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且涟猗 || 生命的延续 ——梁圣军散文《父亲是天》的文化视角 / 四六文摘

窗外

清且涟猗

风流著

生命的延续

——梁圣军散文《父亲是天》的文化视角

亲情，最好写。再熟莫过的人和事，有话说。亲情，最爱写。根连根，心连心，打断骨头连着筋，剪不断、理还乱，谁不愿写？亲情，写得最好。血浓于水，流于心。亲情，写的人最多。不仅一般人写，而且领袖如朱德，名人如冰心，“国宝”如季羡林等等，也写。树高千尺也忘不了根。亲情，又最难写。拿过笔的人都知道，这是“眼高手低”的活儿。尤其是写父母，更难。手头最新一期《散文》，开篇是许俊文的《俯向大地的身影》，诉苦道：“自己至今还没有找到可与母亲般配的文字，就好比我们已探明脚下是一座丰富的矿藏，由于担心技术水平达不到，而一直犹豫不决，迟迟没有开采。”正因如此，文友梁圣军的散文《父亲是天》“用心血构思了十七年”。

十七年的漫长思索，一朝迸发，便是洋洋数千言。数千言的文字之所以有分量，不在字数，在于内涵。梁圣军给这个沉甸甸的内涵找到了一个“文化杠杆”，并且准确地把它安放在“生命的延续”这个支点上。

文化无处不在。你看，在文中，先世的兴盛怎样受人尊敬，虽没有说，但我们看到了败落之家的孩子“受不了苦”，便遭人白眼。这就是文化。爷爷遭人冷眼后，发愤图强，“终于在泰安城有了基业，在村里买了地，在街面上也站了起来”，这也是文化。抗战爆发，给普通百姓带来的灵与肉的创伤，甚至“到林里请祖先回家过年”，这些也都是文化。文化的魅力深入骨髓。你看，没上成高小的父亲，“十四岁时，他独自去爬泰山，……在刚刚修建的冯玉祥墓前，他背诵了冯将军墓碑上的诗《我》。……这成为他正直、自立的源头之一”。出于对“大跃进”的不满，年轻的父亲在别人“怕下井危险，都把当煤矿工人的儿子从煤矿上领回来”的时候，毅然“去了禹村煤矿”，这也是自觉的文化感召力使然。父亲的交友（“朋友全是有文化有知识的人”），父亲的孝顺（“奶奶不愿离开老家，父亲就留在故土，不搬家属去条件较好的煤矿”），父亲的“因材施教”（“对子女随志趣不同作不同的培养。说老大是文人脾气，学文，老二是响马性格，学武合适”），无不打着深深的文化烙印。而父亲退休以后主动当村干部，以致“操劳过度”，“得了不治之症”，则一如既往地体现了他的“正义感”。“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优良素质，最终形成一种本能，虚伪的表演是学习不来的”。换言之，这是一种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

梁圣军认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不同就是父母把子女看做是自己生命的延续”，而生命的延续，构成一个家族的历史。所以，他没有孤立地来写父亲，而是从父亲的父亲——爷爷写起，把父亲置于整个家族的历史背景之下来写。于是，记录家族历史的家谱，便自然而然地进入梁圣军的生命与感悟。它“可以总结家族的很多规律性的活动”。梁圣军这样做，与其说是在探寻家族历史中某些规律性的东西，不如说是一种文化寻根，是在寻找激发今人与后人前进的动力。生命，是一种力量，生命力就是一种不屈向上的精神。而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一个家族就是一个国家的缩影。生命的延续，“把祖先的光荣继承下来，传递下去……生生不息，人类的繁衍和文明的延续就是一代代这样传承的。”这“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昌盛不衰的动力和表现”。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梁圣军认为，“对父母先辈，不必要感恩”，因为“父母对子女的期望是继续完成自己的人生使命，是活的更好，走的更高，是不奢望回报的”。换言之，“能够自立图强”便是对父母的最好回报。

