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连队的那些日子(二)

青藏线老兵之家

青藏线上的军人具有“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和特别能战斗”的三个特别精神。关注“青藏线老兵之家”分享我们曾经在军营中工作、学习、生活的一些回忆和我们今天与明天的成长经历。。。

三、学开车的日子

1971年4月,我被分到4营13连二排四班,连长是我新兵连的指导员蔚芝善,指导员是丁张彪(浙江绍兴人);副连长邹选友(湖南新化人)、副连长张文耀(陕西榆林人),副指导员杨玉堂(山东武城人)、副指导员曲善春(山东夏津人)——那时连队都是双副职;排长唐先弟(重庆铜梁人),班长杨远松(湖南黔阳人),以及和我一起分到四班的新兵还有段海潮(陕西耀县人)、陈兴和(江苏东台人)。因每年各团补充新兵近千人,团司训队一年只能培训两三百名新驾驶员,大部分新兵都是由连队以运代训,把新兵分到各连老驾驶员的车上学开车。我被安排跟副班长王昌华(重庆铜梁人)驾驶的18号解放CA10载重车学习开车。

西宁到拉萨号称“四千里青藏线”,从格尔木到拉萨1200多公里,平均海拔4000多米,空气稀薄,是平时走路都气喘的地方。可见我们汽车兵还要用力摇车、开车、修车,氧气什么时候都不够用啊。一年四季每天第一次发动车,都要用摇手柄摇车发动,不准打马达启动车辆。寒冷季节还要用火烤进排气支管,才能将车摇燃,摇车时我们大口大口地喘气,有时发动机一回火,没按住,把门牙打掉的都有。 

那时,汽车一团的编制车辆大部分是第一汽车制造厂1962年生产的解放CA10载重车,和雷锋当年开的车是一个型号,还有部分五十年代原苏联产的吉斯油罐车。除了运输各类进藏物资外,还要运输油料,包括沿线各兵站加油站的储备油料。所以每个团有一半连队的车是拉物资,一半连队的车是装油罐拉油料。

当年,13连的运输任务是配属格尔木大站从纳赤台到唐古拉兵站修建营房。我们第一趟任务是到西宁拉建筑材料到各兵站。我第一次跟车上路,王昌华教我挂挡、起步、换挡,很快掌握初步驾车的要领。

从西宁返回途中,车队行驶到香日德与诺木洪兵站之间的路上,当年的公路都是沙子铺的路面,路面上有三条沙梁,四条车辙,王昌华以五档的速度在右边两条车辙行驶。这时,对面来了一辆汽车七十六团的大依发柴油载重车(二战时德国产)行驶在公路中间沙梁,占了我们左边行驶的一条车辙,王昌华为避让它,就向路右边靠,当时,坐在驾驶室右边的是一连连长扈华荣(甘肃人),他回家休假结束,从西宁坐我连的车返回格尔木,他看到车再向右边靠就下公路了,赶忙伸手帮助向左推方向,因车速快,前车轮向左倾斜别在沙梁上,整车侧翻在公路上。待我们从左车门窗爬出来时,我被车内驾驶员座位下电瓶中的电瓶水淋在军装上。被电瓶水淋到小腿和脚面的皮肤上有点痛,老兵们赶紧用清水给我洗腿和脚,好在只是皮肤有点红,没有烧伤。但我的纯棉布军装被电瓶水烧的全是洞。因当时发的棉布冬装只有一套,新兵训练结束后,我跟车执行第一趟运输任务就翻了车,就开始穿补丁军装。车上装的修兵站营房一车玻璃也都碎了。当时连队为此事故要给王昌华处分,一连连长扈华荣主动承担责任,他认为是他帮助向左推方向过猛,才造成翻车,如不向左推方向,车辆开下公路右侧也不会翻车,因公路两边是平坦的戈壁滩。他这种主动承担责任的高尚品质,得到全连官兵的赞扬,所以就没有给王昌华处分。

