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与荣格的分歧
【魔法师荣格系列】
弗洛伊德精心栽培荣格，把他当作儿子和事业继承人，让他担任精神分析大会的主席。但两人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
1909年，美国心理学家斯坦利·霍尔邀请弗洛伊德和荣格去美国。他们两人在德国北部港口城市不来梅会合，一起乘船去美国。在不来梅，荣格在报纸上读到在泥碳沼泽上发现史前尸体的新闻。泥碳中的酸很好的保存了这些尸体。这让荣格兴奋——他从小就对尸体有浓厚的兴趣。荣格不停地谈论尸体，让弗洛伊德不解和愤怒。当荣格在餐桌上又一次开始这个话题时，弗洛伊德晕了过去。荣格在自传中说：“过后，他对我说，他确信，就这些尸体所进行的一切交谈，含有我盼他早日死掉的成分。”
在1913年的慕尼黑精神分析大会期间，弗洛伊德第二次在荣格面前昏倒。当时有人谈起古埃及第18王朝的法老阿克那顿（公元前1353－公元前1336在位，误差可能有20年）。这位法老在位的第五年创立世界上第一个一神教，并把自己的名字从阿蒙霍特普（Amenhotep，Amun神满意者）四世改为阿克那顿（Akhenaton，阿顿神的光辉，又译为埃赫那吞）。阿顿（Aten）是古埃及的太阳神。在多神教的古埃及，阿克那顿树立的惟一神阿顿可算是一个新的神。
当时，那个论者（荣格没有说是谁）说，阿克那顿创立一神教的行为背后有一种仇父情结。这个看法激怒了荣格。荣格指出，阿克那顿一直尊敬地保存对他父亲的纪念，他破坏的只是石碑上的阿蒙的名字；其他法老也用自己的名字取代神话祖先的名字，因为他们都是同一个神的化身，他们有权力这样做。荣格还说：“他们既没有开创一种新风格，也没有开创一种新宗教。”荣格是错的，从多神到一神，显然是一场深刻的革命。荣格说到这里，弗洛伊德晕过去了。
弗洛伊德醒来后，像父亲一样看着荣格。荣格说：“这两次晕倒的共同原因显然是父杀子的幻觉所造成的。”“父杀子”当是译者的笔误，应该是“子杀父”或“弑父”。荣格反对以“弑父”理论解释阿克那顿的宗教改革，所以弗洛伊德的晕倒应该是他由此联想到“弑父情结”，而不是由荣格的言论直接引起的。不过，这个解释过于牵强。更可能的情形是，那位谈论阿克那顿的就是弗洛伊德本人，这样，荣格的反对就构成了他在思想上的“弑父”。荣格在自传中没有说谁在讨论阿克那顿的仇父情结，大约是想避开这个事实：他在1913年的慕尼黑公开挑战弗洛伊德的权威。
但是，在琼斯的弗洛伊德传记中，这两次晕倒的原因不同。当时琼斯在场。第一次是因为弗洛伊德在晚餐时坚持要荣格喝酒，而荣格与布伊勒尔等人有过禁酒的盟誓。饮酒象征着荣格抛弃苏黎世的同事，站到弗洛伊德这边来。弗洛伊德知道这杯酒的意义，所以晕倒了。第二次是弗洛伊德指责荣格在一篇介绍心理分析的文章中没有提到他，荣格回答说，没有必要，因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弗洛伊德仍在继续指责，然后突然晕倒。弗洛伊德自己的解释是，这与他在1岁7个月的时候弟弟之死有关。琼斯认为，晕厥是战胜对手的满足引起的。
埃里希·弗洛姆在《弗洛伊德的使命》中说，弗洛伊德对男性有强烈的依赖心理，有如儿童对于母亲（弗洛伊德确实恋母）。但友情不可能达到母爱的程度，因此弗洛伊德的友谊经常经历“殷切的希望、高涨的热情和最后的破裂。”弗洛伊德和德国柏林的耳鼻喉科医生弗里斯（Wilhelm Fliess，1858－1928）的关系是又一个例子。在1887年的一次会议上认识之后，弗洛伊德给弗里斯发去热情洋溢的信，之后两人关系急剧升温。他们住在同一家旅馆里的时候，弗洛伊德也晕倒过。他在给琼斯的信中承认这是因为他对弗里斯“有一种无法控制的同性恋的感觉”。
这样看来，荣格和弗洛伊德对彼此的心理都有很大的误解。
1904年两人分裂后，弗洛伊德毁掉了弗里斯给他的所有信件。弗里斯去世后，玛丽·波拿巴公主（Princess Marie Bonaparte，1882－1962）从他的遗孀那里买下弗洛伊德的来信，并拒绝了弗洛伊德的销毁要求，理由是有历史价值。
