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九年再见鬓已霜
经过五个小时零五十五分，我们的车经过上杭大道、永杭公路，驶入黄竹路。虽然早已知道现在村村通水泥路，但没想到导航还能显示这里有一条黄竹路，直通村委会。眼前的黄竹与记忆中的那些东西几乎找不到一点交集，我们迫切地寻找着哪怕是一丁点儿旧日的痕迹：曾经住过的房子，江边的板栗树、梅子树，铺满鹅卵石的汀江水。房子早拆了，天才往右边一座陌生的楼房一指，说：这里就是你们原来房子的位置。往江边的小路还在，当年从江里挑水正是走这条小路，大姐说。我和哥姐五人循着这条小路向江边奔去，那弯曲的小路似曾相识，竹林，还有路边菜地里的钙菜，根部依然是粗壮的菜心。再往前，就令人失望了：不再有人挑水了，村里早已用上自来水，小路在竹林边上嘎然而止，没有人在江边挑水洗衣，于是河水便远远地离开人们，隔着竹林，静静地流淌，似乎没有了往日的清澈和欢欣。看不到鹅卵石，竟然一个也看不见，它们都到哪儿去了？岸边的板栗、梅子树都看不见了，荒芜一片。德德说，我们走后发过一次大水，树全被掩没，后来就全死了。
德德是我的老师，教过我两天的数学。在黄竹安顿下来后，妈妈送我和三姐到县城读书，三姐进上杭二中读初一，我到二中边上的城南小学，吃住也在二中。那个星期在学校的时间，我是在沉默中度过的。我感觉自己被抛弃在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里，学校里上课下课说的都是上杭话，我一句也听不懂；班上几乎都是男生，仅有的两个女生，只打过一次照面就再也没见她们来学校了。周末，妈妈来接我们。我透过班级的窗户看到妈妈，便不顾一切地扑向妈妈，然后嚎啕大哭起来，我说我再也不上学了，我要回家。那时妈妈有没有流泪我已不记得，只知道后来二中的陈平校长同意让我随着姐姐在中学里上课。回家后，妈妈请当时回乡插队的德德为我补习数学：有理数、小数、分数。那个周末，德德便是我的老师，他比大姐小一岁，那年才读了初一就遇上文革。就这样，我在城南小学只上了一个星期，便提早结束小学升入中学了。感谢德德！之后德德考上教师进修学校，毕业后回黄竹当小学老师，后来又当了小学校长。当然，这都是我们离开黄竹之后的事。
从学校到家要走十二华里的沙包公路，然后渡船，然后走过一片坟地，一段田间小路。那条公路在我的记忆中是漫漫长途，我完全不记得路边有什么景致，只埋头脚下的路，一步一步，艰难地把路扔在身后。抬头看，前面的路却依然没有尽头。现在这条路已修建成宽敞笔直的水泥公路，公路大桥直达黄竹，没有渡口了。那时看到渡口，心中的喜悦便升腾起来，知道离家不远了，妈妈一定在家里等着我们，给我们准备了好吃了的饭菜。那时对好吃饭菜的渴求是非常强烈的，学校里永远都只有一道没有油的青菜。许多同学自带酸菜，对于我那就是美味了，一次我用开水冲酸菜，喝了好多，结果夜里两腿抽搐折腾了一宿。老艄公看见我们，总等着我漫漫地走过河滩，总伸手拉我一把，总能腾出位置让我坐在他的身边。长长的竹竿顶住水里的石头，手在撑竿上用力推，船便前进了。汀江水清澈见底，水底全是大大小小的鹅卵石，我喜欢用手轻轻地触水，让水从指间流过。老艄公的孙子如今已是村长了，我们到黄竹的那一年他才出生，或许那时我们见过他，跟在老艄公的身边，一个虎头虎脑的男孩。
村委会里来了许多乡亲，围着妈妈嘘寒问暖，普通话里夹杂着许多上杭话，妈妈还能叫出许多人的名字，大家追忆着那段特殊的年代所经历的往事。已经四十九年了。到黄竹的那年，妈妈才三十八岁，比我们兄姐妹现在的年龄可是年轻了许多。妈妈带着十一岁的我和十三岁的三姐，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又坐了好久的汽车，一个车厢里都是一起下放到上杭的人。事有凑巧，认识在省有线电视台工作的孙时，我们聊起来往事，竟然是在同一时间随父母下放上杭，乘同一列火车坐同一辆车。孙说，我们经过古田，曾集体参观古田会议址并合影。对此我已淡忘。于是他回去翻阅老照片，次日拿出照片，指出合影中的我们，在大人的前面蹲着几个小孩子。
