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观原创 | 左派已死？左派永存！

2019年8月31日，著名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与世长辞。这位学术巨擘不仅创造了雄心勃勃的世界体系理论，而且他与他的追随者们一道开创了一个成建制的学派。在美国社会学的诸多组成部分中，世界体系的政治经济学分会（The Section on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World-System）即是围绕沃勒斯坦所开创路径的学术共同体。本期，我们向大家介绍了这一共同体近十年来的年度最佳论文，以展现世界体系研究的最新动态。

正如比较-历史社会学分会（The Section on Comparative-Historical Sociology）曾被称为“左派韦伯主义者的阵地”，世界体系的拥趸同样有着明显的左派印记。世界体系理论的思想源泉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它强调阶级、国家、帝国主义以及对生产资料及劳动力的控制，正如沃勒斯坦所言，世界体系理论“就算没有继承马克思的文字，也继承了他的精神”。与此同时，它吸收了那时代颇为流行的依附理论，并进而构建出了一个基于历史演进的中心-半边缘-边缘的分层结构。

沃勒斯坦的理论如此广受欢迎，还在于一群年轻的学者开始对20世纪中叶盛行的结构功能主义丧失了信心，他们渴望获得更加具体的历史知识，并形成一个新的、更具活力的学术流派。世界体系理论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它以恢弘的气势描绘了历史演进的复杂变动。当然，这种努力并非沃勒斯坦的首创。艾森斯塔德（S. N. Eisenstadt）曾试图联合结构功能主义与比较史学，但前一种学术传统早已四面楚歌；本迪克斯（Reinhard Bendix）对世界图景的描绘则过于复杂，这种通过理想类型以探讨具体国家的研究风格并没有吸引年轻的学者；摩尔（Barrington Moore）虽然成为那场历史社会学“边缘革命”的精神导师，但他本人却从未立志形成一个学术流派。

《现代世界体系》的第一卷出版于1974年，在当时的震撼不可不谓之巨大。之后围绕世界体系而形成的研究中心与学术团体，也的确对整个学术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沃勒斯坦及其追随者旁征博引的研究成果，燃起了人们理解当代社会现象历史根源的兴趣。但时至今日，这种“大理论”难以迎合主流社会学的“文化转向”与“微观转向”，同时也无法引起那些关注“民主转型”、“威权韧性”的政治学者们的兴趣。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美国激进主义浪潮的退却，新自由主义浪潮席卷学术与政策诸多领域，左派学者的激情也日渐偏蚀。国内虽然对世界体系理论有所关注，但是真是以此作为分析方法的学者实属凤毛麟角。在一个红色国度，西方左派学者的研究遭遇如此尴尬的境遇，这一点着实令人匪夷所思。除了四卷本《现代世界体系》以及沃勒斯坦的其它零星著作外，国内也仅对阿瑞基（Giovanni Arrighi）、西尔弗（Beverly Silver）等寥寥数人的著作有所引介（诸如《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以及《劳工的运动》）。其中，阿瑞基已经于十年前离世，而在圈内颇具名望的西尔弗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他们所坚守的研究范式日益边缘。

这已经不是那个依附论者可以在《美国社会学刊》《美国社会学评论》指点江山的年代了，随着沃勒斯坦的谢世，关注世界体系的左派学者们确乎需要思考自己下一步的出路。

其实，每当迎来深刻的变革，就会出现一群极具批判精神的左派学者，他们立足最为本质性的社会结构，用激情的笔触去记录和理解那个时代。从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深刻剖析，到列宁霍布森直面关帝国主义问题，再至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世界体系理论以及各式各样的依附论。他们可能会在主流研究中退场，但左派的幽灵却一直在这个不平等日渐严峻的世界游荡，他们的经典论说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立志思考基础理论与重大问题的学者孜孜以求。正如一篇纪念文章的结尾写所写那样：“我们对于沃勒斯坦的继承，是在后现代碎片文化和后新自由主义时代重拾整体结构分析的精神，同时创造更多能够打开关键历史时刻的理论工具，还要加入对资本主义文化面相的批评性分析，而不是重新膜拜任何版本的‘世界体系决定论’。再从制度基础的层面来看，与人民结合，与政党结合，既是历史的起点和经验，也是左翼知识分子未来的出路。”

