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善若水（五）

博超出院那天，刘主任开车来接他，“出院了，真好！”他右手放在博超肩了，“好想你呀！这些日子你受苦了！”博超深深吸一了口气。久违了，青草和树叶的清香。他微微眯着眼，似乎一时还不适应阳光的明烈，一边“嗯嗯”地应着刘主任的问候，一边四下里张望，心里纳闷了，医生说他在医院里住了有一个多月，完全隔离，几次生命垂危，终于脱离死亡线回来了，爸爸妈妈怎么都没来接？

刘主任看着他，心情沉重地拍拍他的肩，“你住院后两天，两个老人也先后住院了，他们没能抢救下来，都走了。据说死亡人数已上百人。能康复出院，就是幸运了。”

刘主任送博超回家，汽车进小区，空无一人。“这个小区有几十人被感染，隔离了好一段时间，现在大家全都躲开，这里差不多成了无人区。”他们推开房门，一股如同医院里的消毒水气味扑鼻而来，博超不禁怯步，这会是自己的家？他在门口迟疑。刘主任领着他在客厅沙发上坐下。他楞楞地盯着茶几，一叠报纸，最上面的一张是《参考消息》，两个杯底留着茶迹的大口杯，熟悉又陌生。刘主任心痛地摇摇头，显得非常无奈地说：“我还有事得先走了，你在家好好休息，别急着上班。报社病倒了几个，出院后也都让他们在家了。记住，多休息！”

“你忙。谢谢你送我回来，给你添麻烦了。”博超要起身送刘主任，被刘主任按住他，“不要起来了，我帮你带上门。”

博超脑子里一片迷乱。他已经呆坐很久了吧，他很想弄清楚，在过去的一个多月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可他的脑子像沉重得推不动的磨，记忆的流浆停留在那个封闭的白色的房间里，他躺在床上，四肢无力不能动弹，胸闷难受说不出话，憋气，喘气，呕吐，只有戴着防毒面具的人进出，给他氧气罩，打针，挂瓶，听到隔着面具说话的声音。他用手摸摸脖子，喉结的下方有一道凸出的疤痕，记起这里曾经被插了一根管子，他突然想到纳粹集中营的人体实验，不禁打了个寒颤。

环顾四周，他确信自己已经回到家里。但是爸爸妈妈呢？不去医院接他也不候在家里，都到哪儿去了？还没下班？

他记起那天下班回家，一进门他就对妈妈说有个采访任务，要去禅市出差。

“禅市？听说那里正闹肺炎，能不去吗？”妈妈像往常那样迎上前来，象征性地拍拍他身上的尘土，担忧地说。

“你可是我党的好干部，组织安排的工作，能说要去不去的吗？”他轻轻地拥抱妈妈，顺便调侃一下。

“我去是没有问题，党叫干啥就干啥。可你是我的宝贝儿子，我得了解了解。”

“私有财产是私心产生的根源，你呀，典型的。”

妈妈不理睬，立即给在禅市报社工作的老张电话：“张，好久没联系了，都好吧。好，都好。问你呀，都传说禅市肺炎，传染得厉害，有这事吗？谣言？哦，都是谣言。啊，都传说死了好几个，把我吓的。小超明天要去出差，我怕这不是吗，不要相信。没什么事。好好，好的。有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他去了当然要去看你，有几年不见了，你肯定认不出了，都二十好几了。没呢，你给介绍一个，好呀好呀。确定没事就好。好的，好的，有空来。再见！”

爸爸说，“我刚上网查了一下，禅市这叫非典型疫情，说是肺炎中最轻一种，没有致命危险。”

“就是嘛。别啥事没有，却被吓出毛病来了。我去两天就回来。”

他确实从禅市回来了。好像有些咳嗽，还喝了他从小就喜欢的咳嗽糖浆。后来有点发烧，喝了感冒冲剂。妈妈对他说：你还是去医院看看，刚从禅市回来的，让人不踏实。他说没事。忙着赶稿，又去了单位。

