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经历及其弟子
“孔子”是二千多年来世人对他习常的尊称。
自称其名：“丘”，人称其字：“仲尼”。
有人私底下、甚至公然称他“孔老二”，表现了轻薄与不服气——甚至嫉妒、狂妄、不知地厚天高。
孔子，一位失败的周文维修者；一位成功的全民教育创始者；一位永受尊崇的人性发现者。
孔子是人，所以不可愚昧地、别有用心地神化。
孔子是三代礼乐的承传者，中华文化的集成与教导者，所以，应当平心研孔，不该无知地丑孔、狂妄地诋孔。
孔子是人类良知的发扬者、伟大的教育家，所以，应当尊孔。
先交代这位先师、圣人的家世。
要讲世系、遗传，理应兼顾父母两系——就如基督教《圣经》的耶稣家谱。不过，中国旧日传统，实际只有父系。有史以来，妇女的教育权、参政权都微不足道。说起来实在羞愧。直到现代才有改变。连《论语》中也有两句孔子稀有地被人指责的话：
“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阳货》）
“有妇人焉，九人而已。”（《泰伯》）
并非不可以辩解。这里的“小人”，是论位非论德；“女子”与之并列，也只因为“难以应付”；武王母后太姒不与其他九位功臣并列，因为参问政治是“妇女不宜”——这真是时代的错、社会的错——也因此，没有人可以获得满分，包括孔子。
无奈地，讲孔子家世，仍然只能从他父、祖说起。
孔子先世，就是他所熟悉而痛心的、一部典型的贵族兴亡史，男人主导的相争相斫史。
孔子先代是殷商贵族，“子”姓。纣王无道，庶兄微（国）子（爵）启（名）出走。武王灭商，初封纣王子武庚以承祀。武庚勾结管、蔡以反周公，既被诛平，周乃改封微子启于殷之故都以奉先王祭祀，这就是贵为公爵的宋。
宋开国四传到公，长子弗父（字）阿（名）让国于弟而降为卿。再传数世，至孔父（字）嘉（名），依礼制：五世别开新公族，改“子”姓而以“孔”为氏。据传因妻美，孔父嘉为太宰华父督所妒杀，殇公亦遇害，其子木金父逃鲁，孔氏从此再降为士，也从此便是鲁人了。
鲁是周朝开国元勋周公旦之子伯禽封地，典籍文物保存得最佳。到传统学术随贵族政治之崩坏而渐次下移，就替孔子思想学问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渊源与凭借。
孔子父亲，被称为叔梁（字）纥（名），曾做陬（又作“鄹”、“郰”，今曲阜东南）大夫。
叔梁纥年过六十连生九女，娶妾得子孟皮又生而残足，于是求婚颜氏，长次二女皆拒，独幼者征在允嫁，历史称为“野合”——前人或解为未合礼仪、或释以年龄差距太大，总之没有确定的说法。
孔子生于昌平乡陬邑，在今曲阜泗水两县之间。名丘，据说是因头顶中平而四周如阜，又或说父母祷于曲阜东南之尼山而得，故名“丘”，字“仲尼”。不久父亡，墓在何处母亲讳之，跟着更迁回曲阜城中阙里，加起来只是二十岁多点的孤贫母子，便从此相依为命了。这几年间的实录太少，后人随“尊孔”或“诋孔”以至“诬孔”的动机而各骋想象，随意解说，唯一只表现了讲者自己的见识与人格，对事情真相以至孔子的贡献与评价，毫无影响。对此而作太多研究，也并无意义。
没有人能离开父母以至祖先的影响。父母对孔子的遗传，是高大健壮的躯体和坚毅的意志；殷宋以来父系祖先的影响，是礼法的娴熟与持守。孔子自幼喜欢习礼，早年入太庙而每事问（《论语·八佾》），其后就以此为出发点，因研“礼”而知“义”（礼法背后的义理），循义理而探“仁”（义理根本在仁心）。人之所以为人，就在道德价值自觉（“仁”），因之而有行为合宜的途径（“义”），实现为具体的典章制度以至生活仪节（“礼”）。细则基于原则，原则出自内心，这便是《论语》全书所
透显的、以孔子为宗师的整个儒学的最基本架构——这便是儒学，这便是《论语》，这便是孔子！——“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有人不服气这个文学性的赞叹，只证明他自己不欣赏夸饰修辞艺术，更不明白中华文化！
