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古的中医
中医学，是中华民族六千多年集体实践的结晶，是经过长期集体实践的检验，充分证明中医是治病、防病、诊病、疗病和保健的真理。
中医学的起源：
中医学的出现，无疑与人类的发展、华夏民族的出现而同步，与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实践相并论。现在所言的中医起源，如：动物本能论、神学宗教论、圣人创制论、巫医转化论……，无疑从各方面论证了这种说法。
诸如，伏羲制九针，神农尝百草，轩辕论内经，禹益制酒、伊尹制汤液，以及，戏说的商纣王与妲己议论胎儿姓别故事，从另一角度看出，人们很早就已经关注孕妇体态与胎儿的性别关系问题，还有《山海经》中出现的一些病名，道人炼丹希望延年益寿等……。都是中医学理论的具体实施与体现。这些实践范例，都从各方面说明了中医学出现的时间和学说的高深。
中医学确实出现得很早，从伏羲、神农和黄帝时期，很多理论已经开始并广泛应用于世。到东周、或秦汉之际，中医学已经步入了成熟阶段。如：宴婴论疼病、扁鹊说病、秦国的医和、医缓，……
中医学的支柱：
从华夏民族成熟，到春秋时代的“百家争鸣”，以及《史记》、《吕氏春秋》、《淮南子》，《左传》等众多史料都表明，中医学理论与人类发展和生存环境紧密相关。
《内经》言：“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劳作，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还说：“夫上古圣人教下也，皆谓之，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都在告诫我们，医病之根本所在。
应该说，《神农本草》、《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这五本古籍是中医学说的理论支柱，但它们真正的来源是先祖们的生活和生产实践。
近年出土的一些历史文物，有利地佐证了中医学理论的依据和基础。如：汉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十一脉》及武威出土的《治百病方》等。
到了两汉、三国、两晋时期，医药名人倍出：东汉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三国华佗的中医外科和麻醉散、晋王叔和的《脉经》，皇甫谥的《针灸甲乙经》（含《素问》、《灵枢》、明堂孔学针灸治要》），葛洪的《肘后方》。说明，这时期的中医学理论已经步上更新的台阶。
南北朝以后，更有陶弘景的《神秘农本草经集注》，隋代巢元方的《诸病原候论》，唐代孙思邈的《千金方》、《千金翼方》，王焘的《外台秘要》等。都在有力地推进，中医药学说的发展。
中医学的高峰阶段，应该在宋朝以后。其中，主要是宋代四部医学大书《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太平惠民和济局方》、《政和经只类证本草》，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等，都是流传千古的举世名著。
中医学的基本内容
中医学理论，包含了内外妇儿五各种医疗诊治的学科和专业；但是，其中的主要治疗手段之一，则应属针灸唯大。在有限的史料之中，可以查阅的有：
“伏羲制九针”
把针灸归于伏羲氏，说伏羲制九针，说明针在医之前。也许针法不是伏羲氏本人发明，至少也是伏羲氏时代，或以前出现的治病方法。不管如何，针法是伏羲氏时代的产物应该没错。
《内经·灵枢》解释：“九针之名，各不同形。一曰鑱针，长一寸六分；二曰员针，长一寸六分；三曰碮针，长三寸半；四曰锋针，长一寸六分；五曰铍针，长四寸，广二分半；六曰员利针，长一寸六分；七曰毫针，长三寸六分；八曰长针，长七寸；九曰大针，长四寸。鑱针者，头大末锐，去泻阳气；员针者，针如卵形，揩摩分间，不得伤肌肉，以泻分气；碮针者，锋如黍粟之锐，主按勿陷，以致其气；锋针者，刃三隅以发固疾；铍针者，末如剑锋，以取大脓；员利针者，大如嫠，且员且锐，中身微大，以取暴气；毫针者，尖如蚊虻喙，静以徐往，微以久留之，而养以取痛痹；长针者，锋利身薄，可以取远痹；大针者，尖如挺，其锋微员，以泻机关之水也。”
