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书的沿革-清代行书

清代帝王均通汉文化，重视书法。前期提倡赵、董，远追晋唐，是明代书法的继续，以刻帖为范本。乾嘉以后，碑学兴起，冲击帖学，逐步个性化，出现生机，号为中兴。行书家数量很多，但大多是沿袭明代书风。

　　郑燮的行书

　　郑燮（公元1693～1765年），字克柔，号板桥，曾为范县、潍县知县，岁饥为民赈而罢官。工诗词，善书画，被称为“扬州八怪”之一。人称诗、书、画三绝，尤长兰竹。书法初学黄山谷和《瘗鹤铭》，晚年参入篆隶笔法，间用画兰竹笔法，融四体于一炉，自称“六分半书”。也长刻印。康有为评说，板桥“参用隶笔，然失则怪，此欲变而不知变者。”墨迹尚多，如《判词墨稿》等。

　　《判词墨稿》，墨迹纸本，四行五十一字（图92）。

　　帖云：

　　现于四月二十四月侍柬，何早不具抄。尔子不在家，又不将婚书呈验，凭何察核？不准。仰词证官中确查理处复。莫听谗言，静候论处。

　　此帖写来自然，既有个人特色，又很飘逸潇洒，不同于“六分半书”那样排铺生硬。

　　王文治的行书

　　王文治（公元1730～1802年），字禹卿，号梦楼，官至翰林院侍读。书法初宗董其昌，后学褚遂良，行书学《兰亭序》、《圣教序》，晚学张即之。秀逸天成，初时遒实整密，中年后入轻佻，姿态优美，骨格清秀。时刘墉讲魄力，文治讲风神，故有“浓墨宰相，淡墨探花”之称。格调清秀俊隽，作品尚多。

　　《孟法师碑跋》，纸本墨书，七行七十四字（图93）。

　　帖云：

　　或以此碑与雁塔圣教序较量，书时先后欲分轩轾，似非知言，圣教空明飞动，此碑古拙幽深，各有所长，未易轻议。大抵书家作书，不专一格，若千篇如一，便是脱，大书家固如是耶！文治又记。

　　此帖书法俊秀清雅，极具规矩法度，并无论者所说“轻佻”之弊。临习可以去霸气。

　　翁方纲的行书

　　翁方纲（公元1733～1818年），字正三，号覃溪，晚号苏斋。四库全书纂修，官至内阁学士。长金石考证，开金石鉴赏派的先行。书法初宗颜，后学欧、虞，隶书学《史晨》、《韩敕》等，曾钩摹古帖数十年，长小楷，似唐写经，工整精细，著有《两汉金石记》、《苏米斋兰亭考》、《苏斋唐碑选》等。

　　《评书》，条幅，纸本，四行三十七字（图94）。

　　帖云：

　　米元章谓柳子宽书乃不俗于其兄，武侯词记并阴，皆其所书也，宜以评鹤铭之法例之。翁方纲。

　　此帖笔墨自然，比其它书更显浑厚，似有颜真卿、苏轼笔意。

　　何绍基的行书

　　何绍基（公元1799～1873年），字子贞，号东洲，晚号蝯叟，亦作猨叟。通经史，精说文考证之学，兼金石文字，诗书名闻当时。书法早年学北碑。自言：“余学书四十余年，溯源篆分，楷法则由北朝求篆分入真楷之绪。”又云：“余学书从篆分入手，故于北碑无不习，而南人简札一派，不甚留意。” 早年学《张黑女墓志》，后学颜真卿，回腕作藏锋。晚年学欧书，故沉雄中见峭拔，姿意中见逸气。留存作品尚多。如《行书卷》等。

　　《行书卷》，纸本（图95，局部）。

　　帖云：

　　天际乌云含雨重，楼前红日照山明。嵩阳居士今何在⋯⋯

　　此帖笔墨敦厚，用笔圆顺藏锋，温厚中有种强劲气势。可去媚俗。

　　赵之谦的行书

　　赵之谦（公元1829～1884年），初字益甫、号冷君，后改字叔、号悲盦。善书画，也专篆刻。初学颜真卿，后学北碑，篆隶师石如，上追古碑，各体均能，以北碑笔入行书，融会变化，自成一体。论者以为靡弱媚俗。其行书也自有一格，古拙而有气势，凝重中亦有逸气。赵之谦所书《行书中堂》，五行四十三字（图96）。

　　帖云：

　　襄公佐盛世，独鹗横九霄。抗疏直小范，雄谭摧大辽。秀逐两星降，声飞一楼峣，至今武溪水，流成沧海潮。之谦书。

　　此帖书法，笔厚浑劲，结体用笔都受北碑影响，直来直去，结体错落，行距空间小，雄强中具有逸趣。

　　历史上的行书家和行书作品是极其丰富的，以上介绍的只是主要部分。如果我们细致地观察研究他们学书的经验、形成的风格特色和美感，以及他们技法的特点，结合自己的情况和趣味，掌握一家，打好基本功，加以融会贯通，即可达到自己的追求。故这只是一种导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