穿补丁军装的照片

回到格尔木后,连队就分散到个格尔木大站的各个兵站,我们班配属到纳赤台兵站,为兵站拉石头、水泥、沙子等建筑材料。我们住在半圆型的木板房里,在住房旁的路边有一股清泉从池地蓦然喷涌而出,形成一个晶莹透亮的蘑菇花,泉水冷冽、清澈、透明、此清泉虽处在海拔3540米高寒地区,常年冰天雪地,水温较低,但一年四季从不会封冻,为昆仑山中第一个不冻泉。关于纳赤台清泉的起源,民间流传一个传说。相传当年西王母于昆仑山中瑶池之畔宴请诸神,席间,诸神诉功,创造神凡摩表示要将昆仑山之北造成花氆氇之地,让那里草肥水美牛羊壮,碧野千里飘奶香。西王母听之,心旷神怡,特馈赠凡摩几樽瑶池琼浆。宴罢,凡摩返。途中,凡摩饮兴未艾,信手把樽畅饮,不料大醉。金樽掷地,琼浆四溢。其乘坐的莲花神龛化为赤台群山,溢出的琼浆水为昆仑泉。当时,我们不光饮用此泉水,还要用来洗车或给汽车加水。

一天,我班驾驶员夏邦银(重庆市长寿县人)带我到山里去拉石头,我俩把车开到了采石场,把车停在山坡下,看民工打眼放炮,等民工点燃导火索,我用摇手柄摇车将车发动准备开走,结果车发动不燃了,这时山上的炮就要响啦,我俩赶紧爬到车底下躲藏起来,山上的炮一响,飞沙走石从山坡上滚下来,汽车头上的引擎盖也被飞石砸的坑坑洼洼,虽然我俩未受大伤,只是有一块飞石把夏邦银的手砸破了,从此我们再也不敢冒这样的风险了。

驾驶员夏邦银

在返回兵站的公路上,夏邦银教练我开车,当我驾驶着车在爬一个长坡时,看不到坡顶对面,我行驶在公路的左边,准备超我营十六连行驶的一台车,到了坡顶,没想到对面100多米来了一辆地方载重车,这时,我刚超过十六连行驶车的车头,马上就向右边打方向,结果将该车左翼子板挂了个洞。我们把车停下,十六连的驾驶员就发火了:“新兵蛋子才开了几天车就超车,看把我车挂的!”回到兵站,班长杨远松给他写了个纸条,叫他回格尔木营里去修。虽然事故不大,但我心里还是很难受,都怪我,当时在对面视线不清的情况下还强行超车,晚饭也不吃了。班长杨远松来劝我,专门叫兵站炊事班给我做了一碗面条,在全班的劝说下,我吃下了这碗热面条,心情才恢复到正常状态。

经过半年的修建,从纳赤台到唐古拉兵站汽车兵住的新房子都盖好了,我连的修建保障任务圆满完成。10月份全连撤回到格尔木驻地,又开始了进藏物资的运输任务。

10月的青藏线已是冰天雪地,沿途兵站汽车兵的住房似“冰窖”,高压锅压的馒头象“胶皮”,米饭成“坨坨”,吃的菜是“鸡毛菜”(压缩干菜)。这时因为高原的地理环境和当时国家经济也很困难的情况,才造成了高原汽车兵的艰苦生活。

四千里青藏线上除了兵站和少量的地方接待站,沿途没有饭馆和旅馆。如果我们的车在途中“抛锚”或发生事故,连队收尾车也修不好,离兵站又较远,只有将车拖到修路的道班上,该车驾驶员在道班上守着。道班工人基本都是藏胞,他们吃的糌粑和生牛羊肉,我们汽车兵无法下咽,但道班藏胞工人对“金珠玛米”还是很热情,特别是唐古拉山的107道班,因这个道班管辖海拔5231米的唐古拉山垭口,又住在海拔5100多米的唐古拉山上,这里的道班班长多次赴京参加国●庆观礼和毛主席的接见。他们想办法给我们解决点温饱问题。等连队车来了把“抛锚”或事故车上的物资拉走,再把该车拖回驻地维修,守在道班的驾驶员才跟车返回连队。