针这样充分的系统化，是因“用针之法”也同样是很讲究的。中医用针必用气，用针之法随病而移。《灵枢》说：“刺之而气不至，无问其数。刺之而气至，乃去之，勿复针。”还说：“凡刺之道，必通十二经脉之所别，五俞之所留，六腑之所与，合四时之所出入，五脏之所溜处，阔数之度，浅深之状，高下所至。”
十二经络（未包括任督二脉）的出处，应该是在古时所称的“十二原”。《黄帝内经》中，对十二原的内容是有明确说明和解释的。古人针灸与医疗，很重视人的肌体构成性质和四时变化及环境等影响因素。
针灸治疗，应该是先祖们在生产和生活的过程中，在社会实践的经验里得出的结果。因为按压、按摩，及把握、束扎、放血等都是最直接、最简单、最原始的扶平疾痛手段。必然会成为生产力低下的原始社会治疗病痛的首选方法。由此而产生的针刺疗法，一定在原始的医治疼痛中，起到很大的作用。
很明显，针刺治疗是中医的外部治疗方法。
针刺的作用主要在于刺激人身的相关机体，特别是五脏六腑受到针的刺激，会有不同的反映。针灸正是利用这些反映来调理和治疗疾病。
《内经》称五脏：
“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其华在面，其充在血脉，为阳中之太阳，通于夏气。肺者，气之本，魄之处也；其华在毛，其充在皮，为阳中之太阴，通于秋气。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其华在发，其充在骨，为阴中之少阴，通于冬气。肝者，罢极之本，魂之居也；其华在爪，其充在筋，以生血气，其味酸，其色苍，为阳中之少阳，通于春气。脾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者，仓廪之本，营之居也，名曰器，能化糟粕，转味而入出者也；其华在唇，其充在肌，其味甘，其色黄，此至阴之类，通于土气。”
称六腑：胆为清净之腑，胃为水谷之海，小肠为受盛之腑，大肠为传导之腑，膀胱为州都之宫，三焦（分上焦、中焦、下焦）为决渎之官。
可以说，五千年前，人体解剖学的理论已经在中华民族的体系中孕育和产生。人们已经知道五脏六腑，十二经络和任督二脉。华夏民族中，人体脏器的概念不是近代才开始的。中医学的理论从五六千年前就已经开始产生。中医的实践从针灸开始，与人类的产生同步。
可能会有人怀疑，古时没有解剖的概念，古人是怎么知道心、肝、脾、肺、肾和大肠、小肠、膀胱、胃、胆、三焦这五脏六腑？
此事并非奇特，古传《庖丁解牛》是那么神奇，“官知此而神欲行，依乎天理”。一把刀竟用了19年，依然锋利，并由此派生出“游刃有余”的成语。解剖牲畜尚且如此神通，可见解剖人的学问也必十分精通。古人的日常生活中是有很多机会看到人体内部构造的。如：野兽祸害，战争杀伤，剖腑杀害、野蛮刑罚，如车裂、凌迟、分尸、腰斩，甚至食人心等行为，都会造成人体内脏器官表露的现象。所以，医者明白人体内容构造的机会是极多的。
针之后，是“神农尝百草”。
尝百草的过程，没有丰富的植物知识和自然知识，是不可能完成的。神农氏尝百草，必须有尝百草的“必然性”和“全部过程的完整性”，以及“尝试结果的乐观性”。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神农氏要施行“尝百草”这样的行为？一定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社会有这种必然要求。只有社会急迫需要，神农氏，或者那时的人们才会去首先尝试百草的味道和作用。并且尝试结果，一定是人们所预期的结果；否则，不会成为留传后世的美誉。那时的社会，是从牧业、渔业和狩猎走向农业的时代，以粮食和蔬菜、鲜果为食已经广泛展开。人们一定是已经知道，有些不同的植物对治疗人体疾病有不同的疗效和结果，才会出现神农氏为了百姓尝百草的壮举。
