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慎权八十自述（一）
刘慎权，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30 年12 月31 日出生于广东省南海县大沥乡江夏村，日军侵华家乡被占，靠私塾和自学考入广州第一中学，1949年高中毕业，曾在二野军政大学四分校学习，在第五步兵学校任教，1952 年调入四川大学学习，1956年四川大学数学系毕业，进入中科院现代物理所、计算所，1959-1962年在苏联科学院计算中心读研究生，获物理数学副博士学位，1986-1995年任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兼职教授，。
公众号“计算机六十年”将分二次摘录《八十自述》。
1961年，在苏联科学院计算中心每秒运行1万次的БЭСМ计算机上工作。
学生年华与留苏
我生于1930年，经历日本人的侵略，国民党的统治、腐败与崩溃，向往革命，迎来解放，投笔参军。后又调去读大学，留学苏联，在中国科学院从事计算数学和计算机应用技术研究，直至退休。
我逐渐感到把一个时代的变迁，我的人生经历，思想认识变化，记录下来，以供后人了解，还是很有必要的。现今很多年青人，对于我们经历过的那些年代，已很生疏，甚至不能理解。我写这个回忆录，只是如实记录下来，可能对后人想了解历史，会有一点帮助。
现在我已年过八旬，虽然已老态龙钟，但还能使用计算机，还能自己打字录入，用Word软件来编排。我选了一些照片，插入到各章中。有些照片，我是用扫描仪一张一张扫到计算机上的。照片可能会更真实地反映当时的情况，但因为在文革以前，照相机还属于贵重物品，拥有此物的人不多，故老照片不易找到。
像我这样年龄，有相似经历的知识分子，当年为数甚多，但随着时日的推移，数量亦越来越少。我的回忆录，但愿对后人有一点参考意义。
中学时期
在念广州第一中学时，便培养了自学的能力。因为没有念过小学，英语完全是第一次学。与香港回穗的同学比，差距显得更大。但当我看过几本英语语法的读物，搞清楚英语的主语谓语，宾语定语，名词动词等语法及句子结构后，英语便大有长进。初一快结业时，我居然获得班上成绩第一名，并得到物质奖励(当时的货币若干元。
我哥哥就读于广东大学附属中学，他认为广大附中办得更好，我于是第二年就转入广大附中初中二年级。家里离学校很远，当时全广州都没有公共汽车，上单程就要步行四、五十分钟。于是我中午就不回家了，每天在家吃完早餐，便上学去，下午放学回家便吃晚饭，这样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午饭是不吃的。这种艰苦的学习生活，对我也是一种锻炼。
从初中时候起，我开始对自然科学发生共趣，特别想学化学，1949年高中毕业时，我报考了中山大学的化工系，当时认为学化工，可能毕业后容易找工作，没想到中大化学系却录取了我，我的一位同学说，化学系是理科，应比化工系强。
9月，我去中大注了册，准备入学。这时全国形势急剧改变，10月14日，广州解放了，我以欢快的心情迎接解放。不久，陈赓率领的二野四兵团所办的二野军政大学四分校在广州招生，我毅然报了名，并被录取。四分校在广州共招收学生一千多名。是年11月底，广州被录取的学生在佛山叠滘入学参军，编为第四大队，共有五个中队。学员分散住在老乡家里，睡的是稻草铺的床。一个中队，实则是军队的一个连，有炊事班。每个班用一个脸盆打菜，蹲在地上吃饭。
在佛山参军入伍
我被分在第4大队第21中队第2组。同入学的都是广东人，大部分人不会说普通话。因为我学过国语，能应付几句普通话，遂被推选为组长。广州参军的同学，都是知识青年，主要是高中学生和大学生，一部分小学教师，及从港澳归来的华侨青年。从较优越的生活条件，一下子转入军旅的艰苦生活，是一个很大的突变。但凭着一股革命热情，大家都往前冲，义无反顾。
12月24日，我们从佛山上船，经广州，到达梧州，1950年1月16日到达广西贵县，开始三千里的行军第一天行军，对我们这些学生兵来说是个演练。从贵县到覃塘，大约只有四十华里。从覃塘沿着西江往西北方向走，经广西的宾阳、武鸣、南宁、田东、百色、田西，贵州的册亨、安龙、兴义，云南的罗平、师宗、宣良，于1950年3月21日到达昆明。经过艰苦的锻炼，很多人还帮炊事班挑大锅，到达宿营地还打扫房屋，为老乡挑水。到达云南时，个个都变成不怕苦不怕累，没有一点学生气味的工农兵了。
到达昆明，住在南郊的小板桥，学习社会发展史，树立革命人生观。每个人都觉得思想有很大变化。1950年5月，我们在军大四分校毕业了。军大四分校改为云南军政大学，我被分到学校的政治教员训练队学习，留校当政治教员，此时学校改为第五步兵学校了。
