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第一台计算机无需讳言“仿制”
中国的第一台电子计算机是仿制苏联的103电子管计算机，之后生产49台。
103 机（1958—1960）：738 厂生产19 台；736 厂生产4台；
DJS-1 机（1961年12月正样鉴定后命名）738厂生产16台；
DJS-3 机（1965年4月，DJS-1 机全面提升型）738厂生产6 台；
使用单位自行仿制并有所改进4台，其中包括华东计算所（原上海计算所，与736厂协作仿制）。
1958 年8月1日，中国的第一台电子管计算机在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调试成功。四机部部长王诤说：“103、104 机是我国计算机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1959 年，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成功仿制了103 型电子管计算机，这是上海的第一台电子计算机，中科院副院长张劲夫曾亲临视察观看。
1959年，华东计算所成功仿制了103计算机。
1959年12月20日，这台103计算机通过了检查程序，试算题目。后来用该机计算我国标准时间，精确度由原来的世界第十位，提升到第六位。1960年，在上海召开全国电子计算机专业会议，该机向代表们展出，极大地鼓舞了计算机界的同行。虽然机器还不算稳定，但是工艺与质量检验都能通过。在改进以后，运算速度从每秒30次提升到每秒1500—10000 次。
从中国的第一个计算机型号开始，技术开拓与应用推广工作是第一位的，但档案与统计却不够完善。比如中科院计算所编写了一册“103机调机总结”，但没归档保留下来，目前在所内外都还没有出现；华东所完成的182页的“103 电子计算机调机总结”也难得一见，这些总结如能找到，都应收藏到计算机博物馆。
1988年，华东所纪念建所30周年时，时任所长何成武在“周年纪念册”（代序）上说，“1959年5月至12月，我们仿制成功M-3小型计算机，这是在上海诞生的第一台电子计算机。”
首任所长郭书文的文章说及建所经历，“没有房子，没有实验工厂，实验室是从有线电厂借了二百平方米车间，试制工厂就是有线电厂。”
参与建所的杜叶祥工程师说，“1959年初和上海有线电厂（736厂）协商决定，从仿制103计算机入手，训练队伍。由北京有线电厂（738厂）提供103 机（M-3小型计算机）有关图纸资料。第二季度开始，和上海有线电厂部分同志开始技术消化、图纸编制、材料准备、插件电路定型等工作。并由上海有线电厂负责加工、生产及立式磁鼓的试制工作。经过厂、所同志半年多的努力，机器全部装焊完毕，开始调试，于12月20日通过了检查程序，进行了试算，但稳定性还有待进一步提高。经过这一段工作实践，大家对于计算机的整机概念、工艺、质量要求、检验方法等有了实际的了解，觉得计算机虽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但并不神秘，只要方法对头，是可以认识它，掌握它，使大家树立了信心。”
黄惟和说，“还请了中科院计算所M-3工程组的张梓昌介绍该机逻辑图，我们很快弄通了逻辑图，在上海有线电厂的大力协助下，花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仿制成功了（包括主机、磁鼓、输出入机、磁芯元件等）。”
陈经东说，“1959年我们开始仿苏联的M-3机，即后来的103机，这是一台每秒仅30次的用磁鼓做内存的计算机，当时先集中了6～7个人，其中有736厂的殷志良。我们用了一个多星期日夜消化图纸，随后又做分工，由何育辽抓总，杜叶翔、殷志良负责运算器、虞浦帆负责控制器，我负责存储器，成立了三个组。工艺结构及磁鼓的加工试制，是由736厂的副总工程师姜尔敬抓的。到1959年底生产安装起来，并在736厂开始了紧张的调试。对我们这些半路出家的人来说，真是困难不少，但大家团结一致忘我的工作，连续几天不回家。就在机房的地板上睡一会，起来再干，当时年纪比较大的何育辽、杜叶祥也都如此。我们往返北京学习多次，仅用几个月时间，一台能运行的计算机在上海诞生了。这时，我们这个研究所开始了更大的发展。”
从仿制到研制，是中国计算机事业科研奠基的第一步，是“里程碑”。而且从苏联引进计算机图纸，是两国的正式协定，是一种国家之间的技术转移。仿制，一不难为情，二也无需隐匿。