孔子一生事迹，自古以来研习多、传扬广、争论少、查考易，这里分为四阶段列成表解，简要地交代，系以可能有关的篇章——例如《为政第二》篇第四章，就是2.4，如此类推。
（一）成长与教学
（五）孔子与鲁国地图
教，弟子就各自才性志向发展。其最卓
除子路在卫而殉职于孔子卒前外，子张居陈。澹台灭明居楚。子贡善辞令外交，货殖甚富，终老于齐。子夏居西河，教学年寿均久，化泽甚众，仕于明君魏文侯之贤人田子方、殷干木，以至战略名家吴起、墨翟之徒禽滑厘等，都出其门下。
到了生存竞争更残酷的战国时期，儒学自然被视为迂阔，不过有志于仁义根本者仍然诵习不绝，特别是齐鲁之间，继承曾子、子思一系的孟子，以善学孔子为任，声誉最隆，宣扬最切。
后来，生于赵而卒于楚的荀子反对他而另倡性恶、隆礼，特尊仲弓，法家的韩非、李斯，都出门下。不过他仍然宗奉孔子，年寿既长，教化亦广，其影响经秦而入汉，群经传授，渊源都可溯源于荀子。
暴秦焚书禁学，备受迫害的儒生，就在陈涉起事时，带着祭孔的礼器往归，表示：拥戴他为文化与人心的正统所归。孔子八世孙孔鲋就任他的博士，并且同死。刘邦破项羽，唯有曲阜因曾被羽封为鲁公，所以弦歌不辍而坚守，到确知羽死，才与众归降。
汉兴，干戈未息，用叔孙通制朝仪，参与的儒生渐渐抬头，不过跟着的文景之世，重黄老虚静无为，与世休息，所以儒者未见大用。跟着是汉武亲政，尊崇儒术，风气于是大改——这时《论语》也就渐有定本了。
（七）孔门人物称谓
《论语》所见孔门人物名字称呼，也就是当时和以后二千多年来中国社会文化的礼仪规矩，即是：
一、“子”或“夫子”是直接呼唤对方时的尊称。（清汪中《述学》卷六说“子”本是小国之君，相当于大国之卿，于是作为尊称云云。）在《论语》中，除了少数例外，一般就是称孔子。
二、自称或称卑晚辈用本名——所以孔子自称“丘”，称弟子为“回”（姓颜）、“由”（姓仲）、“赐”（姓端木）。
三、称平或长辈用别字——《论语》记述者提及孔子门人，例如上述三位，称“颜渊”、“子路”、“子贡”。名与字意义相发，深“渊”之水“回”旋，“由”是田出之“路”，“赐”与“贡”都关资财，诸如此类。后世如诸葛“亮”字“孔明”，秦观（少游）与陆游（务观）名字对易，现代如张学良字“汉卿”（张良开汉功臣）等等，佳例不胜枚举。
四、姓名直书，是纯然第三者或后人提及时的一般语气。《论语》并非一时一人所记，由于辈分、关系、情感等等因素，有时又碰到姓氏雷同或名字近似，须加分别，于是便有变例。譬如：颜渊、樊迟、公冶长、闵子骞……是“姓字直书”。又有“名字直书”，甚至连姓。譬如：宰我又称宰予，冉有又称冉求，陈子禽又称陈亢。《论语》首篇次章就出现的有若，《论语》全书仅曾子和他称为“子”。后来《孟子》和《史记·仲尼弟子传》更提到他“似圣人”，孔子既卒，门人一度以“事孔子”之礼事之，唯有曾子不从，他也因不胜任、不堪当而退下。——究竟是姓“有”名“若”抑或字“有”名“若”，甚至曾否受业于孔子，都可以考究。
四、《论语》的成书与流播
甲、《论语》的篇章组织
谁编《论语》？什么时候？确实已无从考定，更不必臆度；总之是孔子某些得意门生的一传再传弟子。他们怀念师教，经过多次收集、讨论，把公认可信可传的宝贵事迹与教训记录下来，化各人心中的个别回忆为天下后世的宝典，这已经是孔子卒后好多年的事了。
《论语》的话题，主要是“天”（天道与命运）、“人”（人性与人生）、“政”（政经与伦理）、“教”（教育与学习）四类。特别是“仁”（人类特有的道德价值观念核心）、“礼”（人际交往规范准则）理念的阐扬，“君子”（由“有位治民者”而“有德服众者”）、“小人”（由“平凡卑微者”而“道德低下者”）的分别等等，着意最多。形式上，有孔子话语的单独记录（包括自述和评说古今人物），孔子与门人或者时贤的问答，入门弟子对先师的怀念、评述，以及彼此间的讨论。