那时,青藏线各兵站的生活用水都很困难,兵站的水房里特别是冬季都是冰天雪地,根本就没有热水。五道梁的水质最差,水咸不消说了,汞、氟、镁、磷等多种矿物质含量很高,人吃了这样的水掉头发,指甲凹陷,有时连眉毛也保不住,所以五道梁兵站做的饭有一股怪味,是沿线兵站最难吃的饭。在诸多的兵站之中,五道梁兵站的海拔并非最高,不足5000米。但是由于它正好坐落在昆仑山与唐古拉山之间的可可西里地面上的一个大风口,号称一年只刮一次风,从大年初一刮到大年三十。半年飘雪寒,四季穿棉衣。五道梁的环境最恶劣、气候变幻最无常、氧气最缺乏,这是大家公认的。有人称五道梁为“鬼门关”,大概不是没有道理的。

汽车在线上,一年四季每天都要放水和加水,连队到了准备住宿的兵站首先把汽车发动机的水放干净。冬季如果忘了放水,就会把发动机缸体冻裂了。我们洗脸、洗脚的水大部分都是用汽车发动机里放的黄色铁锈热水。我们连的卫生员韩天宏(陕西彬县人)跟车上线竟半个月不洗脸,回到连队脸黑得我们都不敢认他了。我们每天早上把车发动了,马上要给车加水。有时兵站水房的水管和水龙头都冻住了,只有到兵站附近的小河里砸冰取水,把每个车上配发的五加仑水桶灌满后背到车前,有时背在背上的五加仑水桶和身上的军装冻在一起了,把水桶和军装拨离开,军装上都是些冰碴。但我们还是能克服困难,有时用喷灯化冰雪取水,想尽一切办法解决用水的问题。

每个士兵上线一个月,补助1.50元钱,我们把此补助叫“头痛费”。,我们经常用发的津贴和补助到西宁市大十字街的饭馆里吃一顿,对自己的身体进行一次“保养”。

那时,每连编制45台车,因高原气候恶劣,加上路况较差,车辆经过多次大修,,能出动37、8台就算很高的出车率了!由于各团出车率不高,运输任务完成不好,总后给各团的每台载重车辆配个拖斗向西藏拉物资,我们把拉拖斗叫“汽火车”。因高原缺氧,车辆动力就减小,再加上挂个拖斗,车辆在线上行驶起来很费力。当车辆挂着拖斗行驶到海拔5231米的唐古拉山口,其山口是青海省和西藏自治区两省区的天然分界线,不仅是青藏公路的最高点,也是世界公路的海拔最高点。氧气含量只有内陆平原的60%,车就再也拉不动了,只好将拖斗摆在唐古拉山口的公路上,先把原车物资运到西藏,再返回到唐古拉山口将拖斗的物资倒在车上,再运到西藏。各连就这样在海拔5000多米的唐古拉山来回折腾,既当驾驶员又当搬运工,广大指战员的体力和车辆受不了,坚持了不到半年,上级就把拖斗取消了,恢复了原来的运输方式,就不需要在海拔5000多米的唐古拉山上再当搬运工。

冬季唐古拉山封山,汽车一团为在完成运输任务上争第一,连队仍在线上跑。一天,我们早上从温泉兵站出发,沿途不到10公里,就有八、九台汽车,因冰雪路打滑,掉下或翻到公路的沟里。我连驾驶员姜玉和(吉林长春人)驾驶的车辆在冰雪路上打滑转了两圈,滑下公路。在他后面行驶的车队全部停下来,干部战士们准备用钢丝绳将车拖上公路。因车子向左倾斜,油箱的汽油漏了出来,我赶紧拿个脸盆去接汽油,因钢丝绳未挂牢靠,拖车一拉,钢丝绳从我身边飞过,将我手中的脸盆打烂,幸亏未打在我的身上,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这时,我们将该车拉的大米,分散搬到连队的其他车上,就又接着上路,滑下公路的汽车只有等到连队的收尾车来拖。

驾驶员姜玉和

在唐古拉山兵站吃了早饭,翻越唐古拉山口时又遇上了暴风雪。有的路口有一两米深的雪墙,只有等道班工人疏通后才能通车。我们一直等到下午五点多钟,车队才慢慢通过。唐古拉山兵站的同志中午送来稀饭救急堵在山上的车队,当时在唐古拉山兵站最好的伙食就是喝点热稀饭——在海拔5000多米的地方,因为高原反应就是一天不吃饭也没有食欲,有山珍海味也不想吃,也吃不下去。

