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玉锋：佛教和周易的四次大结合

周易与佛教

佛理圆觉，不可执著；易道广大，感而能通；依文滞义，都非真理。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一开始就表现出与易道相通的文化特征。以往各个历史时期中，对于不少佛教大师而言，正因为佛教的宏大壮丽，才堪与他们心目中的易道天人境界媲美，这成为他们毕生矢志佛法的重要原动力。易佛互相影响，激扬发明。所谓佛教与本土文化的结合，从根本上说就是同易

道的结合。只有实现了这一点上的结合，本是外来文化的佛教才有了在中国发展的可能性。

人们常说佛教与中国文化的结合，是与老、庄道家的结合过程，或看作是与儒学的结合过程。这种说法，从一般意义上言都不算错。但是，仅仅这样看毕竟还不够。按我的看法，在深层的文化意义上，在延续了漫长历史时期的中国传统文化大框图下，一种外来文化若未能与易道结合，又如何谈得上与老庄玄学或儒家经学、理学的融会贯通?

易学与佛教的关系共经过四个大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东晋南北朝及隋代佛教阶段

在东晋南北朝（317~589年）约二三百年时间里，南北分裂，战乱频起，社会动荡不安。佛教的玄远境界、精致理论及其为中国传统文化原来所没有的神秘的宗教氛围，使人们都想从中寻找寄托，排解现实苦难。随着上层统治者的支持提倡、下层广大群众的需要向往，佛教获得了蓬勃生机。其间，名僧如星，或以异迹化人，或以神力物，或传译经典，或辩证哲理，含章秀发，群英间出，汇成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第一个高潮。这也是易学与佛教结合与互相影响的第一大阶段。

东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佛教发展的关键时期。

因为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个时期的一些本出的佛教思想家的理论活动，为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打下了思想和理论的基础，对此后的佛教的弘扬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个阶段佛教的基本特征是，佛典被大量翻译，佛教在各个领域中与中国固有传统文化相互影响、相互抗衡、日益融汇，并开始走上独立的发展道路。当时名僧，立身行世，与清谈者酷肖，并同时精通内外典籍。于儒家之《易》及道家之“道”，常能信手拈来，同佛家之“般若”、“涅槃”，互相发明，相得益彰。各种新的学说思想的出现。为中国他教以后的发展打下坚实的理论根基。其中尤其以僧肇般若学和竺道生佛性论为代表。

僧肇闸发般若学的“不真”即空、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思想，认为毕竟是触“有”而达“真”，他是这样说的：“不动真际，为诸法立处。非离真而立处，立处即真也。然则道远乎哉，触事即真。圣远乎哉，体之即神。”“夫至虚无生者，盖是般若玄鉴之妙趣，有物之宗极者也。”(《不真空论》)根据这样的说法，让我们试比较王弼易学思想。僧肇“虽有而非有，有者非真有”，“至虚无生，物之宗极”，与王弼的“以有为生”，“运化万变”，“寂然至无，是其本也”，无论在价值指向，还是在思想方法上，都有极大相似性。由于佛教是外来文化，也由于在与本土文化结合的过程中，遭到过被全面禁绝的大规模“法难”事件；当然，更重要的也许是由于标榜出世的价值观

念，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入世、用世的“世俗”的价值观念的区别，佛教中人，从学理角度讲，对于易佛交融，相对道、儒而言，态度要谨慎得多。名士身份的孙绰，最早提出“周孔即佛”观点，在儒门之中几乎没有引起异议。而僧人身份的慧琳，最早提出“白黑均善”观点，

在佛门里面就受到强烈抵制。但是，佛教必须在易佛交融中进入中国，实现发展，这是佛教在中国生存和发展必由之路。因此，最现实的态度就是最清醒的态度。隋代中国佛教第一个宗派天台宗创始人智颚的态度就是最现实和清醒的。一方面，智濒对于易佛“会通”，不但肯定其作用，而且身体力行地推陈出新；另一方面，却又保持一种姿态，始终坚持佛教价值高于易学价值。智濒的易佛关系论观点在当时具有代表性。他的观点是对南北朝时期易佛关系的总结，同时，也代表了对唐代宗派佛教时期新的易佛关系的认识的开始。由于这种继往开来的作用，我认为，智颚是中国佛教发展过程中，易佛互相结合影响的一个关节点，代表了易学与佛教结合与互相影响的第一个阶段的终结和第二个阶段的开始。

第二阶段：唐代“宗派佛教”阶段朝前、中期，政治稳定，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各种文化形态兼收并蓄。佛教发展出现历史上第二个高潮。这也是易学与佛教结合与互相影响的第二大阶段。这个时期的佛教有两大特征。一是继隋代天台宗之后，又相继出现了佛教的各大宗派，而且每一宗派都有相对完整而又严密的教理体系，其教理体系的核心又主要是以哲学形态建构的，这是其他任何历史时期所没有的。二是与政治最高层关系密切，有的时期还几乎达到相互依赖的程度(如法藏华严宗与武则天的天

系)，这也是其他任何历史时期所没有的。

这个时期的佛教可以称之为“宗派佛教”。继天台宗之后，唯识、华严、禅、律、净、密各宗派相继涌现，最后又以禅宗为总结和归趋。这是这一历史时期佛教基本就易学和佛教的关系而言，密教僧人释一行是这一时期最为令人感兴趣的话题之一。但是，在一行身上体现出来的密教、《周易》和“天文”学的三位一体，乃是必须以一种历史的眼光去看待的“科学”文化现象。这是一种不同于现代的特定

意义上的“科学思维”的“科学”。李通玄在深厚的中国文化背景下，以《周易》诠说华严学，在更广阔的范围里实现佛学与中国传统思想的“会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