1952年5月初，我们从云南军区选拔参加大学招考的一批青年，大约七十人，组成一个连队，乘长途汽车去四川。经过汽车的长途跋涉，大约走了十天，经曲靖、安顺、贵阳、遵义，到达重庆。然后坐成渝铁路的货车厢到达成都四川大学在川大干部补习班，学习了三个月，补习几何、代数、三角、物理、化学等中学课程。我因为1949年高中毕业，又考上过大学有较好的基础，中学课程很快就复习过来了。在步兵学校，提倡互助组、包教学等集体学习风气，在川大干部补习班时，我也多次组织同学复习，为大家解答问题。
通过干部补习班组织的考试，不用参加高考就被录取了。当时也报了入学志愿，但在那革命年代，几乎是不按个人志愿录取的，我没有填写数学系，但却被川大数学系录取了。四川大学是我国西南地区一所著名学府，数学系有许多有名的老师。在我们大学期间，系主任开头是赵松，后来是蒲保民。给我们授课的名教授有柯召、胡坤升、张鼎铭、魏时珍、周雪鸥、蒲保民等。
我们1952年入学时，数学系的新生有七、八十人，1953年重庆大学数学系合并到川大，全年级达到百二三十人。当时，全国的大学生都是公费的，伙食费的标准是每月9元，全部食宿费都由国家供给。教材大部分是发的讲义，不用购买。
刚经过土改和工商业改造学生家里都很穷，每个同学，在经济上差别不大，分不出哪个是名校出身，哪个是来自偏远的乡村学校。我们调干生每月领取微不足道的津贴，凡事只有争先带头，并无特殊优越感。
在干部补习班时，我被吸收为中共候补党员，到川大报到入学后，我被学校指定为数学系新生的召集人。我们这些经过部队几年锻炼的小知识青年，政治上是很进步的。一进大学，我就当上了理学院的团总支书记。当时党号召要当三好学生，又红又专。我因为在中学时有较强的自学能力，故入大学后，我买了不少数学书籍，如《柯氏微积分》，从苏联翻译过来的《高等数学教程》，菲京哥尔茨的《微积分教程》等，准备深入学习一番。
一、二年级时，我的学习成绩还不错，体育方面我爱好长跑，曾在全校运动会上获得过长跑第三名。在学校青年团的团代会上，我曾讲述三好经验。理学院是一个党支部，我任青年委员。后来数学系学生党支部成立，又担任党支部书记。当时政治辅导处曾要我统计自己的社会工作时间，我一周的社会工作时达到二三十小时。同我情况相像的学生党员，当时还是很多的，但都没有半点怨言。
1956年毕业，我们四年聚首，至今劳燕分飞。全年级毕业122人，分配到全国各地。留在四川的最多，其次就是分配到北京的共有40余人。大学同学的友谊是很纯洁的，80年代以后，同学们的联系更多了，差不多每年都有一次同学聚会，入学50周年和毕业50周年，燕燕于归，校友聚会于望江楼边，荷花池畔，回首往事，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1956年，在西苑大旅社的计算所筹委会
川大毕业，我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现代物理研究所。这时正值我国第一个计算机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成立，由华罗庚教授任筹委会主任，我到现代物理所不到两月，便调到计算所工作。当时国内还没有计算机专业，根据1956年国家科学规划要建立计算机专业和计算数学专业的要求，以及先集中后分散的原则，计算所与北大、清华合办第一期计算机训练班和计算数学训练班。计算所将新分配来的工程学科(电机、无线电等)的大学生，分到计算机训练班，我被分配到计算数学训练班。
随后在计算所成立了计算数学研究室，由北京大学徐献瑜教授兼任主任，张克明任副主任，冯康由数学所转到计算所参加指导工作，我的职务是研究实习员。1956年，在“向科学进军”的号角下，我们能分到科学院来，其兴奋之情，可想而知。我还记得，科学院的副院长张劲夫说过“人心向院”这句话，情况确实是这样。
当时除听北大、清华的多门课程讲授外，学术活动也很活跃，讨论班很多。苏联专家施梅格列夫斯基，这时也在我所讲授程序设计，历时数月之久。后来研究室将年轻的研究人员，分为从事实用问题计算和程序设计两部分，我选择了实用问题计算，参加气象预报课题，开始从事偏微分方程的数值求解，这样就注定了我将终生从事计算数学和计算机应用技术的研究。记得大气所的顾震潮研究员还来给我们指导，当时要做好准备，盼望所里的计算机研制出来时，我们便可开展计算了。
1957年，在反右中我们数学班一个右派都没有，这不能不归功于室领导张克明。他是一位老干部，在30年代就读于清华大学数学系，为人正直廉洁，是计算所党组成员，因为没有在数学室抓到右派而受到“右倾”的批评。
计算所成立初期，我们与数学所、电子所等单位都住在西苑大旅社。抓住空余时间，钻研自己的业务。我大学时就喜爱自学俄文，也买了一些俄语速成的书本，造卡片，记单词。在西苑大旅社时，每天早上，晨练后便读俄文，因此亦颇有长进。在训练班的课程考试中，大概也考得不坏。这样，所里选拔留苏生时，我被选上了。
