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之谜：实现了大一统的秦王朝为何只存在了短短十五年？
作者：刘宏宇
如果没有《大秦赋》及其热播，很多人未必会关注到这部大剧的文学版基底——可能是我国有史以来篇幅最长的小说巨著《大秦帝国》（孙皓晖著、全书超过五百万字）；当年斥巨资买齐这部巨著的人们，不知有多少真正读完的；读完的，又不知有多少再去拿着小说讲的故事去对照对照历史的……只看了《大秦赋》的很多很多人，有一部分（只敢说“一部分”，不敢说多大比例，因为确实不知道）竟会发出类似这样的疑问或说感慨：还有“秦”这么个帝国哪！接着其中有些人就可能去翻“杜娘”了。
这算是“历史的无知”么？照笔者说，也算也不算。说“算”，是因为，秦，作为我国第一个真正的“大一统”封建王朝，中国人，真的不知道，有点儿说不过去；说“不算”，是因为，即便有点儿说不过去，也多多少少“情有可原”——大一统的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的十五年（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6年），在我们“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中，所占的时长比例，实在微不足道；即便是随便什么版本的《新华字典》的后附部分都肯定有详列的朝代表，不仔细看，或者没存着特意查找的目的去看，也很容易“晃过去”；实在太短，皇帝世系只有两项：始皇帝，和，二世皇帝。
不知完整看完《大秦赋》的朋友会否有这样的疑问——那么强大且“正能量”满满的大秦，怎么会只存在了那么短时间？进而，其中有些，比如笔者的两三个年轻友人，还会疑问：既然只存在了那么短时间，已经78集（央视播出版）了，干嘛不再多拍几集、十几集，把那后面十五年的故事讲完？
关于干嘛电视剧不把故事“讲完”的问题，笔者也有自己的见解或说“想法”，但相比大秦帝国为什么只存在十五年的疑问，故事讲没讲完、为什么没讲完、不讲完，好像想要说清楚还显得更复杂一些，也更有现实的风险；所以，若真想得到答案，不妨求问电视剧主创或《大秦帝国》小说作者。在这儿，只简要说说为什么只有十五年那么短的问题。
（一）那十五年——电视剧和小说所讲“故事”的“后来”
还对初中历史课及相应考试存点儿印象的话，一说“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大概能想起点儿“秦”。截至公元前221年，起源于西周中后期、册封于东周初期、周王朝治下的诸侯国“秦”，以武力方式，消灭了周王朝册封的所有主要诸侯国（还有屈指可数几个小国未在其列），更在稍早前同样以武力方式覆灭了周王朝；公元前221年，曾经的周王朝直接、间接控制、相关的、在当时被习惯称“天下”的区域及有限外延，秦、大秦，成为了唯一的绝对主导政权。
这个叫做“天下”的地方，有多大呢？形象点儿说，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河北、北京、天津、山西、河南、陕西、湖北、安徽、山东、江苏、上海等省级区划的全境，加，辽宁、宁夏、四川、重庆、浙江等省级区划的大部，再加，内蒙古、甘肃、贵州、湖南、江西、福建等省区与前面所及区域相邻的部分地方；今天看，疆域面积并算不上多大，但在当时，就已经是中原政权认识中的“六合八荒”了；说起来，跟历史同期及相近时期世界上其他主要“帝国”相比，也毫不逊色。至少可以认为，在公元前221年前溯的我国全部“上古史”中，从没有哪个政权，曾经“事实控制”过这么大的疆域。亦即：诞生于公元前221年的“大秦帝国”，是截至当时的“有史以来”华夏大地上最辽阔的国家。