“古今闻名膏腴地，齐鲁必争汶阳田。”梁圣军的先辈生活在汶河北岸的一片沃野上。生活在这片沃野上的人们，本应过着殷实富足的日子，但事实却是屡屡遭受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挤压。战争年代民不聊生，自不用说；困难时期难以果腹，心有余悸；开放时代步入小康，但仍然收不住驿动的心。所以，“要发展，就要走出去”，就是三代人共同的梦想。于是，爷爷混泰城，父亲下煤矿，作为儿子的梁圣军则闯京城。

相比于“象牙塔”内的功成名就者，那些未能走进大学校园而对文化苦苦以求的人，更令我感动，更值得敬重。尤其是那些耕耘着泥土还耕耘文字的人，其实就是“麦田的守望者”。这是通过博客神交已久、最近才见过一面的梁圣军吸引我的地方。用一个流行词语来说，梁圣军目前是一个“打工仔”，漂于京城，如一只风筝，一根长长的线，系在千里之外老家的妻儿手中，拴在村外的二亩土地上。工作之余，这只风筝主要是看风景，并且用看到的风景，不断观照家乡的文化。异地他乡，高楼兀立；孤灯夜下，一隅寂寂。没有家务烦扰，把工作暂且锁在门外，一个人静静地梳理久违的“乡音”，便有了一篇又一篇的文化思考。他用读书、思考和总结，驱逐着黑夜的寂寞。他来自泥土，身处底层，为生计奔波，却还经营着许多人能为却不为的“上层建筑”，活得单调而丰富，沉重而潇洒。

其实，在读书、思考的同时，专注于文化研究的梁圣军，在两年前父亲逝世十六周年之际，就写过一篇纪念文章《圣地禹村》。禹村，泰山南麓、大汶河支流柴汶河边上的这个普通村庄，因煤矿而成为山东近代煤炭工业的基地之一。作为父亲生前工作的地方，这里给成年以前的梁圣军提供了足够多的“第一次”：“第一次坐上火车，第一次用上电灯，第一次看到电视，第一次洗上浴池，第一次见到暖气，第一次认识图书馆，第一次欣赏舞剧，第一次有缘观看我国第一部电视连续剧《敌营十八年》……”。“今天的寻常物，当年的奢侈品。”这是另一种方式的文化启蒙吧。禹村地名的来历，传说和大禹治水有关。大汶河的流水告诉梁圣军，清朝时，禹村附近曾经出土过杞国国君的青铜器。杞国是夏禹的后裔建立的国家，春秋时依然活跃在历史舞台上。沿着父亲劳动的足迹，畅游于大汶河激流中的梁圣军逆流而上，看到“历史在这里沉积煤碳，也会沉积人类的文明和文化。文明和煤层一样，有沉降，也有断层”。梁圣军对父亲的怀念，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伴随着文化的追寻，或者说，父亲除了给予梁圣军生命以外，更让他感悟到了一种人生的文化价值。

扎根于东方传统文化，梁圣军并不排斥西方文化。“父亲是天”的命题，就融合了西方对上帝的称呼和《易经》对“父亲”的阐释。历史的车轮碾过多少“天塌了”的故事，但滚到十七年前的梁圣军面前时，却有了“补天”新说——年轻的梁圣军从家族历史中，在父亲的熏陶下，发现和接受了“女娲”的独门绝技。而今，已过不惑之年的梁圣军，正肩负着承上启下的新一轮人生重任。他用十七年的心血，廓清人间雾障，对绵绵不绝的父母之爱，做出了温馨的文化注解：“父亲母亲就是遮风蔽雨的屋檐；是大雪纷飞时温暖的被窝；是蹒跚学步的扶手；是童年委屈无助时哭着呼喊的救星；是少年时夜路不息的灯。父亲母亲是青年时闯荡江湖的舵手；是后方永不翻沉的土地；是关键时刻点化人心的先知。”

2008年9月7日子夜于“一鹤轩”

附：

父亲是天

梁圣军

又到了麦收季节。到今年麦收前，父亲去世已经十七年了。

父亲去世前，说：我这一辈子没有享过福。

先世也是官宦家庭。称三十间瓦屋、两座楼、二百亩地。到了爷爷这辈，已经败落了。爷爷十二岁去泰安城学买卖，冬天冻的手脚裂开血口子。回家过春节，告诉家人，过了年不想去学徒了。街上人说：看，大烟鬼家的孩子，没有出息。受不了苦，不想去当学徒了。爷爷听到后，大年初二踏着鹅毛大雪回了泰城。这是辛亥革命以前的事。

