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的浪漫气质（中）
人类一思考
上帝就发笑
人类不思考
上帝都不屑一笑
贝多芬把席勒的《欢乐颂》写进自己的《第九交响曲》，音乐与诗融合在一起，成为音乐史上的重要事件。席勒是浪漫主义代表人物，既是哲人也是诗人，更直接些说席勒是诗化哲人，他的朋友韩波尔特(Humboldt)曾向他说，“没人能说，你究竟是个进行哲学思考的诗人；还是一个写诗的哲学家。”（朱光潜《西方美学史》）
席勒在《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中把素朴诗和感伤诗看作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这种区分是古典与近代的标识，“古典是纯朴的、异教的、英雄的、现实的，必然与职责；近代是感伤的、基督的、浪漫的、理想的、自由与意愿”（朱光潜《西方美学史》）。尽管席勒的区分有些公式化，同时素朴与感伤、现实与浪漫并没有一个绝对分界线；但他敏锐地嗅到新的艺术气息，在主体精神感召下艺术将呈现出新风貌。当席勒从审美意识中区分古典与近代艺术精神时，一种普遍的情感已经出现在音乐中，那就是必然与自由。
在必然王国，一切都是既定现实的，而人是被决定的和没有选择的；而在自由王国，一切是浪漫的，人是可以决定的和可以选择的。想要消解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的对抗，艺术是一种可行手段，其中音乐和诗歌又是最为亲缘的。
在自由王国，音乐和诗歌有一种超验性的浪漫，这种浪漫不屈从于经验，反而把经验上升为超验的东西。这种上升可以通过人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来实现，亦即音乐创造和诗歌创造，因为在所有艺术门类中，音乐和诗歌相比其他艺术而言是最自由、最为纯粹的。
“在所有美的艺术中，没有哪种艺术类型比音乐更使人感觉到完美和独特——这是建立在自为意义上的独特”（ 卡尔·达尔豪斯（Carl Dahlhaus) 《论音乐艺术的完美性》）。“没有一种艺术比音乐更注意反对“美的音乐是纯粹在模仿自然”这个主张了。因为如果音乐仅仅是让人听到这个世界的音响（无论它是否来自生命体的发声）在毫无艺术规则的状态下重现，那将多么乏味！音乐创造了变化无穷的声音体系，它通过旋律、和声等给我们的想象力展开了一个完全独特的世界，而我们在非艺术（kunstlos)的现实中是无法找到其原型的。”
音乐的“完美”与“独特”成为所有艺术的楷模，并直接地体现“自由”与“纯粹”的艺术精神。现在要思考的问题是，音乐的“完美”与“独特”如何跟“自由”和“纯粹”的艺术精神相结合？这个问题另一种阐述是：音乐结构与心灵结构如何相通？达尔豪斯这样解释：“完美”与“独特”建基在音乐的自为之上；而“自由”与“纯粹”需要凭借想象力实现。自为强调音乐结构的自律，想象力关乎心灵结构的诗意诉求。在米克里斯、席勒、E.T.A.霍夫曼等一大批思想家眼中，音乐的形式使得想象力得以用诗意的驰骋。完美的形式、独特的形式，使音乐区别于其他艺术形式，也使得音乐独自修炼为形式的宝库，同时形式本身的自为、自律也为心灵提供自由和纯粹的诸多可能。由此可见，心灵的自由与纯粹是在完美、独特的音乐形式中诗化得来的。
恩里克·福比尼在《西方音乐美学史》中提到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的表述：为什么器乐音乐不为自己创造一种歌词，好让主题得到阐述、确立、变化和论述，就像在一篇哲学论文中所考虑的主题那样呢？”其实贝多芬的交响曲（尤其像《第五交响曲》、《第九交响曲》）已经给出了答案。当然后来的标题音乐、交响诗就更有戏剧性和哲理性了。在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时期，从音乐整体结构来看，纯器乐音乐获得了升华的力量。但与诗歌不同，纯器乐音乐使用的不是语言表达概念，而是依赖于声音形式，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用语言来表达音乐是如此困难”。尽管诗化的音乐成为想象力的对象，但这并不意味着想象力能固化音乐本身。瓦肯德罗曾用一个著名比喻说明这个问题，“语言能够列出所有河流的变化，而音乐却是河流本身”。音乐的诗化就是要开凿出一条能让灵魂自由沐浴的河流，以此来对抗现实，并让心灵栖居于此，同时得到洗涤和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