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有|《百科》塑我编辑观(4)——从《哲学》卷出炉前后说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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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科》塑我编辑观(4)——追寻编辑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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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科》塑我编辑观(4)

——从《哲学》卷出炉前后说开去

王德有

追寻编辑最高境界

刚进出版社的那段时间,虽然我心中向往学术,但对编辑工作却又很投入。为什么?可能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那是因为憋着一股劲。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成立于1978年,是中央直接批准的。据说它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要代表国家水平,为此,单位内充满了神圣而肃穆的气氛。1981年之前,在社的编辑大都是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名牌大学的毕业生。1981年、1982年进了两批年轻人,约有三四十位,都是“文化大革命”之后第一、第二批大学毕业生,其中也有三四位是研究生。一老一少两代人,各有自己的想法,中间横着一条隔离带。

在一些老编辑看来,《中国大百科全书》是中国的第一部百科全书,拿出来要像个样子,虽说不能一下子超过《大英百科》,那也要不相上下。在他们眼里,编辑很重要,要有一点真学问,要有一点真本事,否则的话,很难参与这一神圣的事业,很难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新来的这些“小毛孩儿”,虽然伶俐聪明,但是尚需磨砺,没有十年八年的工夫,很难派上用场。正因为这样,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有意无意地形成了一种潜规则:四五十年代毕业的大学生才能担任责任编辑;六十年代毕业的大学生可以做做一般编辑;七八十年代毕业的大学生只能打打下手。于是三四十号新来的年轻人大都在校对、复印、接转稿件,迎送客人,很难接触到编辑的核心工作。

在年轻一代人看来,自己是“文化大革命”之后的大学生,几年的大学生活没有白过,学了知识,有了学问。毕业之时,满怀抱负,想要一进社会便展鸿图。在他们眼里,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是个神圣的事业,正是自己建功立业的好机会,可是人家不让碰,不让摸,每天做勤务,打杂活,有力无处使,有谋无人用,感觉天天在浪费青春,虚度年华。

我算比较幸运,分到了社会科学编辑部,因为没有哲学专业的老编辑,也因为我读研究生之前已有十年的工作经历,所以让我筹备《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哲学》卷。

虽说如此,但编辑部主任并不放心,为了不使我产生误会,他委婉地明确了我的工作位置,说:“你先把工作筹备起来,社里正在物色调入《哲学》卷的责任编辑。”过后,很可能是怕影响我的工作情绪,又通过同事们的传话向我透出了一些风声:“好好干!如果出色,加上你的硕士学位,很可能会列为第二责编。”

我感到很不是滋味。我没有做过编辑工作,也许编辑工作大有学问,大有做头,但是这不是我的追求。我没有当过责任编辑,也许责任编辑的责任很大,地位很高,但这不是我的向往。如果客观情况允许,我宁可用十个责任编辑的头衔换回从事学术研究的时间。当时我是这么想的。

不过,“四五十年代毕业的大学生才有资格担任责任编辑”,这句话也太刺激人了。它无疑是一个宣言,宣布我们这些研究生都是脓包。参加工作13年了,从来就没有人这样看待过我!我这个人本来就刻板,不管愿意不愿意,分配给我的工作总会努力去做,加上这句刺激人的话,那就更加来劲了。不管什么责任编辑不责任编辑的,反正就我一个人,做个样子给他们看!有一位研究生,干不上自己的专业,整天在给别人帮忙,私下对我说:“你幸运,自己搞一摊,但愿能超过其他卷,好给我们出出气。”我笑了笑,没有言语,心里说:“走着瞧吧!”我工作很吃苦,很投入,不过当时的思想境界只如此。