爷爷最后把家从安驾庄镇上搬到洼里村里梁家街，脚下没有一垄自己的土地，头上没有一垄自己的瓦片，只有一大车家当，借住在梁家东院的棚屋里。经过奋斗，爷爷终于在泰安城有了基业，在村里买了地，在街面上也站了起来。当时街上人侯客，要到我家借高档的全套碗盘。爷爷回家时，人们去我家借自行车。当时的自行车叫洋车，在乡村比现在的汽车还稀罕。父亲是在洼里村生人。但是，日本人进关，抗战爆发，社会动荡，商业凋敝，爷爷的买卖关张，回到乡下的家里。有时为人写写东西。地基上的房子还没有盖起来，爷爷就在天灾人祸的苦难中，忧愤成疾，郁郁而终。

中国文化中更崇拜祖先，把创造者称为祖师爷。西方人把上帝称为父亲，把创造者称为父亲。易经说，乾为阳、为天、为父。用大白话说，父亲就是天，天就是父亲。对父亲来说，爷爷去世就是天塌了。

爷爷去世时，父亲只有八岁。八岁的父亲，就要和奶奶两个人相依为命，成为家里的顶梁柱。一个大院子，两间东屋，两间西屋。屋为草屋，进门要向下迈一个大台阶，进到屋里，黑洞洞的，个子高的人头能碰着房梁。夏天，院子里长满草，只有大门到两个屋门的小道没有草。到了年关，别人到林里请祖先回家过年，兄弟爷们排长长的一趟大队，父亲只有自己一个人，用比别人家讲究的木托盘托着供品，去爷爷的坟墓前烧纸、上香、浇奠酒水。祖林（梁家老林）在安驾庄西南赵庄西。爷爷的棺材葬在村西南郭家地，是爷爷买的聂姓的土地。陪伴在那里的还有二大爷。

十几岁，父亲上初级小学。中午放了学，到洼里集市上买豆饼，运回家刮开碾碎后炒了当肥料。人小豆饼大，抗不动，父亲和同学滚着把两个圆豆饼运回家。奶奶是小脚，地里庄稼的种、浇、锄、收，家里推磨、打水、出粪都是父亲的活。下午，别人可以去南河边青溆溆的水里逮鱼捉虾，开心地玩，父亲却要抗着辘轳去浇地，还要叫上要好的伙伴去看水。

当时四年初小毕业，能上高级小学的都是家境殷实、不缺劳力的人家的学生。父亲要上高小，和奶奶商量，卖上一亩地当学费。地是奶奶的命根子，好歹不同意。奶奶对父亲说：为了买这点地，我和你大哥喝了一冬天的葛瘩汤。葛瘩是一种似萝卜的白色的传统菜蔬食品。我二大爷曾经在泰安翠英学校读书，当时只有我大爷在家。父亲的两个哥哥，一个为人迫害，不知所终，一个少年学良，得病夭折。

父亲终于没有上成高小。十四岁时，他独自去爬泰山，上到顶峰玉皇顶。后来他多次去泰安，熟悉泰城的每一条道路。在大众桥畔1953年刚刚修建成的冯玉祥墓前，他背诵了冯将军墓碑上的诗《我》。父亲到了晚年，还能背诵《我》：

平民生平民活

不讲美不要阔

只求为民只求为国

奋斗不已守诚守拙

此志不移誓死抗倭

尽心尽力我写我说

咬紧牙关我便是我

努力努力一点不错

这成为他正直、自立的源头之一。

父亲参与了1950年代的社会变革，组织了互助组“义和组”，积极参加合作社，成为村里的团支部书记。大跃进，爷爷留下的准备盖房子的木料全部被强制拉到贺庄“战场”当了炼钢铁的燃料。父亲特别不满意。要发展，就要走出去。1959年，他去了禹村煤矿。那是父亲在困难中突破的时期。起因是他拿着一只玻璃瓶去45里地外的泰安大汶口打煤油，因为大多数人家都是用豆油点灯，乡下尚没有供销社，买一斤煤油也要走很远的路。父亲在路上走一路，想一路：走出去，不能在家里窝憋着一辈子。他下定决心，走到大汶口没有止步，又在石坝上过了河，穿宁阳，跨新泰，走了120里地，到禹村煤矿报上名，要下井当“窑花子”。旧社会，煤窑工人和要饭的叫花子相当。当时村中的几个老人怕下井危险，都把当煤矿工人的儿子从煤矿上领回来。

