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事业的创业英雄谱

公众号《计算机六十年》第151篇文章

人类社会的智慧、力量，是英雄史诗、文化知识、历史记忆，同样也是社会前进不可缺少的动力。

北京通信电信博物馆

中国计算机事业离不开创业英雄，这里说的英雄往往是进击中的领跑者。由于计算机事业的特点，领跑者实际上是一个此起彼伏的队列，数以千计的人们在不同的岗位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决策、布局、设计、器材、工艺、组装、测试、应用、人才、情报。正因为如此，才有了中国的第一批计算机和卓有成效的专业机构和院校。

中国计算机创业的前二三十年，创业者用双手做出上千台电子管、晶体管和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他们用这批现在看来技术性能不高的数字设备奇迹般地解决了众多高难度课题，为科技、经济与国防腾飞提供坚实保障，数字大道从此开通。后人没有将这些功勋计算机保留下来，让公众知晓、瞻仰，是一个很大的失误。

美国重要的数学史家E. T. 贝尔在1937年出版的《数学大师》中写道，上溯到6000 年以来的数学，选择其中至少做过一项确定贡献的人士，就有6000 至8000个名字涌现。物理学的发展自然也能追溯到远古，但其主要部分不过350 年，可囊括几乎所有的重大贡献。

中国计算机事业起步五六十年，转瞬即逝，领跑者的队列中有多少姓名涌现？计算机领跑者的队列，是民族的骄傲，也是后人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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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笔者访问为计算机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两院院士罗沛霖。

实施“科学规划”和“紧急措施”时，中科院在北海大桥西边的文津街3 号，很多大事都是在郭沫若、张劲夫、吴有训的领导下决策制定的。1956—1966 年是科学院的一个黄金时期。

文津街3号，中科院上世纪50年代初期曾在这里工作。

中科院办公厅秘书处滕秀雯回忆说，上下班时常见到院领导，都互相打招呼，没有高不可攀的感觉。职能部门和所领导请示汇报工作，只要找到秘书就能找到院领导，很方便，领导秘书的态度都非常谦和。干群关系、人际关系很和谐，工作很紧张，但是生活得很愉快。

各种计算机机构的管理者和工业人士，也构成了计算机发展的重要队列。许多管理者、生产者一直隐身幕后，他们没有学科著作，没有获奖，许多人受制于学历还评不上“高级职称”，可是不断升级换代的计算机和遍布各地的应用成果，都离不开他们的决策和奉献，离不开他们的调度和器材供应，离不开他们的工艺、技能和构思。

12年科学规划的参与者范长江和苏联高科技专家在一起。

1957 年4 月，中科院计算所办公室主任何绍宗以外贸部贸易代表身份前往莫斯科，想落实计算所要购买的苏联M-20 计算机、100 台脉冲示波器和组装计算机的全套元器件，这些物资决定了当年中科院计算所任务的成败和进程。联系苏方，才知道这些类别都属重要军事物资，要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办理手续。他赶紧给计算所管器材的万永熙打国际电话，时差6小时这边已是深夜。万永熙当即要车进城，赶往外贸部部长李强家里。李部长已经睡下，听说是科学院有事，立即起来接见。万永熙回所后连夜列出物资清单，第二天一早送去，李部长说自己负责进中南海去找周恩来总理解决。

夜闯李强部长住宅的中科院计算所万永熙研究员。

大约一个月左右，何绍宗携带订货合同满意而归。当年底，计算机图纸和一大批关键示波器、脉冲发生器等陆续运抵北京。

首次原子弹试验设备需要31 定高灵敏胶卷配套，要向英国购买。哈军工技术部计划器材处处长刘国霖手拿国防科委领导的批条，直接找到外贸部部长办公室，向李强部长讨要英镑。

李强听说要外汇，先是一愣，有些犹豫的问，你们要多少英镑？回答说，130 英镑。李部长朗声道：“嗨！我还以为你们要多少呢，没问题！”

李强是中国计算机事业的重要参与者之一，20 世纪70 年代，集成电路系列计算机成批生产时，四机部收到李强部长的应用建议，由苏州计算机厂为深圳海关生产了一套计算机管理系统，成功应用多年。

吴几康先生（左一），周锡令提供。

20 世纪60 年代，国家科委三局成立了一个计算机专业组，牵头的有阎沛霖、罗沛霖、王正，华东计算所所长郭书文、西北计算所的所长都在其中，四机部第二生产技术司的罗恪意和陈正清也是参加者。三局副局长戴中溶和三局的李文林、郑汝俭工程师负责组织专业组会议，一般是由王正主持。会议主要是规划和落实计算机型号研制、外部设备定点安排等。后来X-1 计算机在709 所完成，X-2 计算机在华东所完成，X-3 计算机在上海无线电十三厂投产。当时的认识有局限性，安排的三台X 型计算机并非一个系列，在性能上没有任何联系，更说不上兼容。

国家科委主任聂荣臻向华东计算所虞浦帆研究员颁发的聘书

1965 年2 月，国家科委还专门成立了下属的“计算技术组”，其成员为知名专家，华东计算所的虞浦帆研究员精心保存着聂荣臻主任颁发的聘书。

计算机配套，特别是重点元器件和产品，如内存储器的进展，是专业组特别关心的问题，四机部派出元器件局黄炳尧处长、科技司龚千鹏处长组织攻关，他们在酒仙桥坚守月余，往返798 厂与738 厂多次，调集各方技术力量，从工具、模具、材料试验、烧结成型、测试等各个关口逐个突破，终于解决了磁芯的烧结、模具等小型化和大批量生产的质量和数量问题。

两位处长耐心、细心地做群众工作，使协作工厂之间、技术人员和生产工人之间相互配合，及时加工，这在“文革”时期是一件有难度，还有风险的工作。磁芯供求顺利解决，龚千鹏受到领导表扬，出席了全国英模大会。

戴中溶局长

1966 年2 月，戴中溶局长在“103 电子管及其系列计算机技术交流会”上讲话。夏纪寅记得他说：“103 机是我国第一台计算机，目前数量最多，分布各地，是计算机中最重要的一支力量。现在是要发挥103 机作用的时候了，要大力研究103 机怎样普及、推广、应用。让机器'吃饱’，让计算人员都来使用电子计算机，这个责任落在到会的单位身上。”

新中国60 年培育的计算机专家学者、管理者和企业家的队列浩浩荡荡，这是当代中国一段光彩夺目的鲜活历史，因为他们才有了那一望无际的机器队列。

“下雨”是考验磁芯存储器的重要操作手段，这是北京计算机三厂王雨田厂长观看下雨测试，目前仅仅发现这一张照片。

《溯源中国计算机》2015年由三联书店隆重出版，三联和网上有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