临行前，爸爸从学习班请假回来为我们送行。记得妈妈一直落泪。妈妈是厦门人，当时她向组织提出最好能去闽南一带，没有语言障碍，并且她在那一带打游击，对那地区比较熟悉。不料去的是龙岩，对于她，那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我和三姐雀跃着，并不受大人情绪的影响，我们商量着要带上弹弓，那里鸟一定很多，还要会爬树掏鸟蛋，那里有无际的原野，可以疯跑。爸爸召集我们坐下，给我们讲龙岩，印象深刻的是说到龙岩的八大干，听到有老鼠干，我们啧啧称奇，惊呼那东西怪吓人的。百度查龙岩八大干：长汀豆腐干、上杭萝卜干、连城地瓜干、永定菜干、武平猪胆干、宁化老鼠干、明溪肉脯干、清流笋干。奇怪，宁化、明溪、清流现在归三明了，当年属龙岩地区吗？妈妈哀伤的更主要的原因是一家分离四散，爸爸仍在学习班，不知思想改造何时是了，大女上山下乡去将乐，她带上二个小女儿，还有一对儿女要留在福州。直到次年爸爸带着二姐、哥哥也下放到上杭，再往后大姐也从将乐调到上杭，一家人才在黄竹团聚，妈妈纠结的心才真正舒坦下来。妈妈一再说，一家人在一起就好，在这里也非常好。她真的是把黄竹当成家，她做好了思想准备，一家人扎根在黄竹。妈妈像农妇那样，洗衣、挑水、做饭、种庄稼，田里的农活她样样都去干，她的手就在那时变得粗糙，青筋暴起；妈妈还像农村干部那样，经常走家串户，晚上还要经常去李家坪开会。记得会开到后来我都睡着了，回家时妈妈只能抱着我，一只手还得拿着火把。
分配我们住的是两间平房，原本是村里用于熏烤乌梅的库房，四壁被烟熏得油黑油黑，妈妈用报纸把墙壁糊了个遍，这才感觉亮堂了许多。第一餐饭是在生产队长家里吃的，今天队长已不在了，他的儿子天福对当年初到黄竹的我们仨还记忆犹新。可能还在他家吃了好几餐，那个烧柴草的土灶可不是好搞定的，记忆中经常有柴草没烧着，弄得满屋子浓烟的场景。我和三姐上山割草，扎起两大捆挑下山。割草时最怕有蛇，先得拿镰刀在四周拍拍，惊走了蛇才开始割草。乡亲们都还记得，大姐上山砍柴困了竟在山上睡着了，晚上很迟了没回家，村里的年轻人拿着火把上山找她，把她从美梦中惊醒了。大姐在汀江里游泳，也是村里人至今不忘的事。其实我们也在江里游泳，但我们都尚小，与当时已是大姑娘的大姐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就完全不同了。
天才就住在队长家旁边，他妈妈生了八个孩子，除了天才，其他全是女孩，天才居中。天才上面的四个姐姐我们不认识，据说都送人了，我们到黄竹时她们也都已嫁人。六金和二姐年龄相仿，七金比我大一岁比三姐小一岁，她的妹妹八姑子还小，经常都跟着姐姐。她们是我们在黄竹的小伙伴，我们常坐在坪上听她们唱民谣。七金嫁给三队的天长，是当年妇女主任喜福姑的儿子。我们去喜福姑家，她已双目失明，摸索着抓住妈妈的双手，眼里溢满了泪。七金和天长今年十月还来我们家，我们一起聊村里的那些事。七金的儿子在厦门，他们也长住厦门，每天照顾孙子还经常去跳舞。在黄竹的青年人少了，小孩子也很少，都进城里去了。天才的儿子、媳妇在村里，其实也不种田了，村里只的二队三队之间的一小片田地，其它都已开发成了工业区。晚上天才请我们，在他儿子的家里，非常丰盛的晚餐。家家都盖了房，几乎都是独栋的三层楼房，即便不在村里了，也要回来盖房。落叶归根嘛，他们说，最后总是要回来的。
一切都变了，山山水水已寻不到旧时的模样。人也都变了，那年三十八岁的妈妈眼看就要迈入米寿，而那个十一岁的我，如今也已花甲，两鬓成霜。时间就这么匆匆忙忙的跑着，那三年的生活，就像汀江的流水在黄竹打了个弯就又朝前奔去了。但我还是感觉到有一些不变的东西存在，在内心深处，那个叫做黄竹的一直没有改变，它就像汀江岸边生长的那片竹林，那条小路。我不知道，如果时震，如美国作家库尔特·冯内古特《时震》所写的，我们又回到那个年代，中国会重复那段历史吗？相信多数人都不愿意重复那一段的经历，我也同样不愿意。然而我还是必须承认，黄竹三年，确实是我不可多得的经历。不必重复，但需要好好珍藏。
2018年12月30日于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