左派已死？左派永存！

美国社会学会世界体系的政治经济学分会

近十年获奖论文摘要

2019

题目：Port of Call: How Ships Shape Foreign-Local Encounters

作者：Victoria Reyes

摘要：从全球化到移民潮，从对殖民主义的关注到对外国控制的分析，外部力量与本体传统的“遭遇”是许多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那么，组织是如何塑造这些互动的？组织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市场困扰着相关研究者。当下大多数研究认为，组织具有恒久性的特征。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理解那些并不打算长期存在的非正式组织呢？这类组织又是如何塑造外部与内部之间的互动？基于定性访谈、档案以及人类学的方法，笔者认为戈夫曼的涉及整体性制度的相关论述具有极大的启示性，从而有利于理解非正式组织所具有的自我维持的特性。本文考察了停泊在菲律宾苏比克湾自由港区的一艘美国军舰和一艘福音传教船，进而分析船只的整体性制度形式与逻辑是如何在外部力量与本体传统的“遭遇”中发挥作用。具体而言，这主要体现为三方面：（1）对本土社区进行地理划分；（2）延续传统；（3）影响当地市场。通过将研究焦点从过去的永久性正式组织，转移到临时组织及其所产生的预期及非预期后果，笔者揭示了临时组织如何对社会生活产生深远影响。通过对世界范围的考察，笔者同样得出了超越这两个案例的普遍性结论。

2018

题目：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 in the Longue Durée: Changing Modes of the Global Distribution of Wealth, 1500-2008

作者：Sahan Savas Karatasli

摘要：本文立足长时段分析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财富分配。既不同于现代化理论的线性逻辑，亦不同于依附论主张的相对稳定的中心-边缘结构或中心-半边缘-边缘结构，本文发现，世界财富的分配结构是随着世界霸权的转移而不断发生变化的。通过长时段的视角和新的统计工具，我们发展了阿瑞基等人研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财富分配的相关操作方法。通过对1500—2008年这一时段的考察，本文发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财富分配，从荷兰霸权时期的单峰分配，转变为了英国霸权时期的双峰分配，继而转变为了三峰分配。

2017

题目：De-naturalizing Ecological Disaster: Colonialism, Racism and the Global Dust Bowl of the 1930s

作者：Hannah Holleman

摘要：本文重新解读了美国南部平原的沙尘暴现象，将其视作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现实经历所引发的全球社会生态危机在某一地区的戏剧性表现。通过这种做法，笔者试图加深一种历史理解，这种理解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以来全球水土流失问题中展现的自然与人类之间的区隔，以及资本主义生态裂痕。这一分析框架挑战了既有理论，并强调在更深层次认识环境（非）正义概念的必要性。

2016

题目：Global Models of Networked Organization, the Positional Power of Nation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作者：Matthew C. Mahutga

摘要：有关全球商品链（GCCs）/全球价值链（GVCs）和全球生产网络（GPNs）的相关跨学科研究认为，全球的网络化经济组织内的企业间权力差异对会对民族国家的发展轨迹产生影响。本文从三个方面对这些研究进行了回顾。首先，笔者基于两篇既有文献中所涉及的企业间权力交换理论的概念化，将两种研究路径加以结合。这一概念化的努力聚焦于企业间权力不对称的决定性因素，这有助于解释为何实际的生产网络在买方和生产者的相对权力方面有所不同。其次，我建立了一个实证研究的框架，以推进全球网络化经济组织的形式与国家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相关研究。通过利用特定行业的国际交换（贸易）网络，笔者建立起了一套能够度量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段的公司议价能力的指标。通过对运输设备和服装行业的贸易网络进行历史分析，并通过分析这两个行业的工资水平在不同国家的差异，笔者验证了这些指标的有效性。最后，笔者将本研究引入到经济发展的宏观比较之中。

2015

题目：The Core of the Apple: Dark Value and Degrees of Monopoly in Global Commodity Chains

作者：Donald A. Clelland

摘要：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宛若一座冰山，人们往往关注的只是冰山一角，却忽视了隐藏在水下的巨大的支撑性结构。但与冰山不同，世界经济又是一个动态体系，并以价值的自下而上的流动作为基础。这种流动主要包括两种形式：以货币流动为主要形式的“明价值”（bright value），以及隐藏的、未计算成本的流动的“暗价值”（dark value，如未记录的廉价劳动力价值、劳动力再生产和生态外部性）。商品链在其中发挥着重要机制，在链条的每个节点，参与者都试图通过工资、租金和利润以最大化他们的“明价值”，并通过实施不同程度和类型的垄断以实现这一目的。然而，这一过程有赖于“暗价值”向“明价值”的转换。通过对苹果公司商品链的考察，我展现出了苹果公司所获得的“明价值”是如何取决于供应商所榨取的“暗价值”。“暗价值”包括由于外包而导致的劳动工资的未付和少付以及生产过程中因环境负外部性所带来的额外成本。令人惊讶的是，每台iPad所嵌入的大部分“暗价值”成为了核心国家企业所获得的剩余价值的来源。