今本《论语》一万二千七百多字，分章近五百，辑为二十篇，各依首章首
（一）篇内章数，此依元明清七百年士人科举必读的朱熹《集注》，后来各家稍有出入（如※各篇），有些是重出的各章不计，有些是章中首或末句属上属下意见不同。第十篇《乡党》（※※）朱熹只作一章，他人或分若干章，所以章数并不一致。
（二）第十篇《乡党》不记言而只述起居琐事，似《论语》初编至此拟告总结，其后续有新辑，所以又有以下各篇，故文字风格与前九篇稍有不同，末五篇词语尤异。篇末又每有文义不类或无关孔门的杂散文字，似属后人利用竹简剩处空白补记，而再后又羼入正文者，在于上古，此属常有。（详见崔述《洙泗考信录》、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钱穆《论语要略》等书。）
（三）《公冶长第五》多评论弟子与其他人物；《先进第十一》多评论门人；《子张第十九》皆子贡、子张、子夏、子游、曾子等最著名孔门高弟的语录；《尧曰第二十》章数特少而首章特长，言尧舜禹汤圣王承传之事，显似最后附录。
除此之外，各篇内容大同小异，皆言为学为教为政为人之道，后世学者屡屡尝试综合大意而再次分类分篇，往往细碎而层次难明，更不可取代原典。
（四）现代编者或仿基督教《圣经》西人之法，篇章分别系以数码（例如《学而第一》首章是1.1，《尧曰第二十》末章是20.3），简便清晰，乐用者渐多。此法亦宜推广于其他典籍。
（五）清代大学者赵翼（瓯北）名 著《陔余丛考》卷四：“战国及汉初人书，所载孔子遗言轶事甚多，论语所记，本亦同此记载之类。齐鲁诸儒讨论而定，始谓之《论语》……于杂记圣人言行，真伪错杂中，取其纯粹以成此书，固见其有识，然安必无一二滥收者？固未可以其载在论语，而遂一一信以为实事也。”（详见本《导读》下节）钱穆《论语要略》援引此语以叮咛读者，值得记取。
（六）《论语》是现存有关孔子言行最可靠的记载，最值得旁参的是《左传》之中性质相同的史料，再次就是《史记》。除此之外，从战国到汉初，许多同道后学（如《礼记》中各篇，特别是《大学》、《中庸》）、异路以至敌对学派（例如庄子、墨子、韩非子）种种或引申发挥、或假托拟设、或造作嘲讽、或栽赃诬陷，主要是借以申抒各自的思想与情感，极少数是不可不信，有些是不宜轻信、不必尽信，甚至不值一哂。总之最好以《论语》作为稽考——当然，对《论语》本身，尊重的同时，也要冷静、理智——“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智）也。”（《为政》2.17）
乙、《论语》的流播
《论语》流传，自然从孔子的故乡开始。汉初，有《鲁论》二十篇；《齐论》与《问王》、《知道》，共二十二篇，各篇中章句，时亦稍多于《鲁论》。两种本子，都用当代流行的隶书（“今文”）。又有据说是出自孔子旧宅、因 鲁共（恭）王欲扩建而坏之于是发现的，用秦统一前东方六国文字（“古文”）的《古论》二十一篇。没有《问王》、《知道》而多一《子张》或《从政》，篇章次第亦异。汉成帝在位时（公元前三十二年至前七年），安昌侯张禹以帝师的尊贵势位，据《鲁论》而汇合《齐》、《古》二本，号《张侯论》，于是天下从之。后汉晚期灵帝熹平（一七二年至一七八年）所刻石经，即用此本，而他本渐废。汉末郑玄即就此为注，可惜已佚，今所能见只有敦煌残卷。另外，魏何晏有《论语集解》，梁皇侃有《疏》，后来也渐微而佚，今所见者清乾隆时自日本流回。又有赵宋邢《义疏》，即《十三经注疏》所采之本。
最普及而有政教权威的是南宋朱熹《集注》本。这位理学大儒，四十八岁时，萃尽精力，集前人心得，撰《论语集注》十卷，与《孟子集注》、《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合称《四书集注》。元仁宗时，诏复科举，出题考试即以此为准。明清沿之，七百年来成为士人必读、官民共遵，视作礼教规范。到学风甚至政风改变，自然也受到质疑、修正甚至批判了。