再后来呢？记忆到此中断了。

他传染了禅市肺炎？住院了？爸爸妈妈呢？他突然感觉心慌，这么久了，怎么一直没见到他们？不对。刘主任刚才说了什么了？“你住院后两天，两个老人也先后住院了，他们没能抢救下来，都走了。”两个老人是谁？都走了？去哪里了？猛然间雷霆轰鸣，猝不及防的巨大闪电划破苍穹，顿时天崩地裂。刘主任说的两个老人是他的爸爸妈妈？他们在他之后也都传染了禅市肺炎？他们都死了？他怔住了，世界在一片哗啦啦声中彻底塌陷，当他明白过来时已被撕裂，赤裸裸地躺在一片废墟上。一个狙击手向他射来了一枪正中心脏，撕心裂肺痛不欲生。他听到一个陌生的成年男子的吼哭声从胸中迸出，他的眼泪像鲜血似地喷涌，如俄狄浦斯用金别针刺向眼睛，他哭得像一个与父母走散的迷途孩子，像那个身体被燃烧弹严重灼伤一路狂奔的女孩。屋子为之颤抖，空气因之扭曲，所有寄生在这里的生灵都捂住了耳朵，惊恐地四散逃生。

博超为父母不幸身亡而哭，为自己被孤独地留下而哭，这个家从来没有这么寂静，只听到自己一个人的哭声撞击着空墙。他从没有想过父母会离他而去，而且这么不明不白，突如其来地离去，没有过程就这么把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事实呈现在他面前要他接受，他没有任何心理准备，他不能接受！他不明白，是他发的病怎么走的是他的父母他留下的是他，“为什么不一起把我也带走了呢？是谁一手制造了这个悲剧？是谁？”他愤怒，他质问。他不知自己哭了多久，只觉得天昏地暗。他睡过，又一次次从睡梦中哭醒，他一边睡一边哭泣。

他几乎是从昏厥中渐渐地苏醒过来，感到身体极度疲乏。阳光透过玻璃从窗外照射进来，院子里的高大的臭椿树，绿色紫红色的叶在风中摇逸。他发现自己还活着，时间也没有停止脚步。“咕咕”声从他的肚子里发出。他渐渐清醒过来，“我还活着，还不是世界末日。”他记得妈妈总是在他读书或写稿时往他嘴里塞进一块巧克力，他喜欢浓度90%的黑巧克力。博超挣扎着从废墟上站立起来，打开冰箱，掰一片巧克力塞进嘴里，黑巧克力特有的苦香味漫漫地在舌头上融化开来。生活还得继续。他走进卫生间，打开喷头，热水器没有关闭，热水从头顶上浇灌下来。他站着不动，一直到全身都热腾起来，卫生间被热气包裹一切都变得模糊起来。

他走到路口的豆浆店。他喜欢这家的豆浆油条，就像多年的老朋友。

“两根油条一碗豆浆。”博超像往日一样坐在门边的小桌旁对店老板说。

“来咧。“老板用盘子托着豆浆油条走过来。突然停住了，后退了一步，停顿片刻，返身回到柜台，将豆浆油条装进打包袋里。他很快地走到博超面前，将东西递给博超，低声说：“打包回去吃吧。”

博超想说我就在这里吃不需要打包的，抬头看到老板脸上写满了惊恐、愧疚和哀求，他突然明白，这位老板不希望他在这里用餐。他把钱放桌上，拎起打包袋离开小店。他记起刘主任的话，“也别急着上班。报社病倒了几个，出院后也都让他们在家了。”他真是病糊涂了，这么明白的话都没听懂，刘主任的话里不仅表达了关心，更是告诉他不要去报社。他是病毒传染者，父母，小区，报社，已有太多的人因他而传染了肺炎，父母死了，可能还有其他人也死了。他还活着，但在雁都，他已经没有存在的理由，这里的人们视他如麻风病人，希望他永远消失掉。