2014

题目：Subnational Opposition to Globalization

作者：Paul Almeida

摘要：利用抗议事件的新闻报道的数据库，本文揭示了两个边缘国家在地区层面对抗新自由主义改革所展现的差异。基于对市场改革相关的抗议活动的宏观比较研究，本文阐明了那些在贫穷的地区更有可能激发民众抗争的社会结构。回归统计模型表明，基础设施的水平（公路、大学、政府驻地、非政府组织和反对党总部的所在地）与针对反对医疗与公共事业私有化的集体行动之间有强烈正相关。这些基础设施在全球化突飞猛进之前业已出现，它们诞生于国家主导的年代并由国家力量塑造。

题目：The Legacies of Partial Possession：From Agrarian Struggle to Neoliberal Restructuring in Mexico and Colombia

作者：Jennifer Bair; Phillip A Hough

摘要：拉美社会如何回应新自由主义的土地改革？本文通过比较农村结构调整的两个地区——墨西哥的拉拉古纳（La Laguna）和哥伦比亚的维约卡尔达斯（Viejo Caldas）——来对此问题予以回应。在引入市场导向的改革之前，两地的农业生产者都非常依赖国家的支持。但他们都没有动员起来，抵制与流行的国家管理的商业性农业相矛盾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这该如何解释？我们认为，对自由主义的默许是土地动荡的遗产：作为对大规模动员的回应，两地在1930年代的历史性土地改革中分别建立了以棉花和咖啡为基础的区域政治经济体。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经济体演变为“部分所有制”（partial possession）统治，农村生活的社会再生产依赖特定的国家机构：墨西哥的合作农场银行（Ejido Bank）和哥伦比亚的咖啡种植者联合会（Fedecafé）。我们认为，两地缺乏对新自由主义改革有组织的反对是因为部分所有制导致的保守化政治变革。在此过程中，我们强调地区历史在塑造拉美农村大众对新自由主义转型的回应的重要性。

2013

题目：Neoliberalism, Grievances and Democratization: An Exploration of the Role of Material Hardships in Shaping Mexico’s Democratic Transition

作者：Jon Shefner; Julie Stewart

摘要：本文探讨墨西哥新自由主义与民主化之间的关系。几十年来，墨西哥政府通过社团主义和庇护主义的复杂安排，维持了革命制度党的一党统治。新自由主义的实行，包括1982年比索危机和结构调整政策的实施，重置了国家政策，结果是墨西哥政府从许多墨西哥人的民粹主义提供者转变为民众窘迫生活的罪魁祸首。政府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保护民众免受全国性的工资下降和失业率上升，同时取消了一系列维持日常生活所需的补贴。由此产生的困难的规模、范围和程度，形成了一个首次能齐心协力要求政治变革的跨阶级联盟。不同的诉求对应着不同的社会阶层和困境，但最终对民主的需求成为统一的策略。在墨西哥一党统治结束十年之后，我们可以研究困境是如何团结人民来要求变革的，即使这种变革更多是程序性的，而非实质性的。

2012

题目：Globalization and Global Inequality: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the Rise of China and India, 1980–2005

作者：Ho-fung Hung; Jaime Kucinskas

摘要：本文使用新的国家收入的购买力平价测量和评估全球不平等的新策略，以考察全球收入不平等——国家内平均不平等（average within-country inequality）增加和国家间不平等（between-country inequality）减少的结合——在1980年至2005年期间是如何变化的。鉴于中国和印度对全球不平等变化趋势的巨大影响，作者的策略是根据这两个国家的国内不平等的变化来估计世界平均国内不平等的变化。作者发现，全球不平等在这一时期持续下降。他们还预测，除非中国和印度的出色经济表现广泛扩散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否则全球不平等在未来25年内可能会再次加剧。

2011

题目：Nonwaged Peasants in the Modern World-System: African Households as Dialectical Units of Capitalist Exploitation and Indigenous Resistance, 1890-1930