一次,连队到黑河(那曲)兵站住宿,住房的火炉封了,火墙冰凉,房间太冷了,我们就捡了些牛粪,在墙角点燃取暖,然后打开背包就睡觉了。凌晨4点,车场站哨的老兵叫我到车场接岗,醒来后,我的头疼得就像炸开一样,我突然反应过来,不好,我们煤气中毒啦!赶紧把大家都叫醒,这时,和我住同一屋的战友们也都感觉头疼,马上把门窗打开通风。幸亏安排我凌晨站岗,才有幸避免了一场生死劫难。

不知有多少次,我们到兵站住宿,如赶上住站的车队太多,没有房间住了,我们只有睡在解放牌车的大厢上,汽车兵自我安慰,管这叫住“解放大厦”!睡汽车大厢,这是汽车兵们那时常有的事。

我跟王昌华副班长的18号车,因车况不好,路上经常“抛锚”。特别是油路老出故障。跟车队行驶着车突然熄火了,经检查是发动机的凸轮轴转动时带动不了油泵内摇臂,所以泵不上来油,赶紧把油泵拆下来,是油泵的内摇臂松旷了,在油泵内摇臂的间隙处加一个开口销,使它不在松旷,这样再把油泵装上,把车一发动就来油了。走着走着又加不起油,经检查是化油器的油平面低了,又把化油器上体拆开,在进油阀的油针于油浮子之间校对油平面,经过几次拆卸化油器,才把油平面校对合适,又开车上路。连队下午6点多钟就到兵站吃了饭并住下了,而我们还在路上饿着肚子,半夜12点多才到兵站也没有饭吃了,只有找到连队住下就行啦。

有一次在路上,18号车水箱下水室漏水,我们用肥皂堵漏水处,把一块肥皂用完了也没堵住,一路上走走停停,到处找水加,后来我们找不到水加了,发动机水温到了100度,就不敢再走了,把车停在路边,等连队的收尾车来救援,等到半夜12点多钟,连队的收尾车终于来了,我把水箱拆下来,修理工用烙铁和焊锡把水箱下水室的漏洞焊好了,我们才又正常上路。

当我们行驶在那曲和当雄之间,18号车的后左边副钢板托架断了,整个车厢向左边倾向,王昌华和我都在想办法,因路况不好,车辆颠簸厉害时,怎样防止载重车厢压在左后轮胎上,造成车辆就无法行驶了。这时我出了主意,用垫千斤顶的木块顶在车厢与副钢板之间,当我俩把几个木块顶上并固定好,王昌华发现顶车厢的木块摩擦轮胎,我说:“没关系,轮胎不怕磨!”然后就上路追赶连队。可是车没走几公里,我们就闻到一股橡胶味道,等停车我俩一看,哎呀,不好啦!轮胎里侧一圈被木块摩擦地尼龙绳都出来了,这都是我不懂软硬两个物体相互摩擦产生的后果,出了这么个馊主意,把一套轮胎给报废了,连里虽然没批评我,但我还是觉得有点费力不讨好并怕别人耻笑,以后再也不敢出这些不科学的馊主意了。

记得有一天,连队从羊八井兵站起早五点出发,到拉萨大站吃早饭,我坐同班驾驶员李昌华(重庆长寿人)开的19号车,他跟在连队第一台车也就是丁指导员带队的车后面。当车队行驶离拉萨还有十多公里的地方,因前车尾灯不亮,后扬灰尘太大,挡住了后面车的视线。李昌华驾驶看不清路,将车开下公路,车翻了个六轮朝上,李昌华翻出驾驶室,我却出不来。这时除指导员带队的车在前面走了,全连的车都停了下来。班长杨远松围着翻了的车喊:“刘进!刘进!你在哪?”我答应道:“哎,在驾驶室里,我出不来!”随即全连官兵都来抬车,这才把车门拉开,将我拖出来,好在幸运我俩都未受伤。

丁指导员坐的车一直在前行驶,当行驶到离拉萨约五公里拐弯处,看见后面没有车队了,就知道后面出事了。立马叫驾驶员刘占学(陕西耀县人)调头,回去看看出了什么事。刘占学是新驾驶员,公路调头不熟练,倒车时,把汽车后桥半轴拱断了,车子不能动!丁指导员只好自己走路回到拉萨大站(约五公里),等连队将翻的车拖到拉萨大站,已是中午十二点。丁指导员看了看翻瘪的车驾驶室说:“刘进,你命大呀!”我在本连学驾驶期间,被班里的老兵王昌华、李昌华两人各翻一次,对开车心有余悸,再加上眼睛近视,老兵给我起的外号叫:“刘瞎子”,所以学驾驶汽车非常吃力!