面对如此辽阔的疆域以及世代生活其间的、数以百万计的“各国人民”，新生的大秦帝国，由统治阶级主导，主要做了十件事：
一，彻底废除紧前的周朝贯行的分封制国家联盟政体，确立“大一统”的“郡县制”国家机制；按父系血统世袭的国家最高统治者称“皇帝”；所有事实控制区域设立郡、县两级行政单位，由皇帝完全控制之下的唯一的朝廷，委派文官担任有限任期的地方官。
二，统一货币，强行收缴各诸侯国、各地不同货币，再由国家统一发行对应币值的“秦币”，就是传诸后世直到百年前还能在流通领域见到的“外圆内方”那种形制。
三，以首都咸阳为中心，修筑通往之前由其他诸侯国占领、控制的重点区域、中心城市的“驰道”，并以“秦制”为标准，强行统一运输工具的制式（车同轨）。
四，收缴所有能收缴到的武器及可充作武器的金属质工具，以残酷的法令及其施行，强有力控制武器的生产、改造、持有（仅限于配给国家直接控制的军队）。
五，以“秦字”为标准，强行统一文字，并确立小篆字体为标准字体（书同文）。
六，将燕、赵、魏、秦等国为防御北部游牧民族而修筑的城墙工事进行加固，并统一形制、连通。
七，强行收缴、毁灭除“法家”以外所有思想流派著作，并广泛、严厉处置、处决不归属、不赞同法家学说的“异端人士”，唯一性地确立思想学术领域、方向（焚书坑儒）。
八，以前所未有的浩大规模，启动并推进骊山陵寝、阿房宫等一系列建设工程。
九，将被武力征服的各诸侯国的豪强富贵强行迁移到咸阳周边，并剥夺其大部分财产，对其进行武装监控。
十，向以今天“两广”地区为主的“南越”和北部以匈奴为主的游牧民族政权大肆用兵。
这些之外，还有两件貌似比较“私人化”的事情，却不得不提，就是：秦始皇帝为追求永生而主倡的空前绝后的“炼丹”、“求仙”活动，和，兼顾类似目的、以政治安抚为主旨的五次大规模巡游。
第五次大巡游途中，秦始皇帝嬴政，由于过度操劳、乱服丹药、压力过大等多重原因，发“急症”，并急剧恶化，于归途中病逝；其信用有加的近前宦臣赵高，伙同其第十八子胡亥，裹挟丞相李斯，假造遗命（矫诏），立胡亥为“二世皇帝”，并逼迫呼声最高的皇位继承人、始皇帝嬴政长子扶苏自杀。
对“全天下”具有强大威慑力、被称“祖龙”的秦始皇帝嬴政的死去，加上扶苏自杀，民间各种反对势力，借助部分奴隶（虻隶）和中下层平民为求生存而发起的反抗活动，迅速促成规模浩大的武装颠覆运动；而同时，为巩固皇位，二世皇帝胡亥，在近臣赵高唆使下，对嬴秦王室成员也就是他本人的兄弟姐妹、同宗亲戚，予以灭绝式打击，逼死蒙恬为代表的帝国主要军事将领；后又处死文官集团领袖、谋篡皇位的“同谋者”丞相李斯及其全家，以及与其相关的大批文官；致使国家机器几乎停摆，皇权旁落赵高之手。
随着后世更习惯称“起义军”的颠覆帝国的势力的飞速壮大及其中领袖人物对局势的有力、有利引导、推动，帝国可调配的防御性军事力量被击溃、毁灭（项羽坑杀二十余万秦军俘虏），帝国成了空架子；赵高设计谋害了亲手扶植上位的二世皇帝胡亥，欲以“退居秦王”姿态自立为王，被嬴秦宗族幸存的年轻成员“子婴”瓦解；子婴随即“退称秦王”。至此，大秦帝国，宣告灭亡。很快（旬月间），“秦王子婴”，以正式文书（降表）和正式礼仪，向兵临咸阳城下的起义军“刘季”一部投降。于是，叫做“秦”的政权，无论“帝国”还是“诸侯”，无论“皇帝”还是“王”，都完全、彻底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二）兴而骤衰的基础隐患
