府在追求最大利润，而是用通过利益手段维持、深化现有的权力关系。本书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要比较彻底地从我们的日常行为本身出发，来看我们社会中的现象。正是这种想法，激励我在当今中国著名的流动人口聚居区——北京“浙江村”这个“奇怪”的社区蹲了近6年的时间。我相信长时期的观察是了解事实细微机理的惟一可靠的办法。这本书的核心议题是讲述“浙江村”是怎么形成的。我提出，它的形成过程是一个开发和聚合的辩证过程。“浙江村”真正的生活体系是一个全国性的“流动经营网络”。我们所看到的社区，乃是巨大冰山露出海面的一角而已。离开了社区背后的开放的体系，社区中的聚合行为将无法被理解。其聚合乃是为开放服务的。这和其他移民聚居区，及我们过去对移民聚居区的想象是很不一样的。那么这一过程到底是怎么一点一点发生的呢？本书将不从结构、角色、规则这些概念出发，而是基于对人的具体行为的直接观察，提供描写在日常生活中，“关系”如何重叠而成为一个社区。这个“关系”和结构主义等理论上所说的“关系”不同，既不指事物在一个思维秩序中的相对位置，也不指人和人的一般的“联系”，而是有独特内容和含义的，是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所说的“关系”。我将提出“系”的概念和“关系丛”的看法，来勾画“浙江村”社区的型貌，表现他们对关系的运用和意识。近年来关于关系的研究并不是没有。但是有三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一是把中国人的关系“特例化”。特例化首先倾向于把“关系”视为是中国独有，而西方社会不太存在的东西；然后，研究兴趣往往集中在关系有哪些特别以至“奇异”的地方，而忽略了中国社会中关系的一般特征。不是在述说关系、述说中国社会的组成方式本身，而是在强调它“究竟怎么和西方不一样”。西方中心论，在今天主要不表现为西方的种族中心论，或者以西方的观点强加于人，这两点已经被人们广泛地察觉，它更主要的表现是这样的取向：以西方社会为基本的参照来看其他文化。像对关系的看法，不仅外国人这么看，中国人自己也往往跟着这么看。第二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可以看作第一个问题的延伸，它在中国社会的范围内把“关系”作泛化并实质化的理解。似乎中国人是为关系而关系，“关系”压倒一切，成为组织社会的原则之一。第三个问题是把关系片面化其典型表现是把关系看作特殊的“资本”、特殊的“网络”方式等等。这一取向一方面强调关系在形式上的特殊，另一方面又努力将它纳入西方的概念体系。我们所说的“关系”被这样一处理，就完全“跑了味”，至多只解释了它的小侧面，所以我说它“片面化”。认为关系可以简单“化约”为资本等概念，也扼杀了关系在理论上的挖掘潜力。而在我看来，关系与其说是客观的行为规则，不如说是中国人的一套关于社会和人际关系的民间理论。关系既不是人们行动的目的，也不是可以化约为资本等因素的手段，它是一种表达方式，是中国人关于社会的民间象征体系的典型表现。关系既是对人际关系的看法，也是对“人”本身的看法，也涉及社会结构层面上的看法。我认为，在以西方社会理论为基本参照的取向之下，我们对“关系”所达成的了解非常有限。关键是要回到事实本身来。人类学和社会学就是研究人和人的关系的。中国人在50个世纪的文明进程中不仅形成了丰富独特的实践方式，而且形成了自己关于人际关系的认知，这将是人类学和社会学发展的理论资源之一。和以往从西方认知里发展起来的理论保持一定的距离，先从中国的事实中最朴素地发掘出一些简单的东西来；然后再拿这个理解去看非中国的社会，看有没有可能从这里形成一般性的学术概念，这大概是中国学术形成自主性，并真正对国际学术界作出贡献的重要路子。这也是我写这本书所持的“理论方向感”。从社会学的视角看，问题应该倒过来，不是经济行为“嵌入”在社会关系中，而是人们是依靠着社会关系在“展开”自己的经济行为。正如伍德所指出的那样，以往的迁移理论，形成了两个极端，一是新古典主义的微观框架，以个人为分析单位(如均衡和现代化模式)；一是结构功能主义的宏观视角，以国家和地区为分析单位(如历史-结构理论)。前者适合说明细微的机理，后者适合勾画整体的型貌，但两者在理论上没有形成互补和呼应的关系。人们意识到网络在迁移中的重要性，但在理论上对总体和具体之间的关系仍然没有比较好的说明。我们从中可以得到的一个启发是。讨论这一问题，不能仅靠分析单位的变化比如把个人转变到网络，而是要探索新的理念。我想做的是不再把网络看作是外在于行动者的、人际间联系的一种“浮现”，而想借用我们的“关系”的视角，建立它和个人之间的更内在化的关系。总体和具体之间的断裂，和我们对传统和现代的认识的断裂是有直接关系的。