《素问》言：“草生五色，五色之变，不可胜视。草生五味，五味之美，不可胜极。嗜欲不同，各有所通。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五气入鼻，藏于心肺，上使五色脩明，音声能彰。五味入口，藏于肠胃，味有所藏，以养五气，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
先祖们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养生之道。他们知道：草生五色、五味，是人体津液相成、五气所养，精神所生的源泉。在先祖社会正常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中医理论的基础。
有草药，必有医疗诊治的方法和手段。由此衍生的望闻问切诊病手段，应该与中草药同时产生。也就是说，炎帝时期，中医药事业肯定有突飞猛进的进步，才可能有中医药以后的发展。
“神农尝百草”的结果，是华夏民族得到了中医药的恩赐，民族的生活和生产得到了生理学的保证，也得到了人类社会的保证。
从此，由中医的针灸外部治疗方法，进入到内外治疗相辅相成的中医全面发展时期。神农氏的壮举，开创了中医药发展的新纪元，是中医事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黄帝内经》把中医药事业推向成熟。
黄帝执政以后，命歧伯主管医药治病的事业。歧伯不负重望，开创了华夏民族医药事业的更大进步，以黄帝内经为名的中医大典从此诞生。
《黄帝内经》与《伏羲八卦》、《神农本草经》三本典籍，并列为中国历史著名的“上古三坟”。有利地说明了《内经》的产生时代与背景，也说明了其中内容对中华民族的重要性。《黄帝内经》，虽然经后人多次补充，整理完善；但仅从其名称上讲，一定是始于黄帝或黄帝时期无疑。
《黄帝内经》内容广泛，道理深奥，论说明确；真正是“上穷天纪，下极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更相问难。”无所不及。不单是医学典籍，也是人生至理铭言。它包含有：医学、药学、易学、生理学、解剖学、植物学、养生学、哲学、天文学、地理学、气象学、心理学、社会学、材料学等多学科知识。其中重要的论说内容之一是：“生气通天”，是指人生之气与大自然的“气”有机相关，互为作用。人的气不谐调，或与自然之气不和协就会生病，因此治病必须考虑人体自身因素和环境因素。
《黄帝内经》中对各种病因、病理，和脏器机理、生理现象、精、气、神、血、津、液等生理机能和身体变化，以及诊断、医疗、治理、养护等各方面都有非常详细地论述，让读者无不惊叹其高深的论理。
黄帝时期的华夏民族医药事业，无疑是在充分地发展过程中。为以后夏商周时期中医药的提高过程，奠定了全方位的发展基础。妲己论体态与胎儿性别时，已经是中医学理论成型的时候。到扁鹊识别病在皮肤、病在肌肉，病在骨髓，可预知人的生死等，诊病水平之高已经超乎人们的想向。也标志着那个时期的中医治疗水平，充分说明了这一时期中医诊断和治疗的高超。
史料中留给后人的、众多的、高超的中医治疗范例和病案，都充分说明这一时期的中医诊治水平，甚至高于现代医学水平。后期的华佗等中医救死、刮骨、开颅、开胸各种外科手术，例例惊世骇俗。《三国志》中记载华佗施行的手术，从麻醉到结束都是一个人完成。对同种病例的医疗效果，远远超过现代医学中由复杂团队完成的严密手术。这样惊天地、泣鬼神的伟业，这些祖国医学的脊梁人才是怎么做到的？他们是人不是神，他们却实实在在做着神仙才能做的事。
中国两次冠状病毒广泛性的肆孽，都是中医技术起到了极大的挽救作用。充分说明了中国中医是医学理论和实践的完胜者，也给那些反对中医的跳梁小丑们当头一棒！
中医理论博大精深，能够登上中医学宝塔顶尖的人物并不在少数。中医学说的成就也决不是现代人看到的那么一点点，所以我们不能不向高深的祖国医学施以崇高的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