在矿上，因为脑子活，靠着那点点文化基础，领导让父亲在新汶学习了技术工种机电工。后来入了党，当工人代表、汽车队长、服务公司的养鸡场厂长。他一辈子吃没有文化的亏。退休前多年以工代干，却转不成干部。正因为这样，父亲文化有知识的人，他的朋友全是有文化有知识有修养的人：不管是矿上不吃香的技术员，还是宿舍外小学校落魄的教师，父亲都喜欢交往。

父亲特别孝顺，奶奶脾气不好，父亲百依百随，从不违背。奶奶不愿离开老家，父亲就把家留在故土，不搬家属去条件较好的煤矿。奶奶故逝后，我家成为一个八口之家。这应该是爷爷当年料想不到的。

不能离开土地，父亲就把一个大院子盖满了房子，年年动工程。父亲不会耽误工作，还要兼顾家里种地，休假都是在农忙时节。父亲是真正的亦工亦农，不能天天在家看着我们。

小时侯，我对父亲的印象之一，就是父亲扛着辘轳杆，撅着磕篓头，带着我晚上去浇自留地。把辘轳杆插在井桩上的方洞里，架上杈木，用绳子捆扎结实。朦胧的月光下，父亲一边拧辘轳，一边唱数：“打上了一磕篓唠……”粗粗的麻绳在铁箍辘轳上密密实实地缠绕八九圈，圆锥形的荆条编制的磕篓吊到井口，父亲伸出左手随手一带，紧紧攥着辘轳把的右手顺势一摆，磕篓倾倒在铺着草苫的井边石上，清溆溆的水翻着白花“哗啦”倒出来，顺着阳沟流去，在阳沟里荡漾着，形成一股股潮流。“咣咣咣”，父亲手一松，放开辘轳把，双手卡住滑滑的辘轳头，辘轳飞转着，磕篓又坠下井底去。“又打上一磕篓来唠，哗啦，咣咣咣……三十那个磕篓来奥呕，哗啦，咣咣咣……一百二十那个上来喽，……”父亲一磕篓一磕篓地打水，随着摇辘轳的节奏，忘情地唱着，忘记了劳累，忘却了烦恼。月光皎皎，庄稼幽幽，唱词铮铮，流水哗哗，土饮吱吱，虫鸣唧唧。我呢，在这父亲快乐的劳动歌吟和着大自然伴奏的旋律里，却要昏昏欲睡了。知道数着数得父亲估计差不多了，一声问：“到头啦吗？”我才清醒过来。这是多么有诗意的少年记忆呀。

父亲对教育的重视，不惜血本，是人所共知的。他因材施教，对子女随志趣不同作不同的培养，说老大是文人脾气，学文，老二是响马性格，学武合适。这是难能可贵的。尤其对作为长子的我，父亲更是倾注了心血。

当年书籍奇缺，在我不识字时，父亲为我买画本（连环画），三四年级刚刚能读点书，父亲就为我从煤矿图书馆借阅《刘胡兰》、《新来的小石柱》等当年的励志书籍，我初中时，就专门为我从朋友那里借来特别珍藏的文革前版本的马南邨（邓拓）的《燕山夜话》。物质的教育资源不用说，他还农村学校少有地主动到学校和老师交流，也有意识地给我请书法和学问的老师，重点培养我。初中二年级那年我在假期里去禹村，父亲下了班，带我去工人俱乐部找一位书法出名的老人，想叫人家指点一下我的毛笔字。我因为前一天晚上看报纸，睡得很晚，人家在一边说书法是一条捷径，多数人学英语赶时髦，我们可以学习传统文化，我在一边迷瞪着眼打盹，就差没有呼噜声了。父亲一声叹息，他对子女宽容而不放纵。可惜，我辜负了父亲的希望，至今一事无成。