宋明理学重哲思而轻训诂，疏失之处，赖清人缜密的考据补之正之。晚清刘宝楠、恭冕父子先后勉力逾三十年，成《论语正义》，融汇汉宋，旁采子史，集清儒之大成，补《集注》之不足，至今仍推为典范之作，不过那时国家民族以至文化危机，又甚于孔子之时了！
晚清政昏世乱，列强交侵，为了救亡图存，学风又改。二十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儒学以至孔子都备受抨击，至六七十年代间乃达巅峰。出于种种动机而丑诋污蔑孔子与《论语》者不少，也就是世道人心的印记。相形之下，中国艰苦抗战期间，困守北平的程树德（一八七八至一九四四），以贫穷病瘫之身，处敌伪暴虐之区，口述而赖亲戚笔录，奋斗九年，成《论语集释》一百四十万言，引书六百八十余种，翔实精备，嘉惠士林，实可谓“时穷节乃现”，不只是《论语》以至中华文化的大功臣，更真正活现了孔门之教！
《论语集释》一九六五年初版于台 北，一九九〇年初版于北京，其后“孔子学院”遍设世界，虽然重在教习语文，未涉哲理，至少不再在文化上长城自毁。学风既随政风趋于温和而稍复正常，重刊或新著有关孔子《论语》之作，也纷纷出现。以大陆地区而论，得力于传统训诂而出之以简要者，如杨伯峻《译注》；博采西人近现代哲理而间出己见者如，李泽厚之《今读》、李作干（金纲）之《鼓吹》；以至许多其他有关书刊篇章，都对学术与人心有所裨益。此外更有女士之作，因现代传媒而及于西方。如果孔子有知，也会喜欢时代不同，对女性要刮目相看了！至于台湾、香港以至海外地区，几十年来，孔子与《论语》平稳地受到近乎冷漠的认识与
尊重，其间尊孔知儒的少数学人始终不懈地努力教研，以承先启后。当然，主要的希望与前途，还是看整体的华人自己了！
现代华人面对的是整个世界，特别是欧风美雨的冲击。西洋文化汇合自“希伯来一神信仰”与“希腊爱智罗马法律精神”，精分析、崇功利、尚商战、贵科研，与中国传统大异其趣。西人一向对《论语》以至整体东方学术，兴趣和了解都很贫弱肤浅。晚明耶稣会士来华，思想初有交流。十七八世纪，启蒙学者伏尔泰（Voltaire，一六九四至一七七八）等崇理性而疏宗教，于是推介儒学，不免热情有余而了解不足，兴趣并不持久。大哲康德（I.Kant，一七二四至一八〇四）、黑格尔（G.Hegel，一七七〇至一八三一）等更对儒学不知其长而只轻其短。晚清嘉庆、道光间，新教马礼逊（R.Morrison，一七八二至一八三四）东来，精力瘁于译经传道，未遑了解儒学真相。并且中国衰败病弱已显，跟着一败再败，挟工业革命所得的军事、经济优势，几乎就要沦中国为非洲之续，以供其宰割瓜分，连绝大多数传教士在内的西人，都充满种族偏见与文化优越感，更谈不上对中华文化有什么了解和尊重了！
其间只有马礼逊后继者理雅各（J.Legge）用助手而译《四书》、《五经》，膺牛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但终极目标仍在传教。至于非基督教国家，意识形态既异，其评估儒学《论语》、孔子等等，又自不同。二十世纪中叶以来，世界与中国政治局势一改再改，美国首当其冲而资源最足，培养人才、广搜典籍，研究《论语》以至整体汉学的成绩，较之欧陆，又渐有积薪之势了。
总之，中国人对世界文化，固然最好不可无知；对本土传统学术思想的得失优劣，更应先有自知之明，然后他山之石，可以为助。否则随人轻重，彼云亦云，甚至是非颠倒，那就可叹可悲，而不只是可哂可笑了。
五、《论语》的文本问题
孔子学不厌、教不倦，德望崇隆、化泽广远，当时评论与身后追思者无 数，言行记录自然在去世后一段长时期再辑三辑。那时既没有一个人可以有理想的统筹编整的条件，作为“语录”体之祖的这本《论语》，虽然比之其他古籍，已经绝大部分是可珍、可信，不过，所记内容的详略先后甚至真假问题，还是不能没有。