还有一次上线执行运输任务,从五道梁开始,我的左鼻孔就流鼻血,再加上路上颠簸,怎么也止不住,到了沱沱河兵站卫生所,医生用棉球使劲向鼻孔里塞才堵住,过了两天,我才敢把棉球取出来。这之后的一个多月,我总感到左鼻孔不通,找医生一看,才发现鼻孔最里面还有一坨棉球,用镊子夹了出来,这才感到呼吸畅通。因我的眼睛和体力都不如其他战友,所以教练开车也少。连队和我一起入伍学驾驶汽车的战友们半年基本上都顶了车并单放,而我学了一年多还是未能单独定车。

老班长杨远松

那时,青藏线上各连队除了进藏拉物资,返回基本是空车。秋冬季有时到开心岭煤矿拉几车自用的煤,春夏季就是到牧区的羊圈里拉几车羊粪,上到本连的菜地里。一次,我们在藏北草原上,给藏胞一罐头盒汽油,他们就来帮你装一车羊粪。我们的几台车在等藏胞们拿工具装羊粪时,看到藏北草原上空是蓝天白云,地面上是浩瀚平坦的大草原,我们几个战友决定让汽车在这浩瀚平坦的大草原上来个无人驾

驶,这时我把车发动,起步行驶,挂上二档,然后我把摇手柄压在油门上,跳下车,大家看着汽车在藏北草原无人驾驶的自由行驶,都开心地笑了。车子跑了有两百多米,突然一斜不走了,我们赶紧跑过去一看,原来车子前轮掉到一个不明显的小深坑里,我赶紧上车加大油门将车倒出来。这时大家明白了,在平坦的大地,也有看不见的坑洼。以后再也不敢开这种玩笑了。

在连队让我感触颇深的是老班长杨远松,他对我们非常关心,班里不管是哪台车在路上抛了锚,他都要停下来,即使天再冷,他的手被冻裂开了口子,也会帮你修车排除故障。其实论工作能力和文化水平他在连队都是很强的,只是因为父亲在解放前有点历史问题,最终没能提干。当兵八年后他退出了现役回湖南老家务农,我们满含热泪为他送别。

1972年的冬训改变了过去以“突出政治”为主的教育方式,开始狠抓以军事训练为主的轰轰烈烈的拉练训练。全团各连官兵打上背包,步行40里,先到格尔木南边参观一起车辆事故现场,然后又向北步行,整整折腾了一天。晚上回到连队,我的脚上起了好几个水泡,但还是坚持走了下来。班长看了看我的脚说,“表现不错,团里有位老领导是用人搀扶着回来的。”是啊,作为一个军人不能走路,怎能打仗!从此我们就开始了各种军事、业务训练。

1972年全军恢复文革期间废除的汽车驾驶员考试制度,全团所有的驾驶员都要参加考试。当时,副连长邹选友教我在行驶中怎样不踩刹车从高速档减到低速,几个排长把我当成重点培养对象,单独指导训练我参加考试项目。考试由团司训队组织实施和监考,在考排除车辆故障前,二排长唐先弟悄悄告诉我,设的故障是化油器的油针里塞了一坨棉花。考试时,我上车打马达发动了车,发动机“突、突、突”的响,却加不起油。我判断都不去判断是电路还是油路故障,立马打开引擎盖,直接把化油器油针拆下来,把棉球掏出来。然后把油针上紧,用手泵油到化油器,但汽油泵有气泡,泵不上来油,我又去检查油管是否漏气,结果是油管和油箱的接头松动了,紧定好油管,再发动车,故障排除了,一切都正常。主考官对唐排长说:“这小子可能知道故障在哪!”唐排长笑着说:“不会吧,故障排除啦,就算及格吧!”俩人会意地笑了笑。我考完了六个项目,把考试成绩记录在自己日记本上,连里的一位老兵在我考试成绩记录下面写了一段开玩笑的批语 “刘进同志考得比较好,驾驶员执(职)务经评为二级驾驶员,现在可以当教员。”——十三连唯一的一个老兵。实际我和同年入伍的战友们相比,考得最差。