波拿巴公主的祖父是拿破仑·波拿巴的侄子。她在1907年嫁给希腊和丹麦乔治王子，两人有各自的生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她与法国总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政体实质上是责任内阁制）阿里斯蒂德·白里安（Aristide Briand）有染，也是弗洛伊德的再传弟子洛文斯坦的情人。白里安被怀疑想借此拉拢希腊，其实波拿巴公主才是主动调情的一方。两人的恋情没能阻碍法国军舰炮轰雅典。
波拿巴公主对性高潮的追求如此出名，当她请现代主义雕塑的先驱康斯坦丁·布朗库西（Constantin Brancu?i）为她塑像时，塑成的头像很像是一个男性生殖器。金光闪闪的铜像《X公主》塑于1915至1916年间，在后来的沙龙展上成为丑闻。1924年，波拿巴公主用化名出版了一本研究性冷淡的书。
1925年，波拿巴公主向弗洛伊德咨询她的性冷淡。弗洛伊德对她说：虽然我研究女性心灵已有30年，但我仍然无法回答“女人到底要什么？”这个大问题。波拿巴公主继续接受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并成为他的学生。她后来还是一位开业的精神分析师，并有著作问世。1938年，波拿巴公主向纳粹付出一大笔赎金，换取弗洛伊德逃亡英国。
1953年，在参加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的加冕典礼时，波拿巴公主与邻座的一位男士大谈精神分析学。男士被她深深吸引。两人几乎都没有观看彩车游行。这位男士是弗朗索瓦·密特朗，后来当选为法国总统（1981－1995在任）。
经过数十年的思考，1939年，即在他去世的那一年，弗洛伊德发表了《摩西与一神教》。他指出，摩西是阿顿一神教的信徒（甚至可能是阿克那顿法老的儿子）。摩西是埃及人，一位高官。“摩西”在古埃及语中是“之子”意思，例如，阿克那顿的祖父叫图特摩斯四世（Thutmose IV，或Tuthmo-sis III），意思是图特之子。图特即透特（Thoth），知识与智慧之神，也为欧洲神秘主义者崇拜。《旧约》省去“摩西”（之子）前面的那个词，是为了掩藏他的埃及血统。摩西在宗教改革失败后率领受压迫的犹太人走出埃及，把一神教传给他们。这是弗洛伊德对《旧约·出埃及记》作出的解释。《出埃及记》通常被认为是摩西所作。
《摩西与一神教》是犹太人弗洛伊德对他的祖先信奉的犹太教的“弑父”。这本书也是尼采的《论道德的谱系》的进一步发展——都是不友好地揭示犹太教－基督教的产生背景。荣格评论说：弗洛伊德不信神，却用咄咄逼人的“性的形象”代替了好嫉妒的上帝的形象。也就是说，他认为，弗洛伊德建立了一个崇拜“性”的宗教。
回到1909年。弗洛伊德和荣格在七个星期的美国之行中为对方解梦。弗洛伊德做的一个梦——荣格认为不适合公布——荣格要求弗洛伊德提供更多的私人生活的细节，以便他作出更好的解释。弗洛伊德满怀疑虑地看着他说：“我可不想拿我的权威性来冒险。”荣格说：“这时刻，他便完全失掉其权威性了。这句话深深地熔进了我的脑海里，随之而来的，我们的关系的结束便已可预见了。弗洛伊德已把权威性置于真理之上了。”
其实，荣格自己也没有公布他的许多梦。在1913年和弗洛伊德的关系破裂之后，荣格陷入精神崩溃的边缘，各种神灵和妖怪出现在他的梦中。他用画笔把梦境纪录下来，一直持续到1930年。荣格在这一时期建立和丰富他的心理学，称之为“分析心理学”，以区别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荣格把这些手稿收藏起来。直到他去世之后40多年，只有很少人见过这些图画和文字。一位研究荣格的学者用了两年多时间说服保管荣格遗产的他的外孙，《红书》才在2009年首次出版，立刻登上美国畅销书榜。
在和弗洛伊德互相释梦的时候，荣格做了一个梦。他在一座陌生的两层楼里。他在二楼看到老式家具和珍贵名画，满意地认识到这是他的家。他沿着楼梯下到一楼，室内阴暗，一切东西都显得更加古老，可以追溯到15或16世纪。他打开一道厚重的门，走到地下室，发现一个有拱顶的美丽房间，砖墙是古罗马的，地板是石片铺成的。他在石板上看到一个环，拉动这个环，石片抬了起来，一条狭窄的石阶通向更深的地下。他走下去，到了一个从岩石里凿出的低矮洞穴。洞穴地上是厚厚的尘土，散布着骨头和陶片，像是原始文化的遗物。他还发现两个头骨，年代久远，都快要碎了。这时，荣格醒了。