他回家简单收拾了行装，将冰箱里的食品塞进食品袋。今后再不会有妈妈往他的旅行包里放食品袋了。

离开家。离开雁都。

去哪里？不知道。无所谓了。

梦亚和小龙四处漂流，他们尽量不去花航城人捐赠的钱，似乎这笔钱留在那里，心里便有个慰藉，但那些钱还是一点一点地在减少。那一年的春天，非典在中国大地上肆虐，人们对此表现出极大的惶恐。原本喜欢聚众热闹的中国人，现在放弃了在一起聊天、吃饭、打牌、K歌，能不出门就尽量呆在家里，出门了也尽可能避开人多的地方。平日拥挤的街道显得冷清，街道两旁的商店门可罗雀，一些戴着大口罩的行人脚步急促，救护车一路“嘀嘟-嘀嘟”急驶而过。卖唱这营生，在这个时期这个环境里无人问津。

向南，往暖和点的地方。他们一个地方呆上几天，在车站附近或广场或人多的地方卖唱。当陌生的环境变得有些熟悉了，一些原本陌生的面孔再一次出现了，梦亚就会忐忑不安起来，于是她就要迁徙，移向另一个新的地方。路人匆匆而过，有的会给他们一点钱但马上就离开，有的在经过他们时稍稍放慢了脚步，但能够驻足听他们拉唱的几乎没有。梦亚倒是不在意人们听不听，她巴不得人们忽略她的存在。当卖唱由善行转变为谋求生存之后，唱歌已成为令她难堪的事，不得已而为之。她感到周围尽是怜悯和嘲讽的目光，如芒在背，甚至感觉人们在对她指指点点。她不想卖唱，可工作难找，况且他们总在流动，况且非典时期。有次，她站在离小龙几步远的地方，假装是个听众。但她为自己的这种行为感到不耻，鄙视自己成为莎鸥说的“正躲在什么地方喝着小酒等着收钱”的人。

梦亚无法向一个十三岁的少年诉说自己的痛苦，她想送小龙回家，她想离去，毕竟不认识她之前小龙就是靠自己一个人在卖唱。但每次一提到这个话题，小龙就竭斯底里发作，虐待自己。她不忍了，于是只能陪着继续卖唱。梦亚早已关掉手机，在离开上海那天与大哥最后一次通话后就关掉了手机。她就这么独自咀嚼着这份沉重，白天精神恍惚，晚上沉沦在无尽的悲哀里。

小龙已经察觉到梦亚情绪的变化：姐姐的话越来越少，唱歌也是应付着，再也听不到她像在航城时那样充满激情的歌声。他想是卖唱的收入少了，要尽量少吃点，有好吃的留给梦亚姐姐吃。偶尔人有给一盒牛奶，姐姐没舍得吃留给他，他假假地吸两口就递给姐姐，“我吃了肚子胀，姐姐，你吃吧。”。他想要练习更多的曲子，二胡要拉得更好，赚多一些钱，每天都非常用功，早上晚上和没有外出的时候都跟着录音机收音机练习。他想梦亚姐姐辛苦了，一路上都是姐姐照顾他，他尽可能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洗碗，洗衣服。他变得敏感和小心翼翼，仔细揣摩姐姐，害怕姐姐离他而去。过去在家的日子对于小龙就是无底的深渊，他不能回去，他不要回去。走出家门，特别是认识梦亚姐姐后，生活已经对他开启了一道能够照进绚丽色彩的窗，他不能再回去，不能再独自一人生活在黑暗中，即使眼睛再也治不好了，他也不能回去。直觉告诉他，梦亚姐姐是他落入深渊后唯一能够抓住的救命稻草，他要紧紧地抓住梦亚姐姐。他只有这一线希望了，他只有依靠着梦亚姐姐把他带出黑暗的深渊。他想尽各种办法，说些逗姐姐开心的事情，表现得特别听话，特别懂事，特别的乖，要让姐姐高兴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