最明显的是“上论”（前十篇）思想较纯粹，文法较清简；“下论”（后十篇）内容较驳杂、文例较驳杂。最后五篇情况，尤其特别。分述如下：
（一）前九篇非孔子和门弟子之言不录。《乡党第十》纯记孔子行事，似作总结。后来再有收录，于是续编。后十篇各篇之末，往往有无关孔门之事，杂记古人之言，似《礼记》（特别是《檀弓》）而与前十篇不类。
（二）篇目方面：前九篇即首章首句而除去“子曰”、“子谓”等字；后十篇即以发端二三字为目，而且都是人名。
（三）篇幅方面：前十篇每章大都二三十字，时或更短；后十篇则一般较长，最长者《颛臾》章（16.1）二百七十四字，《侍坐》章（11.26）四百一十五字！
（四）语气方面：前十篇简朴直接，后十篇波澜曲折较多。孔子答问，也往往先极简略，再问方作详解。
（五）称谓方面：前十篇只言“某人问某一德行”，称“子曰”，面对孔子单称“子”，背面作第三人称“夫子”；后十篇则每有“某人问于孔子”的句法，称“孔子曰”，面对时称“夫子”。
（六）词语方面：前十篇孔子答君问称“孔子对曰”，答卿问称“子曰”，礼序分明；后十篇皆称“孔子对曰”，似是后来卿位益高的时代痕迹。前十篇只言“君卿大夫问”；后十篇连门人亦有“问于孔子”，参差不一。
（七）最后五篇问题更多，依次再分数项观察：
①《季氏第十六》文多俳偶。首先《颛臾》（16.1）章，孔子之言既繁且曲，情事亦多可疑。子路曾主堕三都，不应曲从季氏之擅权扩张，此其一。其为季氏宰，不与冉有同时，此其二。
《左传》并无颛臾为鲁臣、为东蒙主、见伐于季氏等等记载，此其三。末章《邦君之妻》（16.14）显是后人注释，不似正文。
②《阳货第十七》纯驳互见，《武城》（17.4）章于孔子前称“夫子”，似战国时言语。《公山弗扰》（17.5）章，季氏家臣叛鲁而竟召时为司寇的孔子。《佛肸》（17.7）章，晋范氏家臣叛而召周游列国、向主正名崇礼守分的孔子。都违情理，亦背史实。
③《微子第十八》、《楚狂》三章（18.5，18.6，18.7）有道家隐士讥嘲儒者意，虽孔子结语仍归用世，但亦更见后起之迹，不一定是孔子子路当时的实际记述。末四章（18.8—12）更杂记古 今轶事，或无涉孔门。
④《子张第十九》皆弟子之言，而称孔子为“仲尼”，与他篇异。
⑤《尧曰第二十》最特别，只有三章；首章特长，述前代圣王相授与为治要诀，或附会以孔子继之，其实似是断简无所属，而附于书末者。
推考其原因，大抵如下：
①孔子没有留下无可怀疑的自传或系统性论述，要考究他的思想情况，自然大费工夫。
②当初记者未必亲闻，又以撰写条件所限，力求简略，往往只记其言而不记其所以言，极少交代时空环境与后果前因。
③当时著述与传播条件，远不能和今日相比，《论语》不出一时一人之手，又没有条件极超卓者的统筹，各则记录，既非依时序，又无法清晰谨严地分类，时间一过，后人即使想作较有系统的整理，亦难免劳而寡功，甚至无从着手。
④清晰准确的标点符号，现代才有。原文模棱欠解之处，后人无法裁决，聚讼不休。
⑤社群感情、地域偏见、贤者不免。即如前六八五年相齐的管仲，齐人或尊之爱之，鲁人或贬之辱之，即孔子亦可能因个别时空环境不同，而有相异评价，形诸记述，在《论语》中就似乎前后并不一致。
⑥上古简重帛贵，刀刻漆书不便，篇末空白往往缀记若干附录文字，非必有意作伪，后来辗转传抄，就混入正文，久而难辨。上古典籍类此者甚多。
⑦战国至汉初，百家并起，先行而热心用世的孔子自然成为标靶人物，道家嘲之戏之，法墨诋之排之，甚至污蔑诬捏，割裂曲解其言以为己用，无所不为。
⑧汉初《齐》、《鲁》、《古》三论并行，倘皆流传，后人便可考较是非，明其得失，遇张禹巧之人而官高宦达，合为一本，时人靡然从之，于是他本皆亡，难以取证。