第一个问题是，华东所纪念建所三十周年时，从首任所长郭书文、现任所长何成武开始，众口一词地定义建所后“仿制”了103计算机。但到了1998年、2018年，在华东所的40周年、60周年纪念册上，对103机却使用了“研制” 用词。不知这是编辑疏忽造成的，还是科研史志工作的欠缺。这次仿制，并无任何不妥，何况中科院计算机至今依旧不忘当初仿制苏联M-3机迈出的第一步。华东所在创业时期，能够从无到有，仿制出电子管的计算机仍是一个成绩，一种光荣。
“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卅年”所附一览表中明确为“仿制”
更深层次地回忆，苏联人甚至认为中国人有了图纸也做不出来，愿意在莫斯科，就地手把手地教中国科学家仿制苏联的计算机。而中国人，尤其是赴苏联实习队队长张效祥先生，力主我们回国自己做。为此，中国赴苏代表团的计算机科学家闵乃大先生，专程从莫斯科返回北京，向相关领导汇报，再回到莫斯科与苏联人击掌定案。因为就是计算机的“仿制”，少不了要获得苏联人的帮助，别忘记那时候，西方对中国经济与科技是严密封锁的。
中科院和电子工业部，都以仿制成功103计算机为荣，以后转入小批工业生产，完全自主先后经改造确定了两个型号DJS-1、DJS-3，生产49台，包括在上海生产的华东所1台，536厂4台，其他单位自制3台。
华东计算所40周年、60周年的纪念册，将103机更改为“研制”。
第二个要明确的问题，这台计算机是不是华东所独家仿制的？
参加仿制协作的单位不可遗漏！虽然有一种回忆说参与单位的人员有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上海有线电厂（736厂）、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单位。但是，以单位名义正式参加协作并分摊任务的有哪些呢？可以明确的是736厂参与了仿制103机的协作。
中国计算机事业的创业史，应有准确的记录，不应遗漏，也不应变动，我们不应当忽略每一位参与并作出贡献的单位和人士。虽然没有见到华东所有一篇讲述103机仿制经过的总结，736厂也早已调整改制，更无厂史。但从中国计算机博物馆的角度，还是要从参与者的回忆中，寻找具体的线索。
上海有线电厂（736厂）早已调整重组，资料难寻。
738厂的“103机主持设计师”钱基广先生认为，仿制计算机的定义，应从加工、组装到调试全过程，由本单位全部负责。15所、华北电力设计院仿制103机时，插件、机柜均向738厂购买104机的插件框和机柜，柜内每排可装10个左右的插件框，这两个部件均由738厂用模具在冲床上加工出来，他们两家拿回去焊装插件和机柜接线，并且把103机插件和机柜布线也按104机插件、机柜模式翻版。15所副总工程师莫根生的目的，是想改进苏联M-3机机柜插件的设计之工艺性，将钳工从繁重的手工劳动中解放出来。但当时并没有达到预想目的，738厂照样由钳工师傅以手工加工，在5毫米厚的大铝板上加工10个插件的插座槽，先在四周冲出小孔，然后用锉刀将插座孔钳平成槽。莫根生先生亲眼看到这个繁重的劳动过程。1958年大跃进时，北京第一机床厂革新数控机床，也到738厂购买104机插件柜和机框底座板。均经钱先生签字，科长批准，工厂销售科出售给他们。
所以华东所的“103计算机”，是由736厂加工组装，研究所组织完成调试，与15所、华北电力设计院的独自完成有所不同。
736厂加工能力很强，连磁鼓也加工出来，在杜叶祥的回忆文章里提到这事。总之，华东所的这一台103机，不能算“独自仿制”。因为机柜和插件、焊线、插件测试都由736厂协助完成，应当算作两家联合“自行仿制”。
还有一家仿制103机的安徽师范学院数学系，据说是从中科院计算所取M-3机的苏联图纸，但计算所不可能具有计算机机柜和大底板、全部插件结构件的图纸，不知他们究竟如何“自行仿制”？
笔者认为，中科院计算所和736厂有过103、104计算机生产的合作协议，成功进行了合作仿制与调试。但是，华东计算所和736厂有没有协议？还是双方领导商议统一安排？在1958年、1959年“大跃进”，“一大二公”的气氛下，可以缺少正式协议和文字记录。但从实际工作出发，连华东所都是寄身在736厂之内，而且736厂，随后又自行生产销售了4台103机，因此上海的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加入736厂为合作单位，是合情合理的。
（华东计算所，1958年10月建所，1962年12月前称上海计算技术研究所，之后改称中科院华东计算所。为表述简明，本文一律称为中科院华东计算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