耀州窑博物馆藏邑子八十人等造像考
耀州窑博物馆藏有青石造像一尊（图一），依照造像记内容暂命名为邑子八十人等造像，据说原位于陕西铜川境内，有红土和黄堡等说，后被偷盗转运，又无意间被当地公安机关查获，由铜川市王益区黄堡镇派出所移交博物馆。
图一 邑子八十人等造像
造像为青石质，无首，左手、右膝及部分莲座残。残高 1.16 米，基座长 0.76、宽 0.49、高 0.22 米。造像半跏趺坐于八边束腰莲座之上，内着僧祇支，腰间束带，外披双领下垂式袈裟，衣纹雕刻采用平直阶梯式和圆凸式线条，自然逼真。右臂前伸，无右手，左臂自然弯曲，置于左股之上，左手残，似握宝珠。莲座以下两端，有两蹲狮，紧依八边束腰。颈部、臂部以及右膝残缺部分有孔，应为后世修补痕。束腰下承长方形基座，基座四面皆刻有文字，楷体，左侧为造像记（图二），位于刻好的方形界格内，共二十行，行十字，共 195字，全文如下（“/”表示换行）：
□□十六年岁□□□三 / □寅朔八日辛酉，夫□ / □□寂，真体难逢，法主□ / □□若骨龟覩木，亦如□ / 子失国，长避苦海，是以机伦（轮）西颓，大夜将至。佛日侮 / □，四览隐迩然。今有诸邑 / 子八十人等，觉身危晚，不/久多停，至如水胞（泡），俄尔消 / 灭，譬若火光出石，马能淂 / 人。故能人人前己，崇造阿/弥陁像一区，仰为历劫诸 / 师，七世父母及自己身，以 / 此功德。愿生生世世淂（得）常 / □身莲华（花）化生，不受五荫 / 之胎，方□途尽而暮□常 / □芥城，虽□我身犹在。又 / 愿地狱休息，饿鬼饱满，畜 / 生解脱，人天具足，法界崩 / □，等成正觉。
基座右侧、正面及背面（图三至图五）均刻有竖行，为造像主及助缘者等的姓名，共一百人。这一百人之中，诸邑子，也就是当地造像助缘者最多，另有东西南北面化主和像主，化主为劝化者，像主则为出资造像者。都邑主、都化主、都像主等应为助缘者、劝化者和造像出资者中的关键人物，所以和邑师、典坐、香火、典録等为寺院职务人员一并刻于基座正面中央位置。
图五 造像基座背面题铭
该造像残损较多，造像题记关键内容缺失，所以其时代断定只能依靠造型特征，因而有北朝和唐代之说，然而一直没有确切说法，加之头部残缺，造像本身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实际上，该造像在清人的多种著录中有所收录，只是内容详略不一。
清代乾嘉学派的重要学者孙星衍所著《寰宇访碑录》卷二最早收录该造像，只是内容简略：
邑子八十人造阿弥陀像铭，正书，开皇十六年三月，陕西泾阳。
这里的邑子八十人造阿弥陀像正是耀博所藏邑子八十人等石佛造像，时代明确为开皇十六年（596），只是位置在陕西泾阳，和今天发现并收藏于铜川有差异。
清代“吴中七子”之一的王昶所著《金石萃编》也较早收录此造像，命名为《王女晖等造像记》，并对造像铭内容全文收录，相较于上文所录耀博现在所藏八十人等造像记，《王女晖等造像记》（图六）最大的特点是首行的“□皇”，显然为隋文帝“开皇”年号，即造像时间为开皇十六年（596）。此外，还详细介绍了王女晖等造像石的东西南三面的尺寸、刻铭情况和字体，详细如下：
石三面刻，东西两面皆横广二尺二寸五，各二十行，西刻记行十字。南面横广三尺二寸，三十行，高皆九寸。余刻像主、邑子等姓名，正书。
图六 《金石萃编》所收《王女晖等造像记》
同时对造像基座正面及右侧刻文全部收录，只是缺少背面内容。据此，可推测当日造像的放置情形，应是坐北朝南，其背部应紧依山体或墙壁，加之造像沉重难以挪动，因而难以收录全部“诸邑子”。《金石萃编》在录完《王女晖等造像记》后所附的《北朝造像诸碑总论》，对于造像立碑滥觞发展的时间、背景进行了讨论，并对造像立碑的种类，以及造像记所出现的造像人、出资造像者、劝化者、助缘者、寺职等进行了归类总结，对于认识北朝至隋造像记的内容颇有裨益。
《金石萃编》所见最早版本为清嘉庆十年（1805）王昶自己所刻，所以《王女晖等造像记》的收录应早于嘉庆十年之前，但是具体到什么时期？《金石萃编》王昶自序云 ：
余弱冠即有志于古学，及壮游京师，始嗜金石，朋好所赢，无不丐也，蛮陬海澨，度可致无不索也。两仕江西，一仕秦，三年在滇，五年在蜀，六出兴桓，而北以至往来青徐兖豫吴楚燕赵之境，无不访求也。
这里提到的“一仕秦”，据《清王述庵先生昶年谱》，应为乾隆四十八年至乾隆五十一年（1783 ～1786），这四年间王昶出任陕西按察使，且曾于乾隆五十年（1785）两次代履布政使之职。然而《清史稿·王昶传》云王昶自“移陕西按察使，在陕凡十年”。所谓“在陕十年”显然同《清王述庵先生昶年谱》所记不同，若十年最早当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这就与其早年经历相乖违。笔者认为应是“在陕四年”。王昶在任陕西按察使期间，陕西巡抚为毕沅。毕沅亦涉猎金石之学，《关中金石记》收录了不少今天铜川境内的碑刻资料，二人之间应有一定的交流。那么《王女晖等造像记》自然为王昶“一仕秦”四年（1783 ～1786）期间寻获的可能性最大。