1958年6月，我被派到俄语学院留苏预备部学习。俄语学习只有三个月的时间，还修了马列主义的课程，通过了考试。这期间，正值大跃进、大炼钢铁。留苏预备生也不能例外，这些活动也得在学校参加。这样，学到的俄文当然是很不够的。1958年12月，我们一批留苏学子，踏上去莫斯科的国际列车。
我们一批数十人，乘火车经哈尔滨、满洲里进入苏联。路经贝加尔湖、伊尔库次克、新西伯利亚，整整一个星期，才到达莫斯科。我们大部分人，俄语听说能力都很差，不能和苏联人对话。这批人中，计算所派出的共四人，唐裕亮是学硬件的，派到苏联科学院精密机械与计算技术研究所;我与许孔时、王汝权派到苏联科学院计算中心。许孔时学的是程序设计，拜一位搞程序设计的学者叶尔索夫为导师。
在苏联科学院计算中心与空气动力学研究室的部分成员合影，施梅格列夫斯基（右6），刘慎权（左3）。
我与王汝权学的是计算数学，计算中心主任是多罗德尼钦院士，专长是空气动力学。施梅格列夫斯基曾在中科院计算所讲学半年与我们很熟悉，他也是搞空气动力学的。我和王汝权由石钟慈陪同，去见多罗德尼钦和施梅格列夫斯基。计算中心一位学术秘书也参加会见，只见他拿了一枚苏联硬币向空中一抛，便决定王的导师是施梅格列夫斯基，我的导师是多罗德尼钦。
攻读研究生的第一年，要念三门专业课程：空气动力学、计算数学和数学物理方程。主要是看导师指定的书籍，故每天都在看书，或在研究生宿舍，或到图书馆。中国研究生有一座专门的宿舍楼，中国人集中住在起。初来的留学生，俄语都很差，在研究生宿舍楼参加一年的口语学习，三个学生配备一名苏联老师。我与王汝权、唐裕亮一组的老师是柯姆柯娃。每周上两次课，老师教学很热心，除学习课文外还与我们对话，常常讲述各方面的题材，天南地北，俄语进步很快。我们还每天听广播，看电视(留学生宿舍有一台黑白电视机)。
计算中心的研究生也归苏联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管理，研究生科的主管对我们新来的中国学生很关心，她指定了几位苏联研究生与我们联系，以提高我们的俄语水平。
莫斯科列宁图书馆是全开放的，你可以在里面找寻各种资料，待上一整天。莫斯科大学也是开放的，我与王汝权每周都去听课，这对提高俄语水平有很大帮助。我们有时甚至到高尔基公园看书，那里自然环境很美，很幽静。苏联人对我们很友好，常常遇到老人，叫我们“年青人”、“儿子”。
研究生学习进入第二年，开始论文工作了。导师给我选的题目是附面层数值计算。苏联科学院计算中心有一台БЭСМ计算机，是第一代电子管的机器，每秒运算1万次，内存容量只有2048字，用机器指令编程。那时 Fortran ，Algol等计算机语言还没有出现，甚至汇编语言都没有，没有任何软件，各种计算机程序都要自己编写。输入是用穿孔卡片，打印是8位数很窄的打印纸。上机时间很宝贵，我每周只能登记一两次上机时间，每次40分钟，而且常把我的时间排在半夜。因此编程要很细心，以减少调试程序的错误，最好能一次通过。我的导师是苏联科学院院士，又是研究所的所长。我在做论文时，每隔两周便去见一次导师，先通过他的秘书联系，然后在办公室外等候接见。
在我们研究生宿舍里，大部分人都在十二点以后才睡觉，有时甚至一两点才睡。这样安排，晚上时间很充足，效率也高。每个人也很注意锻炼身体，每天都有锻炼时间。
到1962年，研究生学习进入最后半年，这是我最紧张的阶段。那时，计算实验已经做得差不多了，我于是着手论文的写作。写论文也要集中精力，一气呵成。记得有一次写作论文，我不停地工作了一个晚上，不知疲倦，最后发现东方已发白，而我的论文也基本完成了。喜悦之情，无以复加。1962年6月，我完成了论文“当有吸除或引射时层流附面层的计算”。论文答辩时，主考人为苏联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维诺格拉多夫院士。同时我又将研究成果写了两篇论文，投到苏联的《计算数学与数学物理杂志》，都被录取了。我和王汝权都通过了答辩，取得了副博士学位。
我们有自己可支配的充足的学习时间，每个留学生都带着“为祖国学习”的理念。我们都想着祖国人民，把苏联政府发给我们的助学金，除了买书外，不买高级消费品，甚至照相机也不买。回国时，旅费全部自己出。在苏联的三年半学习，学了很多东西，变化是很大的，特别是语言方面更为显著。想起刚来苏联时，简单的会话都不会，到毕业时，看电视，听广播，与俄国人交谈，全都觉得很自然了。1962年7月，我和王汝权一道坐火车回到北京中科院计算所。
1961年在莫斯科中国研究生宿舍前摄，后排左起：1：许孔时，2：张德昌，3甘兆煦，4：何成武，5：王汝权，前排左起：1：杨桂通，2：沈燮昌，3：刘慎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