我的考试成绩记录和老兵的批语

1972年8月,团司令部运训股给我发了《实习驾驶员证》。我班副班长王昌华(我的教练)未考及格,由原正式驾驶员改为实习驾驶员。当时连队的定车原则是,新驾驶员开连队车况不太好的车,这样可以多学技术,提高新驾驶员排除故障的能力。连里安排我开班里的17号车,因为这台车很快就要送厂大修了,由连领导坐此车给我保险。由于我的眼睛近视,特别是晚上,路上坑坑洼洼看不清楚,对车的损耗和安全带来隐患。1973年3月冬训期间连队决定让我到连司务处当给养员,协助司务长宗太江(重庆铜梁人)做连队后勤工作。连队根据我的身体条件,调离驾驶员岗位,是对连队和我本人的负责及关心。

我的《实习驾驶员证》

1972年,我作为一个1969年加入共青团的“老”团员,在连队团支部工作中做的较为出色,被团政治处评为好团员,发了一个笔记本,我在笔记本上写了一篇日记:一个革命战士在成绩和荣誉面前不骄不躁,谦虚谨慎,虚心的(地)向同志们学习,甘做人民群众的小学生。把自己的成绩看成是靠党的领导,靠群众的帮助才能取得的,把自己的成绩看做是自己继续革命的新起点。他(我)才会在今后的工作中为党为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

四、当给养员的日子

连队给养员的主要工作是在司务长的领导下,配合炊事班调剂好连队伙食,还要跟车队出发到各兵站联系住宿和就餐,并结算《就餐劵》。当时,连队的南方兵多,四川籍占多数,有位四川籍的老兵开玩笑说“三天不吃大米饭,腰杆痛!”是啊,连队的兵来自五湖四海,各种口味都有,真是众口难调。由于当时高原上生活物资缺乏,主副食主要靠团里配发,要调剂好连队伙食很难。兵站的住宿、伙食更差,所以连队给养员也不好当。

1973年3月,总后一纸通知将全连官兵调到汽车三十五团组建五营,原汽车一团四营十三连改为汽车三十五团五营十七连。

近几年,各汽车团抽调建制连队组建新的汽车团队较多,但大部分是调到内陆。而我们调到汽车三十五团组建五营,住的却是格尔木南边戈壁滩上搭的棉布帐篷。因该团是近期从陕西华阴调到格尔木的,没有多余的营房,我们就从当时格尔木地区最好的营房搬出住进了帐篷。格尔木的气候是“戈壁不长草,风吹石头跑”的景象,每天风吹帐篷的响声和飞沙是我们睡觉的“催眠曲”和“洗面沙”,帐篷里一天24小时可过一年四季的气候。虽然住宿差,但装备车辆是新出厂的解放CA10B载重车,在路上抛锚少,相对苦就吃得少了点。由于连队新成立,没有家底,也没有自己的猪圈和菜地,副食和蔬菜也只有团里派车从内陆拉来分到连队。

连里伙食要求厉行节约、精打细算,一点也不能浪费。有一天晚饭后,连领导发现水桶里有人倒掉一碗面条,面条是病号饭,一般人还吃不上,全连马上紧急集合,连领导质问病号:“你怎么把面条倒掉呀?”“不好吃,吃不下!”病号回答。“那你也不应该倒掉啊!”这件事让那名病号有点无地自容的感觉。连领导训斥完病号,又叫炊事员从潲水桶里把面条捞出来,用清水洗干净,连领导带头和全连官兵把面条分吃了。通过此事,全连官兵都明白了什么叫“节约光荣,浪费可耻”!