此外，清嘉道年间的学者严可均编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张之洞主粤政时开设的广雅书局曾刊刻该总集。《全隋文》是其中之一, 其中卷二十九所录有源于碑拓本的《王女足等造像铭》（图七）。将此与以上耀博所藏八十人石佛造像记和《金石萃编》所录《王女晖等造像记》进行对比，其内容基本一致，只是《全隋文》所收的《王女足等造像铭》在时间上最为完整，《金石萃编》次之，耀博所藏八十人等石佛造像最为漫泐残损。而《金石萃编》和《全隋文》之所以在命名上出现差异，缘由在于前者采用造像基座右侧的“东面像主王女晖”，而后者依右侧“诸邑子”中第四位即“王女足”命名。因此，《金石萃编》与《全隋文》所录造像即为现在耀州窑博物馆所藏这尊邑子八十人等石佛造像，那么参照《全隋文》，基座造像记的完整时间应当为“开皇十六年岁在丙辰三月甲寅朔八日辛酉”，只是依据常见隋朝造像记内容，“岁在”应为“岁次”的可能性较大。此外，依照八十人等造像记，《金石萃编》《全隋文》所录王女晖或王女足造像记存在多处讹误，应以前文所录八十人等造像记为是。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总叙》曰：
嘉庆十三年开《全唐文》馆，不才越在草茅，无能为役，慨然曰 ：'唐之文盛矣哉，唐已前要当有总集，斯事体大，是不才之责也。’其秋始草创之，广搜三分书，与夫收藏家秘笈，金石文字，远而九译，旁及释道鬼神。起上古，迄隋……唐已前文，咸萃于此。
据此可知严可均编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应在嘉庆十三年（1808）年之后，其搜罗范围极其广泛，金石文字便是其中的一类，以《全隋文》为例，其中收录的 20 余条金石文字除少许来源于《金薤琳琅》外，大部分来源于碑拓本，有庙碑、造像铭、舍利塔下铭、造桥碑和墓志铭等多个种类。《王女足等造像铭》自然应是严氏 1808 年之后所收录，之所以纪年文字详细完整，只能说明拓本的打拓时间要早于1808年，更早于1783年到1786年之前，其时八十人等石佛造像的基座完好程度要远远好于现在。这里还应指出的是，《王女晖等造像记》的讹误要多于《王女足等造像铭》。
最后，清末陕西著名学者毛凤枝所著《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成书于光绪十五年（1889）秋，其卷七陕西泾阳部分有 ：
邑子八十人造阿弥陀像记，正书，开皇十六年三月，未详所在。全文见《金石萃编》，题为王女晖等造像记。……《寰宇访碑录》云在泾阳，今未详所在。
显然，《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所录邑子八十人造阿弥陀像记和前面胪列几种文献一样，也是耀博现在所藏这尊隋开皇十六年造像。《寰宇访碑录》和《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命名的依据在于造像记中的“今有诸邑子八十人等”，而不同于《金石萃编》和《全隋文》以基座右侧的人名命名。只是依据《寰宇访碑录》和《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所载，该造像历史上的所在位置有点扑朔迷离。前文已述，黄堡派出所最早截获此造像时，来源有黄堡和红土之说，但可以肯定的是造像应在铜川境内，然而《寰宇访碑录》最早指出位于陕西泾阳。那么在历史上到底该造像在泾阳还是铜川？事实上毛凤枝《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中“未详所在”已经对泾阳说提出质疑。此外，结合《寰宇访碑录》所录碑石多属孙氏朋友提供 [13]，记载失误者不少的情形，对于该造像的泾阳说的可靠性也值得探讨。最后，假如孙氏所载无误，在古代如此重量的石质造像，即便泾阳铜川之间的距离并非多远，要将其从泾阳搬迁至铜川也并非易事。因而，邑子八十人等石佛造像在铜川的出现基本可解决其历史上所在的问题，同时也可纠正《寰宇访碑录》泾阳说的错误。
要之，通过梳理对比耀博所藏八十人等造像记和《寰宇访碑录》的《邑子八十人造阿弥陀像铭》，《金石萃编》所载《王女晖等造像记》，《全隋文》所载《王女足等造像铭》，以及《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所载《邑子八十人造阿弥陀像记》，可确定这四种清代文献所录造像即为耀博所藏此尊邑子八十人等石佛造像，这不仅能够依照实物所见造像记校正两种文献所载内容的部分讹误，而且可通过文献准确还原患泐造像的准确纪年。此外，历史上八十人石佛造像应一直位于今天的铜川地区，而非《寰宇访碑录》所载的泾阳。因此，该造像为陕西隋朝佛教造像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本文刊登于《文物天地》2021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