父亲好说、能说，年轻时人送外号“八成理”。父亲敢于出头，而且对贫弱人家的事情尤其热心，主动为人办事。得罪其他人，有怨言也无悔。梁兴祥二大爷没有子女，对我家并没有恩情，他过世后父亲主动跑前跑后料理后事，为他留下的孤寡老婆张罗义子养老。父亲的最大优点之一就是正义感。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优良素质，最终形成一种本能，虚伪的表演是学习不来的。退休后，因为生产队没有干部出头，他当了村干部。那是我们生产队的队长撩了挑子，他去做动员工作，人家不干，去动员别人，人家说我干不了。有人钻着头想干，群众又不拥护。父亲生气了，说：你们都不干，我干。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这样的行为，得到了乡党委书记在干部大会上的赞扬。

父亲说，我们家族的人只要闯过六十岁就能长寿。父亲研究过我家的家谱。父亲去世后，我注意到家谱套盒封里有父亲的笔迹：公元一九五四年看过。家谱上记载有十几代祖宗的生平、祖先的功德。从家谱的记录中，可以总结家族的很多规律性的活动。

经过大跃进和文革的一代人，是透支的一代。曾经令人羡慕的煤矿工人，退休后多数身体都垮了。前人说：宁管千军，不管一伕。生产队事务特别烦人，一些人为个人利益专门和父亲作对。因为操劳过度，父亲又在和爷爷同样的年龄得了不治之症，即使父亲的几十年最好的乡友在矿医院当院长也无计可施。在医院里，父亲闻着饭菜香，就是吃不进去，吃进去就胃疼。他的老朋友给他端去了炸的焦酥的螃蟹，在食堂里炒了鲜嫩的蒜苗，他只能干看着。人生最痛苦的不是空名大利，而是不能吃饭。作为子女，看到这些却无能为力，是怎样受折磨的一种情感体验。

父亲终于到林里去和祖父祖母、二大爷做伴了。父亲去世时，我们兄弟姐妹六个，最小的三弟初中刚刚毕业。我的儿子还没有一社（一个生日）。这也许就是一种宿命：几代一来，我家的隔代人多不能相见。在父亲临终，我的儿子对他是一个稍稍的欣慰。现在我的儿子已经十八岁，他对父亲的印象只有那幅画像和我们的言传口说，如同我对爷爷奶奶印象的来源一样。

到了二弟的孩子出生的那天，我在华丰煤矿，我的大姐夫在家。晚上吃饭时，他对我的儿子说，我肯定在端着酒杯恣晕晕地喝酒。是这样，那天我喝了一些酒。人生最美好的事情之一就是能代代相传。把祖先的光荣继承下来，传递下去，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昌盛不衰的动力和表现。所谓生生不息，人类的繁衍和文明的延续就是一代代这样传承的。人生的不朽也包含这样的内涵。如果连养育子女的责任都不负，谈什么都是虚的。当然，计划生育也是一种责任和义务。

成人的概念就是能脱离父母的怀抱独立。超越的意思就是比前人做的更好。读《左传》和《周易》才能感到，我们何曾真正超越古人。如果我们比前人做的更好，一定是我们做事情的条件比先人强了。后来我和大姐夫说，越来越觉得父亲当年做的事情，我们做不到。

现在我们兄弟姐妹都能够自立图强。这是能够告慰父母的。我们是唯物主义者，知道没有所谓天堂的灵魂快乐、地狱的身体痛苦。认为父母如果活着，后人的行为能够给他们宽慰，事实上是自己对自己行为的一种肯定，自己对自己心灵的解脱。

对父母先辈，不必要感恩。子女把先人的事业薪火相传，是义不容辞的人生使命。最低等的生物都能繁殖后代，这是一种本能。人类则有更高级的意识。明智的父母对子女的期望是继续完成自己的人生使命，是活的更好，走的更高，是不奢望回报的。生命是父母给的，无以为报，又有什么能够报答父母一口奶一口饭喂食，一把屎一把尿拉巴的辛苦。