一次,连队执行到林芝拉木料的任务,我们从拉萨出发走川藏线去林芝,一路山高路险,盘山路到了山顶是凛冽的寒风和冰雪,到山下却是鸟语花香、春意盎然,公路路面象搓衣板一样,坐在车上颠得我后背脊梁骨的皮都被车座垫磨破了。到了林芝的原始森林里,连队各车都装好木料,然后我们每人也找了一节木料,拉回格尔木驻地准备自己做个木箱放东西。后来,这件事被连领导发现了,对这种想占国家便宜的行为进行批评教育,把个人拉的木料全部没收,连里用此木料给每人做了一个小板凳。

1973年8月,我参加青藏兵站部在西宁举办的给养员培训班,学习怎样记载连队的经费和粮秣账目,学打算盘、切菜、发面、炸油条、红烧肉、手抓羊肉烹饪制作等内容。经过一个月的培训,回到连队我也给大家炸油条、烧红烧肉,把学的烹饪技术用来改善连队伙食。记得有一次过“八.一”,连队为改善伙食,在西藏买了两只活羊,炊事班杀了一只,在杀第二只时将刀子捅进羊脖子,不小心一松手它就跑了,大家赶紧追,一直追了五里多路,才把它抓住。这可把我们累坏了,真是改善顿伙食也不容易啊!炊事班把两只羊整理干净,做了一锅“手抓羊肉”,大家吃得真香。

从1973年开始发的夏季服装不再是棉布军装,是“的确良”的啦!再不像棉布军装穿在身上那样皱皱巴巴,“的确良”军装穿在身上笔挺笔挺,军人形象也提高了。

指导员杨玉堂

1973年6月,连队党支部根据我的入党申请,召开支部大会讨论我的入党问题,先由我宣读入党申请书,然后由我的入党介绍人宗太江、李有才介绍我的表现情况,通过讨论后,由全体党员举手表决,结果全票通过。7月1日,连队出车到拉萨,在拉萨大站召开党员大会,由时任党支部书记杨玉堂指导员宣布营党委决定,1973年6月25日批准我入党。回到格尔木我立即给爷爷和父母写信,告诉他们我入党啦!

1973年全军恢复建立军队院校编制,需要招收一批战士入学,毕业后当教员。当时,天津市总后汽车工程学校到青藏线各汽车团招收学员。因我们连队几乎每天都在线上运输,并不知道这些信息。一天,连队从线上回到驻地,我碰到五营副教导员丁张彪,他对我讲,前几天总后汽车工程学校到团里招收学员考试,营里把你报上去了,但你不在,错过了机会,他们已招走了。我问:“我可能考不上吧!” 丁副教导员说:“数学考的就是一元一次方程,怎么能考不上呢!机会错过了,还是安心在连队工作吧!”是啊,人生旅途有很多机遇,有时就擦肩而过。一旦失去机遇,不能后悔莫及,萎靡不振,要向前看,振奋精神,继续奋斗!

到了冬季,各团都收车进行冬训,但每个团都要派一个连继续上线担任冬季运输执勤。1973年冬季,汽车三十五团派我连上线担任冬季运输执勤。一天,我们连队到安多兵站找到空房间住下后,第二天早上,安多兵站没有准备我们的早饭,说现在上线连队少,就不给我们做早饭了,不给做就算了,反正也没有什么好吃的!那时连队都有准备,自己带了行军锅、面粉、猪肉罐头、圆白菜和柴禾。我们就用石头把行军锅靠墙架起来,准备煮一锅面疙瘩汤为连队的早餐,可是兵站水房里结了很厚的冰,一滴水都放不出来,这时连队一个老兵说:“我这里有水!”他车上有一只五加仑桶从河里打来加车用的水,我们就用此水烧水、和面,把猪肉罐头、圆白菜下到锅里,煮了一锅面疙瘩汤。连队的干部战士每人都盛了一碗吃下去,但味道不对,有很浓的汽油味,原来他那只五加仑桶装过汽油,大家吃下了汽油味的面疙瘩汤感到很不舒服,连队领导就说:“汽车兵吗,不怕汽油味!只要填饱肚子,保持体力,开好车,完成好任务就行啦!”连队正要准备出车,兵站的兵来找我们,说我们做饭时把他们房子的墙熏黑了,叫我们去擦干净。我们连的战士们也火了,和他们据理力争:“凭什么兵站不给我们做早饭!我们没有办法才这样做!”兵站理亏,灰溜溜的走了。就这样,我们上路了,一路上打个饱嗝儿都是汽油味。