煌煌“大秦帝国”之所以短短十五年就“二世而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形成本身，就为迅速灭亡留下了隐患。形象比喻——大秦帝国，属于“带病上岗”；且所“带”之“病”，还是近乎“绝症”的大病、重病。所谓“基础隐患”，想说的，主要就是这“大病”、“重病”。
什么呢？一言以蔽之——武力征服。
纵观古今中外，可以说，没有哪次纯粹依靠武力的“征服”，能够持续长久；甚至，中外历史上很多“纯武力”的所谓“征服”，都还没能最终达成，就已宣告失败、破产。最典型的例子，当属上世纪的“二战”——纳粹德国、日本军国，何其强大，武力何其嚣张，手段何其暴戾，可都没能真正达成“征服”的目的，而是被反对者打得土崩瓦解、灰飞烟灭。
所谓“纯粹”的武力征服，可以认为，是指严重缺乏甚或没有政治基础和文化“配套”的、侵略扩张属性的、以地域（疆域）的掠夺为核心甚至唯一目的的军事强占行为。大秦帝国的诞生，所依靠的，就可以认为是这样的“纯粹”的武力征服；之前没有历史参照；之后也基本谈不上有“复制”。
（秦二世）
说大秦帝国“基础隐患”之前，先把上一小节“故事”得“后来”的“再后来”简单捋捋——秦灭亡后，起义军盟主、事实的领袖“西楚霸王”项羽，带着强烈报复心理，对秦的一切都施予了所能施予的最大限度地破坏和毁灭，包括对嬴秦宗族的灭绝式屠杀，以至于“嬴”这个古老的“贵姓”，至今传袭者聊聊。毁灭性破坏中，年轻的战术天才、剽悍将领项羽（灭秦时项羽最多二十八、九岁）个性中的“暴”，被严重激发，成了极度缺乏政治素养的独裁军事统帅，被起义军其他诸多分支视为重大隐患、祸害，以至众叛亲离，最终兵败自刎，结束了传奇的年轻生命，也结束了华夏大地绵延五个半世纪多的烈烈战火。富于政治远见的胜利者，在大秦帝国的废墟和楚汉相争的满目疮痍之上，缔造了汉王朝，接受历史教训，经世累代遂行一系列适合时代发展的军政举措，不仅真正长久地实现了大秦帝国倡导的大一统郡县制政体，更成就了绵延四百年、鼎定族群性格和国家特征的伟大王朝。
之所以不嫌啰嗦地赘上这段，除了非要把故事讲得告一段落的强迫症，也是想拿灭亡了秦的项羽为例，说明一下纯军事手段的局限性和惨淡结局。在此基础上，稍稍试图“攀爬”一下“理论”，大概可以讲出这么几条：
一，纯粹的武力征服，投入高昂、创伤深重，仅从客观的经济维度看，不利于巩固成果和自我修复。
二，旨在“征服”的武力行为，由于双方缺乏甚至完全没有“退路”，比其他性质、意图的战争，要么表现愈发乃至极至的决绝（拼死以战），要么使被动一方背负极严重的屈辱（妥协投降），再要么二者兼有（决战失利后被迫投降），势必造成严重伤亡及其必然连带的劳动力和兵源的缺失以及难以磨灭、极度缺乏调和可能的情感裂痕（仇恨），给征服者对于所得成果的管理，造成成本式压力和潜在安全危机。
三，征服一方由于胜利导致的骄横、傲慢情绪和为削弱乃至去除安全危机，愈发迷信、倚仗暴力手段，客观上更加剧了战争创伤，也使得安全隐患更隐蔽、更严重、更执拗。
四，由于战争的酷烈及情节的偶然性，胜利的征服者，还会面临内部论功行赏的制衡课题和将领的补偿心理所引发的诸多机制问题。这方面比较突出的实例是上世纪我国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主流势力迅速形成的贪腐、掠夺弊症致其短期内尽失民心、走向覆亡。