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不同就是父母把子女看做是自己生命的延续，子女的一切都是父母的自然遗传和有心塑造。我们兄弟三个，从父母那里继承血型和相貌，连走路的姿势都和父亲一样，甚至我儿子的姿势也是这样。子女不但继承父母的血缘基因，财产、财富等物质文明，也继承父母的性格、行为、思想、思维方式等文化品格。而西方文化把父母和子女关系，用法律限制为一种权利、义务关系。

父亲母亲就是遮风蔽雨的屋檐；是大雪纷飞时温暖的被窝；是蹒跚学步的扶手；是童年委屈无助时哭着呼喊的救星；是少年时夜路不息的灯。父亲母亲是青年时闯荡江湖的舵手；是后方永不翻沉的土地；是关键时刻点化人心的先知。

失去的都是最宝贵的。青年以后的江湖路，失去了父亲，尤其是我终生的遗憾。子欲养而亲不待。即使不能回报，我们却不能不尽心孝敬抚养老人。但是，在有抚养老人的能力时，父母都不在了。

但是，人生漫漫长路，我可以感觉得到，父亲和母亲的眼睛如同天上的星星，在默默注视着我，给我力量、智慧、勇气、胆略。

圣地禹村

——谨以此文纪念父亲逝世十六周年

梁圣军

圣地，有特殊意义和作用的地方，不只是麦加、延安。禹村，是华夏文化的圣地，是山东近代煤炭工业的圣地，是我们家庭的圣地，是我个人人生的圣地。祝愿圣地禹村永在。

在西方人的父亲节里，带着我的儿子梁震和外甥鲁昆到了华丰煤矿。安放好带去的电脑，对二弟国防说：“想去禹村看看。”国防对我说：“有什么好看的。井，封了；房子，拆的拆了，卖的卖了；人，没有故去的也都老了。二号井矿区栽上了银杏，只有毛主席像还站在那里。”因为梁震拉肚子，终于没有去成禹村。

其实，禹村在我心中已经凝固成一个永恒的雕像。我向往高大的毛主席像注视下的那片银杏林，又有不敢去面对陌生荒凉，更害怕见到父亲生前的工友们。

禹村，原本是柴汶河支流边上的一个普通村庄名。这个地名的来历，传说和大禹治水有关。我相信，历史在这里沉积煤碳，也会沉积人类的文明和文化。文明和煤层一样，有沉降，也有断层。清朝时，附近曾经出土过杞国国君的青铜器。杞国是夏禹的后裔建立的国家，春秋时依然活跃在历史舞台上。大汶河的流水能够告诉我们更多吗？

二十世纪前期，禹村的土地上诞生了华宝煤矿。华宝作为山东最早的官营现代化矿井，和民营的华丰一起在山东工业史上描绘了浓笔重彩的篇章。乌金把津浦线上的火车从磁窑引向这里，也把东洋强盗引到这里。日本鬼子占领煤井，疯狂地掠夺。矿工中产生的作家以此为题材创作的小说登上过全国最高水平的《小说选刊》。解放后，新汶矿务局的早期骨干多来自禹村，这里培养的人才甚至支援了贵州水城的煤矿开采。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禹村煤矿迎来了抗美援朝前线回来的转业军人，泉城济南的知识青年，也吸引了一大批肥城、宁阳等地的青年农民，我父亲就是其中的一员。父亲一生最美好的时光贡献给了禹村。父亲的血汗变成了黑色的金子，化为红色的火焰，成为共和国前进车轮的强大动力。

禹村矿曾是全国先进，产生过全国劳模，就是普通工人的父亲也让我认识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优秀品格：到了假期，即使冒着麻杆子雨，也要跋涉50多里泥水到大汶口坐火车按时上班。

永远忘不了父亲在禹村与工友亲密的感情。只要见到我到了矿上，就会问一句饭票够吃吗。不少叔叔大爷更是随手掏出从牙缝里抠出的饭票，塞到我父亲的手里。更有的非得让我去他家里住几天，那个亲热劲，甭提了。他们对生活的随意、对人的热情与安全的警觉意识、工作的认真态度则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为了不让我爬梯子上屋顶，一位叔叔用电线把我绑在了树上。父亲下班后听说了，只是赞许地微笑，一点也不觉得我受了委屈。