1973年底,我们告别了帐篷,搬进了新盖的营房。可是我们在新营房住了不到四个月,因军委未批准汽车三十五团五营的编制,1974年3月撤销该营,哪个团来的还回哪个团,我们连还回汽车一团。当时,我收到爷爷的来信,信中说他已年近八旬身患重病,叫我请假回老家看看他,否则就可能见不到他了。因我从小是爷爷带大的,和老人家感情很深,看完信后,我哭了。被连队副指导员黄文明 (重庆铜梁人) 发现了,问清缘由后,他报告连、营领导,营长文邦英(陕西三原人)就特殊情况特殊处理,批了我20天假,叫我休完假到汽车一团报到。这使我非常高兴,马不停蹄地搭车到西宁,在西宁买当天到北京的无座位火车票,火车到了宝鸡我才找到座位,在火车上几乎两天两夜没合眼。到北京后,马上又坐长途汽车回到老家见到爷爷,老人家前不久虽生重病,经治疗已基本康复。见到我后精神倍增,就是不吃药病也好了!爷爷叫我在部队一定要好好干,不要怕吃苦,艰苦的环境是能锻炼人的。二十天假期到了,牢记爷爷的嘱托,按期返回格尔木。

我第一次休假的《军人通行证》

回到汽车一团驻地,我象只“无头苍蝇”不知到哪报到。原十三连调走后,团里又组建新十三连,现老十三连的全体官兵又回来了,只有分散到团各个单位去。到团司令部军务股询问,我到那个单位报到?他们告诉我,到团管理股报到。我到管理股报了到,被分配到机关干部灶当给养员。当时管理股共三个干部:股长管学仁(甘肃兰州人)、协理员田世明(甘肃武都人)、管理员弓玉琢(甘肃临夏人),分管两个排:警通排、司务处,团机关共有三个食堂,即战士灶食堂,保障机关战士的就餐;干部灶食堂,保障机关干部的就餐;中灶食堂,保障正营以上领导干部的就餐;我在司务长冯高忠(重庆巴县人)的直接领导下分管干部灶和中灶,并分管机关干部的工资和服装发放等工作。

管理员弓玉琢

一天,团里欢送政委李有才(甘肃兰州人)调青藏兵站部任副政委,在中灶食堂办理欢送晚宴,因当时格尔木没有任何主副食和蔬菜市场,团里与诺木洪劳改农场联系,诺木洪劳改农场曾经关押过国民党军队的许多高级将领,也有历次政治运动中的一些落难者,还有刑事犯罪服刑人员。在他们的温室里买了些西红柿、黄瓜和蘑菇。这些大路菜在当时高原上都是高档菜,晚宴的菜就是西红柿炒鸡蛋、凉拌黄瓜、猪肉罐头烧蘑菇、炒白菜、炒土豆丝、烧豆腐等家常菜,喝的酒是茅台酒(8元一瓶),参宴人员是正营以上领导。他们喝得很高兴,不一会,五营营长用解放牌汽车上汽油泵的油杯端着多半杯茅台酒,到厨房叫我替他喝了,我接过来没客气,一饮而尽,约有半两酒吧,这是我第一次喝酒,喝下去有点头晕,回到宿舍就呼呼大睡了。

那时候,接待上级来人,吃得很简单,有什么就吃什么,没有特殊招待。有一次总后驻西安办事处副参谋长到团里检查工作,他是个老红军,爱喝西凤酒,我就给他找了一根黄瓜当下酒菜,他喝的也很满意。

总之,在团机关当给养员,接触的人较多,也向他们学到了很多好思想、好作风,工作上也得到他们的指导和帮助,也激发了我的工作热情,他们对我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即:工作踏实认真、为人老实实在。

1974年7月,上级抽调三营十一连全体官兵到新疆组建汽车五十三团,团里要调整人员重组十一连,团党委决定调我到十一连代理司务长,我在机关工作不到三个月,又再次回到了连队。(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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