就是因为我们过于强调了社会的总体面目，于是“传统”被想象成一个面目，又冠以“现代”另一个面目，而忽略了这总体面目之下是由很具体的内容构成的。这具体和具体之间则有可能是相通的。“浙江村”的奇怪，正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我们这些认识上的断裂。我在序文里所说的，也是这些断裂带给我们的尴尬。这本书要在这“奇怪”上做点文章，希望回到人们的日常行为本身，摆脱这些断裂，一方面说明“浙江村”本身有什么在迁移和社区研究中值得重视的特征，说明中国人关系的“营造”法。另一方面，探索从口常行为的过程里看社会的方法和叙述方式。诸种对“过程”的描写；诸种对日常生活中的中介性概念的挖掘。科学可以而且应该有多种形式。在传统上，我们所持的是“支配性”的知识观，即认为科学的用意在于“把握”、支配客观世界。尽管这个科学观所说的“世界，，同时包括了自然世界和社会人文世界，但是它强调，当这些现象成为被研究的对象时，它们是独立于思考者之外而存在的，彼此是完全分离的。在表述形式上，它将努力表现为一系列严密、清晰、彼此有逻辑关联的命题。而我认为，人类学(其他的社会科学在不同程度上也将如此)应该是一种“理解的知识”。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的认识论基础，并不是建立在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能力之上的。而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主体间性”(如果我对这个概念没有理解错的话)的基础上的，最简单地说，就是“人和人是可以互相理解的”这一事实之上。“这个世界上最难以理解的事情是这个世界是可以被理解的”，而人和人是可以互相理解的，也是同样具有魅力和挑战的问题。前一个陈述可以看作自然科学的出发点，后一句话可以作为人文思考的缘起。人类学学科产生的背景，是本世纪早期开始出现的新的世界人文格局。这个格局的核心特征就是不同的人、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观念开始“遭遇”在一起，建立互相之间的理解就成为人类学的目的。其后的人类学，也都是随着不同文化之间“遭遇”的加深，为了更好地探求理解的方式而发展的。“理解的知识”和支配性知识的最大不同在于，它对述说者和被述说者、以及和阅听人之间的关系有新的理解。首先，我认为不应该把被述说者处理成外在的，是客观存在的，特别是可以被全面“把握”的。述说者和被述说者是相互映照而存在的，研究者只能在一个个具体的场景下观察被研究者，必须有研究者的“引发”，才有被研究者的“发声”。在观察者观察被观察者的时候，被观察者也观察和思考观察者。只有在互动的过程中，被述说者才会展示自己，述说者才据此获得他想要的信息。而在过去的文本里，被述说者似乎是一个“绝对”的存在，在和研究者的访谈中，他们是在“无对象”地述说着他们的“普遍事实”，能“看穿一切”的研究者又能把这些全面地“掌握”在心。在过去的人类学报告中，述说者和阅听人（读者）之间有两层关系。一是述说者作为“权威的知情人”告诉读者“有一个遥远的事实”如何如何；另一方面，在述说者所掌握的事实的基础上，述说者要和阅听人讨论他们共享的有关理论或者理念，这构成他的这项学术工作的核心。这样造成了两个后果，一是阅听人几乎完全是被动的，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受蒙蔽的。述说者一开始就把自己当作虚无的“我们”（其实谁也不知道这个“我们”究竟指谁，但用了这个词论述上就更有合法性）的代表，也不说明他究竟怎样卷入社区，读者失去了对他的调查过程加以检验和批判的权利。第二个后果更为重要，这一文本形式使述说者将“事实”和“评论”（理论）分离成两部分（尽管他们十分强调事实和理论之间在逻辑上的联系）。事实被述说者全面地“占有”，成为他的工具，评论则以获得更多的来自读者的关注为目标。这样，述说者很容易自觉不自觉地按着事先的理论要求来组织事实，而读者对此则无从检验。我写这本书，目的并不是要发展独立学术系统中的某一概念，而只是想提醒大家对自己的实践方式的反思。是我意识到人们在实践中以“总体判断”来作为行动的前提，是有危险的，所谓对社会的“总体认识”是虚假的，这才有了我从“支配的知识”到“理解的知识”的转变。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发现并试图解决真实的问题所在，这就是我的出发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