⑨秦汉一统以迄明清，长期君主专 制，加以儒学早成利禄之途，读书应试，粗心、不用心、欺心、瞒心者多，细心怀疑、独立思考者少，或谓“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于是以讹传讹，欺人自欺。及宋人尚理好思，清人考证细密，前述《论语》可疑之处，袁枚、赵翼等已有发现，崔述《洙泗考信录》尤多创获，近人梁启超、钱穆等承其绪，今人读书，于是大得启发。
《论语》近五百章，编成于二千多年前，比之相近年代、分量相近之其他中外典籍，词句歧义已算不多了。
六、《论语》所见孔子儒学及其得失
这个课题，古今谈论的早已汗牛充 栋，只就几大套清代的《经解》再撮录出来，也可以另成一套大丛书。“五四运动”以前二千年，崇扬歌颂的占了绝大多数，这也不在话下了。
不过，即使像本篇这样，作为简介性质的一本书的导读，如果罗列许多道德项目，许多与各大宗教大同小异的伦理条款，而彼此之间本末层次不明、逻辑关系不清，也难免零碎散漫，徒乱人意。其实，《论语·述而篇》（7.6）有几句话极重要：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简要地解释：
目的：志于道——探求天地不变之 道，人之所以为人之道。以人道表彰天道。以天道监督、训示、培养人道。
依据：据于德——这是就整体来说：以人得于天赋的生命本性为依据。人是理性的、群居的、社会的动物，这就是人所以别于其他生物的德。
依据：依于仁——这是就核心来说：人的生命有个价值中心观念，就是伦理道德自觉。
方法：游于艺，“涵泳”于各种智能技艺汇成的文化海洋，有左右逢“源”、如鱼得“水”的乐趣，所以贵在一个“游”字。
换句话说，《论语》与孔子之学的——
总旨：是尊天爱人；
基础：是本心原性；
始端：是孝亲敬长；
方法：是勤学尚思；
功能：是兴仁复礼；
典范：是君子、圣、王。
以此为纲领，归纳全书的有关言论，大抵可窥全貌了。
春秋之世，贵族政治动摇而尚未崩溃，人心纷乱，社会不安。孔子主张重振周初文化礼制精神，以维持纲纪，恢复秩序。其实，贵族与非贵族，即传统所谓“君子”、“小人”，本质就是少数的、特权的，与绝大多数的、非特权的；而权势地位之产生，又源于血缘和武力。随着社会与民族发展，其间的矛盾怨毒，自然渐多。不过，人的品性、才能，天生就不等不同；而人情的亲疏厚薄，又是无可奈何的现实。孔子于是顺应时势，把《诗》《书》以来“君子”、“小人”的意义，由“势位”渐变而为“才德”，此所以《论语》之中“君子”、“小人”之别，也时以德分、时以位别，要看上下文理和语意情境而别，显现了时代转型之迹。此所以后来孟子尊崇称誉之为“圣之时者也”。
当然，“亲亲”与“尊贤”这两大用人原则，后来《礼记·中庸》所谓“九经”的头两项，到最后必然矛盾而难以两全，直到现代民主宪政取代终身君主专制 独裁，然后松解。早在二千多年前的孔子，也就无可奈何了！
比起前代文献，《论语》中特多“仁”“礼”两字。“仁”既有时与“人”同音通假，又有“核心”之义，就孔子看来，人之所以为人的核心价值，就在“见贤思齐”而作“君子”，“见不贤而内自省”（《里仁》）于是耻作“小人”的那个道德价值自觉心，此所谓“仁”。人类社会的教育与政治，就在“把人当人”、“勉人为仁”、“以仁树人”、“使人心安”的文化内容。在此之前，“礼”原本是“不下庶人”、平民只能仰望而无可参预的贵族生活方式。孔子从小即以知礼著名，“入太庙每事问”（3.15）——问的不只是“然”，而且是“所以然”；不只是“何如”，而且是“何以”。探索研问礼的仪文秩序何以如此？自然就找出背后的义理，再问义理何据何来？自然就发现所根所源的道德价值自觉，即所谓“仁心”。简言之：因仁而有义，因义而有礼。所以，“君子义以为质”（15.18），“克己复礼为仁”（12.1），所以，仁为万德之本！
春秋以前，甲骨、金文之中，都罕有“仁”字，到《论语》所见：论仁者五十八章，“仁”字出现凡一百次。孔子勉励门徒，要做“君子之儒”，勿为“小人儒”（6.13）。儒也就由赞襄礼仪的一种谋生职业，提升而为读书教学、致君泽民的终身事业了。