作者：Wilma A. Dunaway

摘要：殖民主义并没有将非洲农民变成有偿劳工，大多数农民成为强迫劳工（forced laborers）。这些劳工从事的劳动通常是无偿的，一旦完成殖民者交给他们的工作，他们就会回归农业家庭劳动。殖民地的非洲家庭以混合方式谋生，无报酬的劳动形式（包括自由的和非自由的）占主导地位，很少依赖工资。对大多数被殖民的非洲人而言，公共土地上的非正式部门活动、租赁、分成耕种和自给生产并不是通向无产阶级化的必然道路上暂时的无薪形式。工资收入并不是这些家庭融入现代世界体系的主要机制。相反，这些家庭主要向资本主义商品链提供免费劳动力，而这些商品链反过来又从它们那里提取盈余，并将生产成本转移给它们。

2010

题目：Homeward Bound? Interest, Identity, and Investor Behavior in a Third World Export Platform

作者：Andrew Schrank

摘要：第三世界出口平台上的本土投资者是否比所谓的“不受限制的”外国竞争者更稳定？主流经济学家认为，投资者行为独立于投资者身份，因此呼吁对国内企业和外国企业一视同仁。而批评者认为，本土投资者比外国同行更有奉献精神，因此呼吁旨在培养和保护本土企业家的产业政策。谁是正确的？基于定性与定量的数据组合，作者记录和解释了多米尼加共和国最大的出口加工区本土投资者的相对稳定性和活力，从而将经济社会学从发展理论的边缘找回来，同时将发展理论带回社会学的中心地带。

2009

题目：Theorizing Business Power in the Semiperiphery: Mexico 1970-2000

作者：Leslie C. Gates

摘要：这项研究解释了为什么在20世纪的最后30年里，新自由主义商业（neoliberal business）对墨西哥政府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它确定了伴随新自由主义改革而出现的新自由主义商业力量增强的三个来源：（1）新自由主义商业的积极动员；（2）新自由主义商业增加的进入国家的机会；（3）新自由主义商业增强的经济力量。因此，它提供了额外的证据，反驳了墨西哥政府的新自由主义者独立于商业而自主行动的观点。它进一步概括了导致新自由主义商业实力增强的两个重要条件：1970年代经济危机的爆发，以及墨西哥外资偏好的转变。该分析展示了墨西哥商业权力与发达工业社会不同的来源和条件，并概述了为什么墨西哥的案例可能是一个在半边缘地区创造商业权力的历史偶然性理论的很好起点。

参考文献

Victoria Reyes, “Port of Call: How Ships Shape Foreign-Local Encounters,” Social Forces 96(3):1097-1118. 2018.

Sahan Savas Karatasli,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 in the Longue Durée: Changing Modes of the Global Distribution of Wealth, 1500-2008,” Sociology of Development 3(2):163-186. 2017.

Hannah Holleman, “De-naturalizing Ecological Disaster: Colonialism, Racism and the Global Dust Bowl of the 1930s,”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44(1):234-260. 2016.

Matthew C. Mahutga, “Global Models of Networked Organization, the Positional Power of Nation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1(1):157-194. 2014.

Donald A. Clelland, “The Core of the Apple: Dark Value and Degrees of Monopoly in Global Commodity Chains,” Journal of World-System Research 20(1):82-111. 2014.

Paul Almeid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Merced, “Subnational Opposition to Globalization,” Social Forces 90(4):1051-1072. 2012.

Jennifer Bair and Phillip A Hough, “The Legacies of Partial Possession：From Agrarian Struggle to Neoliberal Restructuring in Mexico and Colomb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 53(5-6): 345-366.2012.

Jon Shefner and Julie Stewart, “Neoliberalism, Grievances and Democratization: An Exploration of the Role of Material Hardships in Shaping Mexico’s Democratic Transition,” Journal of World-Systems Research 17(2):  353-378.2011.

Ho-fung Hung and Jaime Kucinskas, “Globalization and Global Inequality: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the Rise of China and India, 1980–2005,”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6(5): 1478-1513.2011.

Wilma A. Dunaway, “Nonwaged Peasants in the Modern World-System: African Households as Dialectical Units of Capitalist Exploitation and Indigenous Resistance, 1890-1930,”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Economics, 4(1): 19-57.2010.

Andrew Schrank, “Homeward Bound? Interest, Identity, and Investor Behavior in a Third World Export Platform,”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4(1): 1-34.2008.

Leslie C. Gates, “Theorizing Business Power in the Semiperiphery: Mexico 1970-2000,” Theory and Society 38(1): 57-95. 2009.

编译/审读：释启鹏、何家丞

编辑：康张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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