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杂志】一如既往：危言耸听、核扩散和冷战
简 介
【文章原题】Same As It Ever Was：Nuclear Alarmism, Proliferation, and the Cold War
【作者介绍】 Francis J. Gavin 是汤姆・斯利克国际事务教授，罗伯特・s・施特劳斯国际安全和法律中心主任，林登・约翰逊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公共事务学院院长
【期刊来源】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4, No. 3 (Winter 2009/10), pp. 7–37.
【整理】李逸成
【审核】高嘉琳 庞林立
【提纲】
内容摘要
核危言耸听与第二个核时代
四个误区
结论
作者认为：核武器危言耸听者对当前的危险反应过度，对过去的危险加以错误的描述，从而导致错误的政策，这些政策可能会威胁到当今和未来的国际稳定和美国的利益。二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里，世界比今天更加危险，核武器带来的挑战也更加复杂。当前的核扩散挑战深深植根于过去，要使美国的政策取得成功，了解这段历史至关重要。本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提出了危言耸听者的主要论点；第二部分揭穿了由核危言耸听者所延续的四个误区，并提供了一段比公认智慧更为微妙的战后核政治历史。第三部分即结论，考虑了这种新解释的一些教训，并建议学术界和决策界在今天和未来应该如何思考核不扩散政策。
作者在第一部分引用核武器危言耸听者的言论，例如2004年约翰·克里与乔治·布什在总统大选辩论中的言论、约翰・麦凯恩的言论、奥巴马的言论以及查尔斯・吉布森的言论，指出“核武器危言耸听者认为，核武器扩散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危险性越来越大，是对美国国家和国际安全的最大威胁。”核武器危言耸听者通常认为：被称为第二个核时代的核扩散之所以更有可能发生，有两个主要原因:两极分化的结束和所谓的临界点的出现。在冷战期间，国际政治几乎由两个超级大国主宰。美苏两国军事大致相当，且两国都建立了庞大的联盟体系，并向其附约国提供安全保障，在某些情况下，还承诺在受到攻击时使用核武器。鉴于国际体系的两极结构和双方联盟的相对平等力量，中小强国几乎没有动力发展或获得核力量。而1989年苏联解体后冷战的结束和两极分化增加了各国获得核武器的动机。
第二部分作者直言：核武器危言耸听基于四个误区：第一个误区是，“今天的核威胁是新的，比过去的核威胁更加危险”。第二个误区是，“与今天不同的是，核武器在冷战期间稳定了国际政治，而冷战期间的记录实际上是好坏参半的”。第三个误区是，“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竞争导致了核军备竞赛的历史”。第四个误区是，“在二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里，朝鲜半岛上的两个军事对手是唯一推动核扩散的力量”。基于这四个误区，危言耸听者低估了战后国际关系的其他重要推动因素，如非殖民化、围绕战后德国政治地位的问题以及地区安全问题。
第三部分是作者的结论，即核武器危言耸听者夸大和过度简化了当代核威胁，而低估了过去的核威胁。恐怖分子、流氓国家和对临界点的恐惧在9/11恐怖袭击之后并没有突然出现或变得更加危险。在冷战这一个危险得多的时期了解核扩散，能够为各国了解目前面临的核困境和挑战提供有益的见解。在这段丰富、复杂、有时又相互矛盾的历史中，最重要的教训是谦逊的价值，因为它突显出学者和实践者对核武器如何影响国际关系所知甚少。尽管这会让任何评论人士有所迟疑，但从核历史中，政策制定者至少还应吸取另外4个教训，这将是明智的。
首先，在冷战期间建立在核稳定基础上的长期和平的想法即使没有被事实所掩盖，也是一种误导。两极时期的核扩散压力比理论学家所预测的要大，间接与冷战有关的力量，如非殖民化，比人们所认识到的更为严重。在冷战期间，即使在美国和苏联进入相互脆弱的时代之后，也发生了极其危险的大国危机。这是否意味着，更多的核武器将自动破坏当代国际政治的稳定?不一定，因为正是这些武器在冷战期间被用于的目的(例如，保护柏林免受优势常规部队的攻击)、所采用的战略(大规模先发制人)以及所需的力量(例如，核优势、硬目标反击力量)，才使得这些超级大国危机更有可能发生，也更危险。
第二个教训是，不扩散政策可能代价高昂，过度反应可能与无所作为一样危险。防止各国追求它们认为对其安全至关重要的武器，实际上可能增加使用这些武器的机会。正如贝茨所指出的，在从源头发出威胁和最终导致威胁的行动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紧张关系。同样，作出防止各国获得核武器的安全承诺可能具有高昂的代价，使保护国美国始终有可能被拖入不受欢迎的圈套，使其容易受到其附庸国的操纵。防扩散政策的权衡和成本很少经过严格计算。
第三，核武器没有颠覆国际政治的基本原则。例如，将核军备竞赛视为冷战背后的驱动力，而不是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冲突，这使得许多分析人士在过去和今天都夸大了军备控制条约和制度的重要性。尽管核平衡在形成超级大国危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冷战紧张局势在美国和苏联达到核平等之前就已经得到了相当程度的缓解，因为重要的地缘政治问题得到了解决。当冷战紧张局势再次出现时，其原因更多的是政治原因，而非技术原因。套用美国步枪协会(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的一句口号:武器不会引发战争，国家会。美国的外交政策如果能淡化其通常对核扩散的单一而执着的关注，而更多地关注潜在的核扩散者及其自身所处的政治和安全环境，可能会更好。
第四,试图预测恐怖分子的核扩散或核攻击不仅很困难,而且往往会适得其反,特别是当它产生可怕的预测时。正如优素福(Yusuf)所说的那样,“情报部门的总体估计,甚至更多的是,从学术来源来夸大对核武器的担忧。”尽管恐怖分子有极端的危险,但当美国的敌人反复表达对他们的关注时,我们才意识到,他们可以简单地用容易得到的材料来制造这些武器。
作者认为本篇文章没有宣扬对核武器盲目乐观的观点，核武器造成无法想象的破坏的潜力是无可争议的。这一现实要求学术界和外交政策界更加清楚和冷静地思考核扩散的原因和后果。核威胁并不比过去的威胁更新或更危险;但是忽视过去的连续性和教训是愚蠢的。了解核扩散和不扩散的历史，特别是国际社会如何以及为什么能够在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危险的时期，在无情和强大的对手面前逃脱灾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作者认为他的观点并非基于沃尔兹“核武器扩散越多可能越好”的观点，也不认为核扩散不是一个重要的政策挑战。然而，核武器危言耸听者对当前的危险反应过度，对过去的危险加以错误的描述，从而可能导致错误的政策，并最终威胁到当今和未来的国际稳定和美国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