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五大问题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以下简称“指居”）是刑诉法规定的五种强制措施之一，单从法律概念解释而言，当然比拘留、逮捕更为轻缓、人性化，但司法适用中却是与字面规定完全不一样的存在。这种由公安指定特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措施，实际上是让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处于一种不受监督，由公安机关强制限制其人身自由的状态。具体来说有五大问题：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首先是监视居住。它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基于“人道主义考虑”，例如对孕妇、哺乳期妇女，患有严重疾病导致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等，给予他们作为弱势群体的特殊对待；另一种是公安认为“案件具有特殊情况或基于办案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更为适宜，也就是“办案需要”，但是“办案需要”的标准是什么，十分不明确，适用的时候可能就变成个筐，什么都可能解释成“办案需要”，甚至公安为了取证的办案需要都能往里装，所以，这种取证的正当性将面临很大的考验。更为重要的是，刑诉法明确规定，采取监视居住，必须得符合逮捕条件。那谁来判断符合逮捕条件呢？正常程序是由检察院判断并批准逮捕，这就形成了检察权对侦查权的制约。但指居的决定、执行都归公安，公安就可以在制度上绕过检察院的监督，直接适用。这种在一般程序中例外的做法，必然会出现漏洞：长时间限制甚至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却未经检察院批准。刑诉法规定，对涉嫌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果在住处监视居住，有碍侦查，可以经过批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也就是说，法律明确规定只有两种犯罪，可以明确地采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这是监视居住的例外原则。但现实中这两类犯罪明明没有这么多，指居却有一定的适用面，尤其在涉黑涉恶的案件中，可以说是“标配”。因为公安具有“异地管辖、异地办案”的权力，比如你住所地在淮安、但案件指定由南通公安机关侦办，这种情况下，就造成了犯罪嫌疑人在办案机关所在地南通，没有固定住处的事实，因此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监视居住。也就是说，虽然可能有固定住处，但公安通过“异地管辖”可以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固定住处“消失”，进而就能采取指居。这样一来就为公安“取证”提供了有力的制度工具。指居措施最长6个月，在执行期间犯罪嫌疑人未经侦查机关批准不得会见他人或者通信，几乎与外界隔绝，可以说，指居与拘留、逮捕的唯一不同就是不在看守所，但是看守所本身就是监督侦查行为的场所，在侦查机关指定的场所中侦查，无异于取消一切限制和监督措施，取证的合法性取决于侦查人员的自觉，但自觉往往是靠不住的。这也是涉黑涉恶案件，指居成为标配的原因。虽然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不能在羁押场所和办案场所执行，但指定的居所不管是酒店、医院还是其他“办案点”，也是由公安统一管理的，外人无法得知。律师要想会见，就必须得通过办案机关同意，这实际上是一种批准。依照法律规定，只有两类犯罪的律师会见需要批准，就是国家安全犯罪与恐怖犯罪，这也是指居唯二适用的两种犯罪类型，其他犯罪的律师会见都无需批准。由于“办案需要”“异地管辖”的制度存在，就会形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固定住所的事实，如果采取监视居住，就是公安指定居所，律师会见就需要申请，进而由公安“批准”，这就是环环相扣的组合拳，根本目的是限制律师会见。虽然，“人民检察院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决定和执行是否合法实行监督。”检察院的刑事执行检察部门，也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羁押必要性等问题进行审查。但问题在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在理论上不是羁押，检察院就无法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加之公安机关可以将刑事案件“指定管辖”或成立“专案组”负责，这就导致一种怪现象：出具指居文书的基层公安机关，并不负责案件具体侦办，只作为对外协调机关，而案件具体侦办在上一级公安机关。这时，基层检察院向基层公安了解案件情况，基层公安则以具体案件侦办在上级为由推卸责任；而上级检察院又因为指居不向检察院报捕，没有案件具体信息，无法进行监督。最终，造成了看似检察院监督权能充沛，实则进退失据，甚至出现对指居监督真空的危险现象。由此造成在指居期限最长的六个月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法会见律师，也无法获得有效救济的困境，这严重违背宪法和刑诉法的人权保障精神。指居具有高度限制人身自由，期限极长的羁押性特点，这与监视居住作为羁押替代措施的立法初衷相悖。如果制度允许办案机关凭自己认为的“办案需要”而对“符合逮捕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监视居住，无疑给了办案机关规避法定批捕程序，转而采用长时间限制甚至剥夺公民人身自由违法取证的机会。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大多发生在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送交看守所之前，正因如此，刑诉法才明确规定，拘留、逮捕后都应当立即将被拘留、逮捕的人送看守所羁押；办案人员对其进行讯问，也应当在看守所内进行；加之录音录像制度、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指居的存在，造成法律规定的逮捕条件、批捕程序、防范刑讯逼供的制度越完善，指居被滥用的可能性就越高。宛如一个十分精致的茶壶，但壶底却是漏的，只是看上去很美，无法发挥应有价值。设立监视居住制度的目的，是限制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离开居所，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在现有技术条件下，采用电子监控设备、GPS定位等技术措施完全可以实现。极端点说，废除监视居住，丝毫不影响刑事诉讼程序，甚至可以激活刑事诉讼法的制度价值。对于没有羁押必要性的犯罪嫌疑人，完全可以取保候审；对于有羁押必要性的就采取拘留、逮捕等监督程序完备的措施，这才能回归刑事诉讼法的人权保障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