（李斯）
具体到大秦帝国，其建立所“携带”的“基础隐患”，可以概括成三个方面：
一是历史客观现实的“难题”——自公元前八世纪前叶（公元前770年）而始的“东周”时期直至战国末年的公元前三世纪中晚期，诸侯国之间的战争绵延达五个半世纪之久，战国以来（始于公元前五世纪中叶），则愈演愈烈，战争规模不断扩大、创伤和仇隙都愈加深重，文化渗透和外交协调，逐渐降低甚至失去作用，经济发展成果更多用去充作战争成本，整个华夏大地，差不多都变成了战场。在这样形势下，想要创立全新的政治秩序，就须如孟子所言“定于一”，即以唯一的强大政权归拢所有其他政权，形成一家独大或者干脆就是大一统的政治格局；而实现这一格局的可采取措施，根本上离不开战争手段。简言之，想要“天下凝一”，不打，根本就不可能。可以“回旋”的只是“打到什么程度”和“打多久”。
第二方面，在“必须打”、“只能打”的客观大前提下，秦统一的军事动作所呈现的“方式”、“程度”等，跟秦国的“军国”式国家性格密切相关。秦国本身就是“以武立国”，其诸侯地位，是“打”出来的，而不是依靠姓氏、血统之类；从其立国之初（东周早期）的地理形态看，也毫无地缘优势可言；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在防范中原诸侯倾轧、滋扰、劫掠的同时，跟不讲道理只认拳头的西北“百戎”不停对抗、战斗。战国中早期的商鞅变法，则更是瞄准秦国的国家状况、族群性格而定制的“战时法令”，其成功实施，彻底把秦国推入了“军国”轨道。这点上，可以说，秦国跟所有其他诸侯国都不同。一个近乎纯粹的军国，发动、践行旨在征服的战争，必然失之嚣狂、暴戾，在“一拳打死”还是“两拳打死”这类命题上，近乎“本能”地采取第三选项——乱拳打死！
第三个方面，或许带些偶然性，就是平灭六国最后战争的总指挥秦始皇帝嬴政的个性。关于此，不想多说。因为说多了，就太多了。只捡一条最要紧的与众分享，就是，在笔者的认识和想象中，嬴政这个人，决非《大秦赋》电视剧所表现的那样。决非！
（三）帝国建立后迅速走向末路的“现实”因素
从本文第一小节所列的大秦帝国建立后主要做的“十件事”，再稍稍结合普遍共知的相关“史料”，不难看出其在“治政”或说“治国”上表现出的两个突出特征，急躁或说“操切”，和，粗暴或说“极端”。
统一思想重不重要？当然重要。但焚书坑儒的做法，能否解决问题，或可商榷，损伤文化、践踏“人心”，确是铁定的！
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修建驰道、连接长城这些重不重要？都重要，但透支民力，也是肯定的；再要是通过严刑峻法透支民力（鞭笞天下），对本来就“带病上岗”的帝国而言，无疑雪上加霜。
郡县制大一统政体先不先进？至少就当时而言，至少就我们国家的资源分布而言，是先进的；但以集权权威强行搞“一刀切”，不留余地，不设缓冲，是否真的可行，勉强落实后能否不变味儿地持久下去，都是大大问号！本来利好的新生事物，经强力灌输、高压落实，不仅难以被更多人群理解，还会滋生不理解基础上的抵触、抗拒。帝国短短的寿数中层出不穷的“嬴政死而复分”之类的谶语、传言、呼声，就是物极必反的情绪化反映。
还有一点十分重要，也是最“贴切”现实的，就是军事实力的自我削弱。先是派遣数十万精锐之师远征“百越”，大大降低“国内”军事防范能力；后又为着谋篡皇位（二世）并巩固“胜利”而毫无节制甚至可谓“丧心病狂”地戕害包括“却匈奴七百余里”的优秀将帅蒙恬在内的诸多在“平灭六国”中屡立奇功、锁定胜局的杰出将领，使军队丧失了大半“头脑”；让反对势力看到并切实抓住空当——曾经战无不胜、横扫天下的百万秦师，十年八载间，兵力减半、将帅凋零，终极对决中被击溃，也就显得“命里该着”了。
