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个老师】刘英平:会读就能写
刘英平:河南息县三中高级教师,省级骨干,省级学术技术带头人,国家级特色教育优秀教师。网名“老英”,主持诗先锋“现场诗歌俱乐部”论坛、“大息地”论坛,管理“新教师成长网”网站。
读了很多遍也教过很多次的这篇小文,再读再教时,我问自己:如果我是一个美国老师,我会有什么问题。
我会不会批评文中“我”的霸道?他在有分歧的时候,凭什么要委屈儿子?另外,为什么不征求妻子的意见?他掌握话语权的理由,就是因为他“高大“以及”强壮”吗?如果他既不那么“高大”也 那么“强壮”,或者他的妻子比他更“高大”更“强壮”,他是不是应该听从妻子呢?
我会不会批评文中的“妻子”的退让?全文中她没说过一句话。在分歧时她是赞同“我”的母亲呢,还是赞同儿子?她显然也是没有主见的人,因为她只是“在外面”“总是听我的”。在小路走不过去的时候,她为什么没选择背上“我”的母亲,而是背上自己的孩子?因为母亲“瘦”,几乎与“胖”儿子一样重,而且她背母亲,更能突出家的“和谐”啊。
我会不会批评母亲的妥协?原本不想去散步的,却为听从儿子而去了;原本不想走小路,却为了照顾孙子而走了。知道自己身体不好,会给他人带来一定的负担,而去选择最难走的小路;本来是出去走走锻炼身体,最后却让儿子背着“散步”,是不是很奇怪?
如果第二天,我提议母亲去“散步”。她还去不去?我们会走大路,还是小路?
我会不会问问作者为什么不让每个人“各得其所”?“我”或者妻子,陪母亲走大路,另一个人陪儿子走小路,有什么不妥呢?为了维护表面的“和谐”,压制了不一样的心理需求,这不是解决问题,而是积累了矛盾。当矛盾日积月累最终暴发之时,我又如何保证和谐呢?
我是不是应该提醒“听话”的危险?母亲听从我,我小时候听从她,妻子在外面“听我的”,儿子“听从他高大的父亲”,结果是什么?
我们看到的结果是,本来是要一家人高高兴兴、轻轻松松地“走走”,却变成了我背着母亲、妻子背着 儿子在小路上走。如果这也叫“散步”,没人觉得奇怪吗?开篇说母亲不愿出来,是怕“累”,读完文章之后,会不是有人为作者感到“累”呢?开头说母亲又“熬“过了一个冬天,那我和妻子背着母亲和儿子,在这些难走的小路上“散步”,还有多少乐趣可言?如果小路很长很长,那我们是不是要这样一直“熬”着呢?
当然,这“累”里,有一种责任,有一种承担。这是家庭的重负,也是文化的重负。每个中国人,都在这样“累”着,“背”着,“熬”着。每个中国人,都在这样“散步”吧,我们已经这样“散”了几千年了。
只是没人觉得奇怪,这不也有点奇怪吗?
我们在田野散步:我,我的母亲,我的妻子和儿子。
母亲本不愿出来的。她老了,身体不好,走远一点就觉得很累。我说,正因为如此,才应该多走走。母亲信服地点点头,便去拿外套。她现在很听我的话,就像我小时候很听她的话一样。
天气很好。今年的春天来得太迟,太迟了,有一些老人挺不住。但是春天总算来了。我的母亲又熬过了一个严冬。
这南方初春的田野,大块小块的新绿随意地铺着,有的浓,有的淡;树上的嫩芽也密了;田里的冬水也咕咕地起着水泡。这一切都使人想着一样东西——生命。
我和母亲走在前面,我的妻子和儿子走在后面。小家伙突然叫起来:前面也是妈妈和儿子,后面也是妈妈和儿子。我们都笑了。后来发生了分歧:母亲要走大路,大路平顺;我的儿子要走小路,小路有意思。不过,一切都取决于我。我的母亲老了,她早已习惯听从她强壮的儿子;我的儿子还小,他还习惯听从他高大的父亲;妻子呢,在外面,她总是听我的。一霎时我感到了责任的重大。我想一个两全的办法,找不出;我想拆散一家人,分成两路,各得其所,终不愿意。我决定委屈儿子,因为我伴同他的时日还长。我说:“走大路。“但是母亲摸摸孙儿的小脑瓜,变了主意:还是走小路吧。
她的眼随小路望去:那里有金色的菜花,两行整齐的桑树,尽头一口水波粼粼的鱼塘。我走不过去的地方,你就背着我。母亲对我说。
这样,我们在阳光下,向着那菜花、桑树和鱼塘走去。到了一处,我蹲下来,背起了母亲,妻子也蹲下来,背起了儿子。我的母亲虽然高大,然而很瘦,自然不算重;儿子虽然很胖,毕竟幼小,自然也轻:但我和妻子都是慢慢地,稳稳地,走得很仔细,好像我背上的同她背上的加起来,就是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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