从《论语》所见，孔子的理论贡献，可以分成三个层次——人文精神的 发扬、尚德传统的建立、心性主宰的显现。换一种说法来说也可以，就是：根据良心、建立道德；凭着道德、表现人文。这便是儒学的精蕴。
首先，是“人文精神的发扬”。
上古人类，都震怖于自然变化，想象于万物精灵，俯伏于神鬼赏罚。希伯来信仰，纯化之为独一真神，犹太、基督、伊斯兰三大宗教于以建立。中国古代，殷人尚鬼而好祭祀，到西周代兴，鉴前朝之弊，重修德、兴礼乐，人文精神跃起。在《诗》《书》文献中已见端倪。到孔子仍然敬鬼神、信天命，但更强调人的知命守义，博文约礼，以尽其在我。山林隐逸之士讥讽或者惋惜孔子“知其不可而之”（14.38），其实真正 显示他所说的“鸟兽不可与同群”（18.6），因此要珍重人之所以为人的生命尊严和努力。
其次，是“尚德传统的建立”。
人文精神，可以表现于高举智慧，可以着重在律法典章，中国自古传统则是崇尚伦理道德。孔子之所以承周文而垂教后世，就在这里。儒学把一切勇力、财富、知识、艺术成就，都统辖在道德之下，以规范人心，维系社会，其作用几乎等同宗教。至于因此而对道德以外的文化表现——诸如科学精神，艺术精神等等的发展，有若干制约，这也是历史的现实了。
最终而最高，是“心性主宰的显 现”。
独神宗教信仰上帝为万有之本。唯物主义者以物质为第一性，认为真理只在科学。《论语》所见孔子之教，尊天敬神，而又虚之远之，一切为学、成德、立教、化民的努力，都归本于人类自觉良知——即所谓“仁心”。由此而开展义理，构组礼制，达至最高的仁的境界。因此，“仁”是成终，也是创始，一切发动于本身的意念。所以，《论语》有几句话最为关键：
“苟志于仁矣，无恶也。”（《里仁》4.4）
“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矣。”（《述而》7.30）
“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12.1）
“内省不咎，夫何忧何惧？”（《颜渊》12.4）
人本，而不是神本；主要靠自力，而并非他力，这就大异于独神信仰，而与原始佛教相似。不过佛教讲一切山河大地、万事万法，都不外人心幻化，因缘生灭，并非真实，所以必须戳破迷执。这个理论推展至极，必然以“无善无恶”为心之本体。这又与儒学的“道不远人”（《中庸》）大异其趣了。至于不论儒家的“开物成务”也好，佛教的“舍离解脱”也好，作为价值与力量根源的“心”，是否“自有永有”？能不能“自本自根”？这就是最高层次的、耐人思考的哲理核心 问题所在了。
连智慧高、学问广、成就大、敬爱孔子又真诚热切的子贡，也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5.13）。孔子的主要兴趣，还是“学不厌、教不倦”（7.2）地探究、维持与改良伦理现实。他一生努力最久、贡献最大，也就在于教育。“学”也就是《论语》首章首句的第一个字。幼学之先，就在孝悌，既长而学，优则仕（19.13），以致君泽民，为元首者，更以“内圣外王”为最高境界，这便是二千多年来以孔子为圣人，以《论语》为宝典者的共识了。
逃避不了的问题是：孔子为什么终无所遇？
汉武帝开始以君王之尊而独崇儒术，两汉皇帝以“孝”为谥，此后直至民初，执政者大都尊孔——他们的真正用心何在？
二千多年来，士人都读《论语》，百姓也都祀孔子、尊儒学，不过，孔子与《论语》的崇高理想到底实现了多少？主要困难在哪里？
