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出汉奸？这个问题要从“华夷之辩”谈起
中国为什么出汉奸？这个问题要从“华夷之辩”谈起
文|黄饮冰 本文首发于博客中国黄饮冰的专栏
中国是一个产汉奸的国家，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汉奸人数达到极致，越是精英越容易当汉奸。中国的汉奸并不以当汉奸为耻，而且都有各自当汉奸的理由。这种奇怪的现象怎么来的呢？我想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定存在汉奸基因，否则怎么解释这么多人在国家危难时刻要去当汉奸呢？
当汉奸当得心安理得，这肯定是与文化有关。这种思想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的“华夷之辨”。
华夷之辨，或称“夷夏之辨”、“夷夏之防”，是用于区辨华夏与蛮夷的。五帝三代时期，华夏族群居于中原，是当时的文明中心，逐渐产生了先进的华夏和落后的蛮夷的文化心理，由此到春秋战国时代就产生了以华夏礼义为标准进行族群分辨的观念，区分人群以礼仪，而不以种族，合于华夏礼俗者并与诸夏亲昵者为华夏、中国人，不合华夏礼仪者为蛮夷、化外之民。
追溯历史。中国历史上“华夷”的衡量标准大致经历了三个演变阶段：血缘衡量标准阶段，如炎黄血缘认同。地缘衡量标准阶段，西周时期的诸夏居住的中国认同。衣饰、礼仪等文化衡量标准阶段，如春秋战国时代认为中国为冠带之族。华夷之辨的最终宗旨植根于《春秋》、《仪礼》、《周礼》、《礼记》、《尚书》等文化典籍之中，体现的是以“文化礼义”作划分华夷的标准。这个“文化礼仪”为划分华夷的标准，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建立起来的。
坚持“文化礼仪”标准划分“华夷”的主要是儒家，这从儒家经典可以读出。《春秋左传正义·定公十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周易·系辞下》记载“黄帝、 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周公制周礼而治天下，被儒家尊为圣人。儒家经典中的衣冠、礼仪往往用来代指文明。
孔子最绝的一句话是“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正义解释说：此章言中国礼义之盛，而夷狄无也。举夷狄，则戎蛮可知。诸夏，中国也。亡，无也。言夷狄虽有君长而无礼义，中国虽偶无君，若周、召共和之年，而礼义不废，故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也就是说，夷狄尽管有君，社会秩序正常，但是没有华夏礼仪和华夏文化，还不如华夏没有君王。这句话，把文化礼仪放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上，把血缘认同、地域认同和国家认同统统排斥了。换句话说，只要具有或者接受了华夏文化和礼仪，无论什么种族、什么地域的人都可以统治中国。
我们可以理解孔子的是，在孔子的时代，人们在论述“华夷之辨”时含有深刻的防蛮夷、卫华夏的思想。在孔子的时代，在中国及中国周边生活的人群，真的只有服饰和饮食习惯的区别，而没有人种的区别，蛮夷穿上华夏的服饰，习华夏的饮食，就与华夏无异了。所以在孔子的时代把文化和礼仪放在华夷之辩的至高位置上，是无可厚非的。
孔子的时代，面临华夏族群范围的扩大问题。比如秦国、楚国、越国，相对于中原来讲，他们被视作诸夏意外的蛮夷。但是这些蛮夷一个个先后成为中国霸主，把他们排除在华夏文明圈很不好，要解决接纳他们的问题，只好在文化上进行突破。这是“华夷之辩”的主要原因。
但是，“华夷之辨”形成的文化认同观，在中华文明强盛时期，会造就一种自大的文化优越感和傲视四夷的文化优越心理，导致的结果就是重文教轻武伐。在自我陶醉中，华夏族群对世界的局势的变化很多时候表现出来的是麻木，他们感觉不到四夷在虎视眈眈。在很多历史时期，新王朝建立之后就是“马放南山”，不注重武备，不轻易开启战端。中国的武装外征必须讲究正义，所以整个中国古代很少有无故征伐周边“四夷”的历史行为，因为无故征伐会被看成是“不仁”和“无德”，为中国精英阶层所不齿，中国的很多对外战争，是别人打到家里来了，是在没有办法才去应付，幸亏中国兵多将广，在强大时还能应付，但在衰微时，就会自取灭亡了。
从中国典籍上的记载还可以看出，“华夷之辨”形成的文化和礼仪标准，最后逐渐演变成了以华夏礼仪的有无或是对诸夏的友善度为华夏认同的标准了。这样的认同，在华夏民族强盛时，对建立华夏为主导的世界秩序有很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在华夏民族微弱的时候，华夏民族很容易认同“披着羊皮的狼”，只要狼披上中华文化的羊皮，就能被华夏族群认同了。所以在文化和礼仪的框架下，华夏民族很容易被征服。在实际被征服了之后，只要外来的征服者继续尊孔，中国的儒生们就会陶醉在文化之同化优势中，认为自己的文化同化了对方。所以外族欲统治中国，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先中国人杀服，之后去把孔子的地位再升一级，中国社会的精英阶层就会感恩载德。
“华夷之辨”对中国精英阶层的影响很深刻。它造就了部分中国精英阶层的“迎王”的文化心理，即迎仁义之师驱暴政。所以我总说在中国精英阶层的很多人士心中，实际上国家民族大义往往在其次，只有利益至上原则在最高。在历史上，很多精英人物都有“择王”心态，特别是在他们不得志的时候，就会“良禽择木而栖”，寻找新王，甚至跑到敌国也在所不惜。在时局不利的时候，不少精英人物也有一种“自我解脱”心态，时局不利，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只要征服者行王道，封孔子为圣人，这些精英人物就心安理得地入新朝为官，为新朝服务。当然，同样也造就了不少顽固的读书人，他们在新朝建立后，不服现政，怀念前朝，做复辟梦，所谓“不食周粟”是也。
分析了这些，实际上大家也就明白了，“华夷之辨”坚持的实际就是儒家道统，只要儒家道统不灭，征服者杀了多少人，对于不少的读圣贤之书的精英人物来讲，是没有关系的。这种文化心理，决定了中国很容易出汉奸，而且文化越高，越是铁杆汉奸。在他们看来，他们不是汉奸，而是“曲线救民救国”，寄希望于用华夏先进的文化不战而同化侵略者。
黄饮冰2016年7月28日星期四于孝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