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心思千千结——大理国的抱负和无奈
唐时，南诏王皮逻阁在大理西洱河畔两次大败唐军，大唐帝国发动的天宝战争彻底失败。有着雄才大略和远大抱负的阁逻凤，以胜利之师为唐阵亡将士筑冢，“祭而葬之”；立《德化碑》，表明叛唐的迫不得已和希望与唐修好的心曲。俘虏大唐西沪县令郑回，让自己的儿子、孙子拜他为师。阁逻凤死，孙子异牟寻继位，郑回任清平官（宰相）。在郑回斡旋下，南诏重归于唐，称雄南天近两百年。
皮逻阁、异牟寻何等的英雄，他们没有想到，子孙后代没有遵循和唐的路线，以至兵戈再起，且后人一代不如一代，南诏越来越弱。他们更没想到，902年，郑回后裔郑买嗣起兵，杀死南诏王舜化贞及王族八百余人，灭南诏，建大长和国。
郑回后裔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彩云之南一时乱政纷起，朝代更迭不断。929年，赵善政灭大长和国，建立大天兴国；930年，东川节度使杨干贞灭大天兴国，建大义宁国。直到937年，白族人段思平灭大义宁国，建立大理国，定都阳苴咩城（今大理古城），城头才换大王旗的乱象得以落下帷幕。
如果说，奴隶制帝国的南诏在洱海地区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前期一代代的南诏王那种气吞山河的胸襟，留给后人的只有崇拜和仰望。那么，在奴隶制向新兴地主阶级过渡的转折时期，更应该是英雄辈出，舍我其谁的年华。只是，郑买嗣之流只是为了登临权利之峰，图的是荣华富贵，奔的是及时行乐，大长和、大天兴、大义宁，这一个个的国号，透露的是一种浓浓的因循守旧气息，祈求的是上天的赐予，维护的是那已经陈旧腐败的体制，结果可想而知，王朝短命也是天理。
难能可贵的是，白族人段思平的登场，终结了旧世界的幻想，扬起了大理众多新兴阶层的希望。段思平看到了南诏后期的朝政腐败和内忧外患，看到了从902年到937年南诏灭亡后的30多年间，洱海地区那三个短命王朝的仓促更替、民不聊生和分崩离析，更看到了大唐帝国和大宋王朝的强大和发达。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夺取政权的段思平也想改变奴隶制政权，建立大唐大宋那样的制度。他引进儒家理念，实行新政，改革旧治，推行礼治，取国号为大理，意思是要大大调理各方面的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需要。理治同义，大理即大治，大治大理，富国兴邦，固万世基业。
大理开国皇帝段思平无疑是不同凡响的，他的思想和行为代表着那个时代的思潮和发展。推行大治大理，富国兴邦的治国理念，中兴大理只是时间问题。然而，历史却跟大理国开了个玩笑，等不到段思平大治大理的铺开，王国的旧势力开始了维护权利和利益的内斗和清剿，并随着段思平的离世和子孙的走弱，开国时的雄心抱负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大理国的建立，是段思平联合六方势力起兵的结果，某种意义上，大理国皇帝是六方势力的共主和联盟的执行者，不能过于孱弱，也不能过于强势，政令还需要六大姓氏的认可才能通行。表面看，皇帝集权力于一身，实际上，王国祭祀和行政两件大事，就分别由段姓和高姓把持，皇帝只是政治力量平衡的产物和象征。一代英主段思平死去，他的子孙也踏上了日暮西山的征途，大权旁落，政出世家，先还有六大姓氏相互制约，后来高杨两姓朝廷争霸，最后只有高姓一家独大，段姓皇帝已经成为傀儡。1094年，高姓族人高升泰干脆废掉段正明，自立为王，国号大中国。只是谁都想不明白，高升泰称王三年，死后交待，将天下还给段姓后人，大理得以复国。以大中国为界，大理国分成了前大理和后大理两个时期，后大理时期，大理国皇帝与臣子共治天下，形成了历史上的“段姓有国无权，高姓有权无国。”
大理是南传佛教、汉传佛教和藏地密宗交汇之地，举国笃信佛教。大理国那一个个不成器的皇帝小儿，稍有挫折就避世修行，躲到天龙寺那妙香佛国的梵音里寻一方清静。有那么几位有志向有作为的皇帝，还想大治大理的做一番成就出来，只是动作大了，动摇了高氏一族的权威和利益。高氏家族在经历了一番谋划之后，将段氏皇族有才能的人全都逼进了寺庙修佛，还美其名曰逊位为僧。大理国存世300余年，历经22位皇帝，出家为僧的皇帝高达9位，这肯定是不正常的。金庸小说《天龙八部》，一度让大理国声名鹊起，段正严、段正淳被塑造成了两个慈祥谦和、爱民如子的大理国皇帝，为了给段誉（原型大理国第十六位皇帝段和誉）铺垫和执政，主动逊位为僧，那种源于远古禅让的神话，沉醉了多多少少的读者。然而，天龙寺那袅娜的佛香里，隐藏着多少的抱怨和多少的无奈，恐怕谁都说不清楚了。
1253年，当蒙古人的铁骑驰骋在苍山脚下时，大理国成了成吉思汗后裔的牧场，最后一任大理国皇帝段兴智没有丝毫的反抗，逃跑被俘后，乖乖的回到大理故地，高高兴兴的做起了元朝的大理世袭总管，让我们看到了又一个阿斗的身影。反而是被人认为是监国盗贼的高家后人高泰祥在姚州抵抗蒙古军队，直至被俘殉国，多多少少也让人看到了大理国的血性。在高泰祥被害后，忽必烈有感他的气节，对其后代“许以世其官”，直至几百年后，清朝改土归流时才退出历史舞台。
历史的烟尘已经散去，大治大理在王国没有得以推行，多少成了大理国皇帝段思平的遗憾和无奈，但大一统的趋势却成了历史的必然，儒家礼治理念得到了认同。还有，高氏家族与段氏皇族共治大理时期，修建东都拓东城（今天的昆明）、兴修水利、重视农桑、鼓励通商等一系列的措施，加上彩云之南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虽然没有做到富国安邦，却也成就了大理国这一时期的物阜民丰和百姓的安居乐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