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忠杰 | 上山与下山的辩证法
上井冈山，是为了保存力量；下井冈山，是为了实现理想和抱负。两者从思维方式和思想路线来说，体现的都是科学决策的结果、实事求是的要求。
井冈山上有一处碑林，碑上均为老一辈革命家、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老红军以及文化名人的题词。138块书法碑刻各有特色，其中有一块的碑文很独特，写的是“上山伟大，下山也伟大”。看了印象深刻，细细琢磨，更有余韵。
上山指的什么？大家都很清楚。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奋起反抗国民党的镇压，先后发动了100多次武装起义。但可惜的是，基本上都失败了。
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原定计划是攻打长沙，取得了一些战斗的胜利。但由于强敌反攻，起义军相继失利。面对现实，毛泽东果断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带领部队转移。
起义部队往哪儿去？革命往哪儿去？这成了最紧迫最现实的问题。
于是，就有了文家市的集结，有了向湘南农村的进发，有了著名的三湾改编。最后，10月27日，部队到达了井冈山的茨坪。从此，在罗霄山脉中段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这就是上山。上山的最直接目的，是保存力量。在中国，大凡读过听过《水浒》的人，都不难理解上山或许是一条生路。但是，这条生路如果具有了政治和理论的色彩，就不那么简单了。
因为在当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井冈山名不见经传，而俄国的冬宫则声名远播。1917年11月6日至8日，俄国爆发十月革命。7日晚9时40分，以“阿芙乐尔”巡洋舰的炮声（空炮）为信号，布尔什维克掌握的起义部队向临时政府所在地——冬宫发起进攻，当夜便占领了冬宫。在整个起义过程中，只死了6个人，伤50人。
胜利振奋人心，但这种起义的方式也成了一种模式。共产国际把它推广到所有国家的共产党。凡革命，就要走俄国的道路。占领冬宫，就成了一种标志。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以俄国革命为榜样，指望通过城市武装暴动来夺取政权。
在这种背景下，要不要上山，能不能上山，就成了非同小可的问题。回答这个问题，智慧和勇气不可缺一。
首先是智慧。面对强敌，作何选择？必须冷静思考，审时度势，科学抉择，在失败中找出胜利的希望和途径来。同时还需要勇气，因为上山不符合当时全党的计划和意图，也不符合共产国际的理论和战略，还可能被戴上胆怯、逃跑、右倾、不顾大局的帽子等。
根本的一条是，要不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就得尊重现实而不是迷信教条。
毛泽东的选择是实事求是、独立思考，于是就有了后来成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当然，上山并不仅仅是为了保存力量。1927年11月18日，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攻克茶陵县城。11月28日，湘赣边界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成立。
当年在俄国，攻下冬宫后，布尔什维克立即宣告成立了苏维埃政权。而井冈山，不是什么首府、首都，能成立红色政权吗？毛泽东用行动回答了：可以。
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井冈山军民，在边界各县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工农民主政权，打土豪，分田地，积极发展党组织和地方武装，加强人民军队建设，逐步开创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奠定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基础。
有人怀疑红色政权能否存在。毛泽东回答说：“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
毛泽东详细分析了五大原因，得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结论。对世界“奇事”作出似乎“奇异”却合乎逻辑的分析，突出展现了毛泽东求真务实的智慧。
井冈山红火起来了。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起义农军来了，彭德怀率领的平江起义部队也来了。红四军连续打破敌人的三次“进剿”和两次“会剿”，使根据地得到巩固和扩大。
但是，毛泽东、朱德没有仅限于此，而是果断地决定：下山。
1929年1月14日，为打破湘赣两省敌人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和解决部队给养问题，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进军赣南，与当地党组织和地方武装结合，相继开辟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后来这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发展为中央革命根据地。
短短几年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了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其他许多红军部队，人数约7万人，连同地方革命武装共约10万人。通过武装斗争，领导创建了一大批革命根据地。星星之火，真的燎原了。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叶坪村举行，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
显然，毛泽东的上山，并不是就待在山上，更不是为了待在山上。如果仅仅限于上山，那就不是共产党，而是真成了《水浒》中的山大王了。
说到底，上山是为了下山。占领井冈山，最后还是为了占领“冬宫”。在一定的条件下必须上山，但实现党的理想和抱负，更需要下山。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上山与下山结合起来，才构成完整的中国革命道路。
过去，我们很注重上山，这是对的；但对下山的研究和宣传，却有所忽视。其实，上山下山都有大讲究，都有大智慧。
无论上山还是下山，都要服从于实际的需要。比如，1938年陈毅、傅秋涛率新四军第一支队从安徽太平县出发，东进抗日到达苏南的茅山，但并未停留在茅山，而是把司令部移驻于山外的宝堰附近，还在宝堰镇成立了镇（江）句（容）丹（阳）金（坛）四县抗敌总会。
为什么？因为新四军建立茅山根据地，不是为了停留在山林之中，而是为了抗日，消灭侵略军。前出宝堰，进，可以进逼苏南的交通干线，伺机袭扰和歼灭日本侵略军，还可以扩大新四军的影响，并取得一定的物资补给；退，则可以撤往茅山山区，保障自身的安全。所以，把宝堰作为第一个落脚点，是一个合理的选择。
上山、下山，充满着辩证法。无论上山，还是下山，都是实际的需要，都是科学决策的结果。从思维方式和思想路线来说，都是实事求是的要求，都是勇气和智慧的表现。
于是，我们就不难明白，上山伟大，下山确实也伟大。从保存力量、闯出新路来说，上山很伟大；从夺取全国革命胜利、改造和建设新中国来说，下山更伟大。而唯有坚定不移地坚持实事求是，中国共产党才能始终伟大。
100年的历史告诉我们，无论革命、建设，还是改革开放，都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从自己的国情出发，勇敢地闯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来。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大智慧，也是今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必须反复思考和牢记的一条大经验。
（来源：“党建网微平台”微信公号，原载2021年1月26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图片来自网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