弗洛伊德对这两个头骨特别感兴趣，他反复追问荣格的想法。荣格知道他想得到的答案，便撒了一个谎，说头骨是他的妻子和妻妹的。弗洛伊德很满意——不是他的，荣格没有表现出“弑父”的愿望。荣格说，那时他结婚不久，并不希望妻子死去。但只有这个答案才不会让弗洛伊德怀疑。
这个梦给了荣格启示。他要深入地探究他的一层层心理结构。1912年，37岁的荣格发表《里比多的变化与象征》（后来版本的书名是《变形的象征》，也译为《转化的象征》），对“里必多”（libido）作出超出“性力”之外的解释，用这个词表示普遍的生命力。这本探讨无意识的书是荣格建立自己的心理学体系的第一部重要著作。
Libido在拉丁文中的意思是欲望，可以是各种欲望，如求知欲。基督教哲学家圣奥古斯丁（354－430）在《论自由意志》中用libido指贪欲，其中包括淫欲，不过他也在中性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弗洛伊德用libido表示性欲，有时也用eros，古希腊语的“性爱”。精神分析学意义上的libido经常被翻译为“性力”，在汉语中就成为Shakti的同义词。在梵文中，“性力”（Shakti）的意思是原初的宇宙力量，这个创造的力量是女性的，如同天地之母。印度的性力派（Shaktism）崇拜多位女神。藏传佛教密宗主要来源于性力派，也有苯教以及道教的成分。
荣格在写《里比多的变化与象征》的时候压力很大，他知道这本书将导致他和弗洛伊德的分裂。
其实，荣格并不排斥心理分析学中的性欲学说。在《对死者的七次布道》（1915年）的第五次布道中，他说：“男性的性欲更多是肉体，女性的性欲更多是精神。男性的精神更多是天国，通往阔大。女性的精神更多是肉体，趋向渺小。”荣格以此发展出阿尼玛和阿尼穆斯的概念——分别是男性之中的女性因素、女性之中的男性因素——也因此推崇中国的阴阳学说。在1929年（弗洛伊德仍健在）为《科隆日报》写的《弗洛伊德和荣格之比较》中，荣格说他“并不是要否认性在生命中的重要性”，他要做的是“给性这个泛滥成灾并损害所有有关心灵的讨论的术语划定界限，并把它放置到合适的地方”。
荣格始终觉得有必要说明他和弗洛伊德的区别，表明老师的阴影一直笼罩着他。区别主要在对“性”的看法上。在《科隆日报》的这篇文章中，荣格说：“弗洛伊德所说的性、幼儿期快乐，它们与‘现实原则’的冲突以及乱伦等等，都可以看作是他个人心理的最真实表述，是对他自己主观观察到的一切的成功阐释。”这一点得到后来一些学者的认定。
荣格还说：“弗洛伊德的 ‘超我’概念，不过是在心理学理论下伪装的鬼鬼祟祟地走私由来已久的耶和华形象而已。”这句话表现了荣格从宗教和神话解释心理的学术路径，未必是对弗洛伊德的恰当批评。
弗洛伊德和荣格的理论都被认为不是科学的，然而，基于试验的心理学却失去了迷人之处。在这样说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忘记，弗洛伊德和荣格都是开业的心理医生，有丰富的临床经验。荣格警告：“精神治疗师绝不可使自己的视野染上病理学的色彩；他绝不可让自己忘记，生病的心灵是人的心灵——尽管是有病了，却也在无意识中拥有人的全部心灵生活。”这个“全部心灵生活”沉淀为集体无意识。荣格说：“自我之所以生病，就是因为它与整体断绝了关系，并且不是同人类而是同精神失去了关联。”人类是古老的。荣格指出，弗洛伊德的一个缺点是仅仅把精神过程上溯到父母。
弗洛伊德常常和他的追随者和支持者闹翻。他在1927年写的自传中说：“1911年到1913年期间，发生了两次脱离精神分析学的运动，领头人物是以前曾在这门年轻学科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和C.G.荣格。这两次脱离运动来势不小，一下子就有大批人马跟随而去。”