当年，父亲用在禹村挣的40多元工资养活我们全家8口人。一次他矿上升井后，赶大山东集，拿刚发的工资买了一袋玉米，用自行车驮了120里土路回家。到了村前的漕河河堤前，累的推车上河堤的力气也没有了。已经是后半夜，当时是月黑头加阴天，伸手不见五指，只能从树阴辨路。前不着村后不靠店，四望不见一星灯火。正好一个村人，给急病的父亲去汶阳抓药，提着煤油提灯走到那里，看到我父亲满身大汗如雨、面色煞白的样子，大吃一惊。帮忙推上自行车，那人对我父亲说：“看你累的，干吗不明天回来？”父亲回答：“家里要断顿了。”

高强度的开采，使禹村矿的煤枯竭了，不得不令人遗憾地退役，将与夏人的遗迹一样消亡了。令人遗憾的是没有象国外那样作为产业遗产的遗址保护起来，更甭提建设成博物馆了。这里退休的煤矿工人也多不长寿。一则矿井下的黑暗、潮湿、飞尘和强体力劳动透支了他们的生命；二则都不适应退休后的生活。父亲在1988年底退休，1991年在禹村矿医院故世。我们兄弟们都还小，是他昔日的工友老乡们帮助料理的后事。至今已整整十五个年头。

禹村是我成年以前接受现代文明洗礼的地方。在那儿，我生平第一次坐上火车，第一次用上电灯，第一次看到电视，第一次洗上浴池，第一次见到暖气，第一次认识图书馆，第一次欣赏舞剧，第一次有缘观看我国第一部电视连续剧《敌营十八年》……今天的寻常物，当年的奢侈品。没有这些，泥巴孩一辈子还是泥腿子。太多的第一次，让我这个乡下小子有了傲视大伙伴的资本，你不能想象这些东西对我的震撼和终生影响。我畏惧那个经常冒着烟的渣子（矸石）山，也开始鄙视脚下的泥土。一直到在北京数年，读书万卷后才改变。

文章讲究结构、语言、神采、风骨。对我心中的圣地，不需要这些切雕蒸烧，用不上这些油盐酱醋。手头没有一份材料，有太多的材料在我胸中膨胀；没有再见禹村，照样有太多的感悟在我心中发酵。不能选裁，不用酝酿。我只能倾泻。原汁原味的圣地，永远是最感动人心的大文章。

作者简介

风流，原名冯昌红，后改为冯伟，男，汉族，山东肥城人，肥城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工作室主任科员。文史学者、业余作家。1967年4月生于泰山西南、汶水之阳东军寨村。1988年7月毕业于泰安师专中文系并参加工作，1995年7月函授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由乡镇中学语文教师转任乡（镇）党委宣传干事、党委秘书、党政办公室主任，后调市优化办（纠风办），再调市政协。曾任肥城市左丘明文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系中国先秦史学会、中国散文学会、中华诗词学会、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泰安市政协文史委特邀研究员，泰安市重点社科课题负责人，肥城地方志特约研究员。个人业绩入编《中国散文家大辞典》《肥城年鉴（2018）》《边院文化》和新编《边院镇志》以及肥城市情网等，在新浪网建有个人博客（风流的博客）。斋名泰山西麓一鹤轩。

文学创作以散文为主，兼及诗词，作品散见于《时代文学》《山东文学》《散文百家》《青年文学》《泰安日报》《泰山学院报》等，入多部文选。出版散文集《清且涟猗》《甲午书简》。2017年1月，《甲午书简》荣获泰安市人民政府最高文艺奖“第三届泰安市文学艺术奖”三等奖。

主要学术研究方向：左丘明文化和肥城历史文化。主编、合编（副主编）、参编和策划文学、历史、文化、教育、党建、史志等各类图书20多部（正式出版11部，将出2部）；创办左丘明研究唯一专门杂志《左丘明文化》（省内部刊号），主编（执行）8期；在省级和泰安市级报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消息与通讯百余篇。多次荣获省市以上文学奖、新闻奖、社科奖。2016年4月家庭荣获第二届全国“书香之家”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