在兵力削弱的问题上，远征岭南的“百越”地方，可谓最主要因由。这里面，有两个历史性谜题：
一、为什么始皇帝要在帝国建立之初、政权尚不稳固的状态下，不惜“抽空”国内防卫力量而派遣大军远征？是武力征服的野心膨胀？还是用大规模战争转嫁内部危机？又或是二者兼有？还会不会加上给“后继者”留下“缓冲余地”的设想？
二、数十万（至少四十万）远征岭南的秦军，为什么在“国内”已经出现反抗、颠覆的武装事变甚至在其已重创国内守军的情况下，没有一兵一卒“归国勤王”？是消息闭塞，不知“国内”危机？还是山高路远，回防、增援，客观上已不现实？又或像很不少的后世评述所言，这支大军也饱受“暴秦”之苦，根本就放弃了岌岌可危的帝国，索性恃强盘踞、另起炉灶？
上述之所以叫“谜题”，就是因为到现在也没有完全确定的结论。依笔者浅见，这两道谜题及所指向的“秦末”军力不足的问题，在“秦亡”的大命题中，似乎没什么地位，甚至都很被“忽略”了；也许是因为似乎也根本“考证”不出确切答案吧。
还有个“现实”因素，笔者认为十分重要，重要到涉及“根本”，而却没得到足够的、富于逻辑的关注，就是——始皇帝嬴政的“个人因素”——不是“暴君”或“英主”这样的简单形容、定义，而是综合地说他这个人。
这个人，也许是我国古代历史中最值得深入研究的人物之一了。
别的不说，在由他而始的两千多年“帝制”时代总共几百位“皇帝”中，他既是第一个，也是权力最大、最不受节制、最为独裁的一位，更是有史以来最具权威的皇帝之一。
顺着这样的“定义”捯捯——
链条一：因为无比权威，所以极尽独裁；因为极尽独裁，所以难免偏颇、失误；因为偏颇、失误而又要维护权威、着意补救，就难免更急切、更绝对，就期待长生、永生。
链条二：因为期待长生、永生，所以乱服丹药；因为乱服丹药，所以健康大损；因为健康大损，所以早逝（生于正月，卒于满五十周岁前一年深秋，按现在户籍制度相关规定，应为“卒年49周岁”）；因为早逝，所以没能完成对继承人的“塑造”和最后确定，导致“该上的”不仅没上位还被逼死（扶苏），“不该上的”谋篡了大位，致大权旁落、政治失控、构架崩溃。
大体上是这样的两个“链条”。篇幅原因，不展开讲。不过，关于继承人，还想多说一句——如果他能够有机会指定政治成熟、方方面面认可度极高的长子扶苏继承皇位，历史肯定要改写；但本质来讲，即便那样，大秦帝国，也难逃“短命”的运数，只不过可能不是十五年“二世而亡”这么短，但也未见得就能撑过三代。关于此，笔者早前写过相关文章，并在其中讲到，若是崇尚“儒学”的扶苏继承皇位，大秦帝国的“寿数”究竟能延长到什么程度，很不好说；但大一统郡县制的政体，却很大可能被打折扣，甚至可能产生历史倒退。
当然，历史，都是已经发生的事，没有“如果”；就算如今很轻易就能插上穿越时光的翅膀，相关说法中，也很是强调“不能更改历史”。
穿越不可期，历史可为鉴。不说什么“野蛮战胜文明”，特定历史条件下，诸多必然的和偶然的因素共同作用下，大秦帝国的短命，并没什么可奇怪的。反正，不如讲大秦故事特特儿把其覆亡历程略去，来得奇怪。
【作者简介】刘宏宇，常用笔名毛颖、荆泓。实力派小说家、资深编剧、北京作协会员，“夏衍杯优秀电影剧本”获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