从秦汉一统直到明清，君王专制的病害为什么愈演愈烈？权力的腐败，人性的贪婪、自私，儒家为什么无有效的对策？乱臣贼子，治之以圣君贤父；但是，君父而终身绝对权力，又竟然（在大一统之国、至高无上的皇帝尤其“易然”甚至“必然”）“父不父”“君不君”，又有何对策？靠阴阳五行所假借的 吓之以宗教迷信吗？像黄老之术所教导的，诱之以自然虚静、垂拱无为吗？这些，两汉行之四百年，如果有效，就不会有“外戚”、“宦官”、“党锢”等等大祸了。天下兴亡，生民休戚系于一身一念，而又庸弱或者昏暴之君，根本“贤臣”、“小人”不辨，甚至更以近贤为苦、亲佞为乐，那么，即使公忠睿智如诸葛孔明，除了力疾从公，还撰《出师表》，垂涕泣而道君臣语亦父子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外，又能做什么？还侥幸他碰到的是不能不倚赖他、信靠他的阿斗，而并非秦二世、隋炀帝，或者自毁长城、到死不悟的崇祯！
南北朝隋唐，外来的佛学变成最大的宗教信仰，以“一念悟迷”来消融苦 乐，以“轮回报应”来解释人生，问题是虚诞难凭，无补现实！儒者要抗“佛老二氏”而有宋明理学，结果也滑入“谈心论性”、抽象玄秘的哲学探究。清儒要矫其弊，提倡“朴”实之学，又怯于政治高压，不敢接触社会“实”务，更囿于传统，不知穷究自然“实”物之理，于是只能自困于语言文字和古史的考据之中来求实证，同样是象牙之塔中的埋首沙堆！
晚清以来，列强交侵，国家民族、社会文化，都面临“数千年未有”的危难！为了救亡图存，不得不痛苦检讨，才发觉自己既不“民主”，也缺“科学”！
于是人们质疑：
孔子说仁者“爱人”，后来孟子更说“民贵”君轻，理论上被爱被贵的人民，为什么二千多年来都不被擢升、被培养、被承认可以（而且应该）作“主”？即使现代“民主”、“共和”早成共识，为什么实际发展，还是迟迟牛步？
历史上，儒学对人类良知的发扬、个人私德的培训，功高效广，炳耀千秋；可是，对掌权者的“君德”，对社会整体的“公德”，督导、维持的成绩又如何？
现代政治剧变，儒学饱受轻视、打击，再加上经济上和某些外来思想上的因素，人民道德大滑坡，中国早已愧称“礼义之邦”。对此，是否复兴儒学即可有效改善？实现孔子之道的过往困难既然仍在，当今情况如此，又如何“复兴”？
传统文化偏重“尚德”，于是“尚智”之效不彰，有实用“科技”成就而基础的、抽象的“科学”精神仍然亏缺。一百五十多年来，西潮激荡，于是事事落后的情况明显，对此，仍然只知“无事袖手谈心性”者，是否就可以更新儒学？如何“开出”科学、“转出”民主？
人类既有两性，谈“心”说“人”，自应男女兼及。不过，以上云云，传统云云，都绝大部分似乎单为有史以来就掌权作主的男性而言，妇女的教育权、参政权，直到现代才提升到平等。不必“诉诸他恶”地辩说：“人家西方也是近世的事”，如果不是人家的打击与传教，我们还不会“见贤思齐”而奋起直追，我们还继续以“阴阳”“尊卑”的理论来欺人自欺，来掩饰不公不义！
……
以上种种思想的、文化的基本问题，我们当然不应对“是人，不是神”的孔子求全责备，当然不能让二千多年来早已“曲突徙薪”、“补苴罅漏”以艰苦经营、撑持那“人文化成”大局而弄得焦头烂额的儒家良士独任其咎，当然对同样责无旁贷的、以逍遥观赏为高、以舍离解脱为能的其他重要思想放过不讲。——讲公道话：如果没有孔子的栖栖遑遑、教诲开示，如果没有《论语》的记录言行、流传百世，没有历代读圣贤书者的薪尽火传、成仁取义，一切更
不堪设想！
不过，要反省、要深思的是：单就儒家来说，是否对人性过于乐观，所以方法欠周密、观察不通透？
早在汉初，杂家而近于老庄的《淮南子》批评儒者：
“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是犹决江河之源而障之以手也！”（《精神训》）实在是生动、深刻而精到！
当然，道家也只是冷静而高逸地惋惜、讥嘲，自己并不提出，也拿不出什么办法。二千多年来的历史早已说明这点。现代我们怀念而尊敬孔子、珍惜而研读《论语》的人，要怎样思想？尝试一些什么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