阿德勒（Alfred Adler，1870－1937）出生在维也纳郊区，1895年在维也纳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后成为一名眼科医生。他是弗洛伊德最早的追随者之一，也如同其他的早期追随者一样，是一位犹太人。阿德勒也因为反对弗洛伊德的性理论，在1911年第一个脱离精神分析学。他在另立门户之后，创立“个体心理学”。阿德勒的《自卑与超越》（1932年）在中国很受欢迎。第二次“脱离精神分析学的运动”就是荣格在1913年带领的。
弗洛伊德正确地指出，阿德勒和荣格发现，他们即使不拒绝精神分析学的材料，也能够摆脱他们反感的性理论。弗洛伊德说：“如荣格试图从抽象的、非个人的和非历史的角度，对精神分析学所占有的材料重新解释，以期不必再去认识幼儿的性生活和俄狄浦斯情结的重要作用，不必对幼儿阶段作任何分析。”“非个人的”大约指荣格提出的“集体无意识”，但是，自从在《对死者的七次布道》中提出“个体化”之后，荣格把自我作为意识的核心，直到最后都坚持这个观点。“非历史的”的所指不容易理解，因为荣格把“集体无意识”的历史上溯到人类之初，而且重视文明史在无意识中留下的深深印迹。
弗洛伊德认为，阿德勒似乎走得更远。他说：“他（阿德勒）全盘否定了性的重要作用，认为性格的形成与神经症的形成，根源都在人的权利欲，以及对补偿体质低下的需求上。”阿德勒的“权利欲”来自尼采的“权力意志”，“体质低下”则是构成他的另一个概念“自卑感”的因素，产生于儿童对成年人的依赖。1920年，他在维也纳教育学院成立儿童指导中心。阿德勒因心脏病死在弗洛伊德之前，让弗洛伊德感到欣慰。
毫无疑问，阿德勒和荣格是在弗洛伊德奠定的基础上发展他们各自的理论。弗洛伊德在自传中对他们的出走轻描淡写，只用了两小段文字。他在第二段的最后说：“现在（他写自传的时候），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我可以明确相告，上述这些反对精神分析学的企图已经收场，它们没有给精神分析学造成任何损失。”“反对精神分析学”显示出弗洛伊德对学生独立发展的不包容。
虽然弗洛伊德表示阿德勒和荣格德离去没有损害他的精神分析学，但两位最有才华的学生先后离去，仍然使他难堪。他说，这两件事“常常被人们用作攻击我的材料，说什么这是我独断专行的证据，是我大难临头的征兆”。他罗列一个仍留在他身边的跟随者名单（其中一位后来也因观点分歧离开了弗洛伊德），然后说：“我倒想替自己说几句话，一个心胸狭隘、自以为是的人，能够始终抓住那么多有学识、有水平的人吗？更何况像我这样没有什么吸引力的人了。”这样的辩解有些苍白。
彼得·克拉玛在《弗洛伊德传》中说：“弗洛伊德不懂得判断人品，也是一个纰漏百出的政客，荣格显得不够稳定且自私自利，弗洛伊德仍信任他，交付他种种权力，期待他会绝对忠诚。”荣格的自私大约是可以确定的，从他坚持要求妻子艾玛接受他的情人这件事上可以看出来，那时荣格还在跟随弗洛伊德。他在离开弗洛伊德之后陷入困境，妻子帮助他，并且学习他的分析心理学，后来还出版了著作，受到好评。
克拉玛还说：“后来，荣格陷入精神崩溃，又与另一名精神病患发生关系，最后在纳粹时期，还投机地涉入反犹太活动（荣格曾写下‘雅利安潜意识比犹太潜意识更具潜力。’）”“另一位精神病患”是托尼·伍尔夫，在萨宾娜·施皮尔赖因之后成为荣格情人。伍尔夫在治疗期间幻想怀上了荣格的孩子。精神病人会发生“移情”——把对生活中重要人物的感情转移到治疗医生。荣格的“反犹”大概不能成立。那时对极权主义还没有预防针，在疯狂的环境中，荣格难免会陷入纳粹的词语陷阱之中。当然，这不足以为荣格开脱。但应该注意到的是，荣格说的“雅利安”和“犹太”很可能是特指——他自己和弗洛伊德——不是广泛的反犹。
弗洛伊德遇到过移情。他曾经被女病人抱住，当时正好有人走进房间，他才得以解脱。实际上，“移情”这个词是弗洛伊德用在精神分析学上的，英译用的是Transference，指（情感的）转移。荣格著有《移情心理学》（1946年），英译用的是Empathy（在想象中把自己的情感投射到另外一个人，另一个定义是能够理解别人的情感）。这两个词的词义有一些差别。医生应该把移情的真相告诉给病人。荣格不能抗拒美丽女子的移情，违反了职业道德。
弗洛伊德把他的学说建立在“性”之上，他的性道德却是无可指责的。他自己说，他在40岁之后就不再有性生活。他有六个子女，小女儿在他39岁那年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