相处久了,我发现我们的编辑部主任是个非常可爱的老头,也是一位非常可敬的老头。他叫丘国栋,平时我们称他为“老丘”,到了公众场合则称其为“丘老师”。老丘五十多岁,个头不高,脸盘圆圆,头发花白,手上总是拈着香烟;一副眼镜架在鼻梁上,不下千度,与之对视,觉得学问高深,其深莫测。不只是看上去有学问,他可是真有学问。西南联大的高才生,几十年的笔墨生涯,几十年的编辑经验,拿起笔来,在你的稿上批上几句话,便显出了深厚功底。他自己有本事,便不愿意收那没有本事的徒弟。虽说编辑部的学生都是上面分配下来的,他不能不收,可到了他的眼里便有了远近:精心工作的,他喜之于形,话特多,表扬你,批评你,圈阅你的稿件,指指点点,讲他的历史,讲他的失误,不厌其烦。想要让他歇歇,那可不是件容易事,除非是他自己累了。应付工作的,他懒于启齿,很少批评,话都压在嗓子眼下,难以吐出,积到一定程度,涌喷出来,便化作一声长叹,聊表无可救药的心情。在他的麾下出了不少高徒。《经济学》编辑组的龚莉是一个,现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社长;《经济学》编辑组的阿去克也是一个,现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副总编辑;我们《哲学》编辑组的谢寿光、周五一,都算得上。我也想称其为师,但他已故多年,不知答应不答应。不管怎地,他在我的身上没有少下功夫。

《哲学》卷的筹备工作有了眉目之后,成立了《哲学》编辑组,谢寿光由其他学科调了进来。别看我俩的岁数差着一轮,干起活来却极默契,相辅相成,劲都使在了一处,工作进展相当顺利。大概基于这个原因,老丘不再说要调入责任编辑了,他对我们寄以厚望。有一天,他找我谈话,很正式的那种;不过我只是听客,没有插嘴的机会。他滔滔不绝,说了一个多小时,内容我已记不清楚。不过最后有个结束语,二十七八年过去了,我还记忆犹新。

他说:“德有同志,说来说去,我就有一个希望:请你不断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编辑’。做一个编辑并不难,难的是做一个好编辑。什么是好编辑?那就是不断向读者奉献好书的编辑。什么是好书?好书的标准有两条:一条是立得住;一条是传得下。比如《林海雪原》。《林海雪原》原稿很差,可以不用,但素材很好,弃之可惜,最后通过编辑的手,成了传世之作。这个编辑就是好编辑。庸编辑好做,不用费力,不用吃苦;好编辑难做,费力吃苦,还不知道能否有个好结果。希望你经常思考,有意识地去选择。”

谈话结束了,我觉得很奇怪,分明是一个好心的老头说了一堆糊涂话。谁愿做个庸编辑?谁不愿做个好编辑?这还用选择!而且还要经常地、有意识地去选择!

后来的实践告诉我,这话不仅不糊涂,而且可以说是至理名言。因为选择做个好编辑实在太难了,太苦了,苦到了不认真想想就要放弃的地步。想什么?想“我为什么要做个好编辑”,想“为此吃苦值不值”。

一年半后,《哲学》卷的编辑工作进入了白热化时期,把我的业余时间搭进去竟然还不够用。

进入出版社后,我一直坚持业余时间搞学术,因此显得特别紧张。一般情况,如果没有特别特殊的事情和特别特殊的理由,晚上和节假日都是我个人的时间:研究学术,从事写作。电视节目和其他活动,在我的日程表中久已没有位置。有一次,我正在写作,儿子和他的母亲谈起了张学友,谈得很起劲。我插了一句嘴:“张学友是做什么的?”母子听后,捧腹大笑。我生气了,说:“有什么好笑的!”他母亲指着我说:“王德有真是不识人间烟火!”

《哲学》卷这么大的部头,稿件进入出版社后,编辑要通读,鉴别,有基础的分送社外编写组审定,没有基础的都要提出意见,请作者修改。稿件越来越多,当时组里只有我和谢寿光两个编辑,不要说只用上班时间,就是把晚上搭进去也很难应付。没有办法,只好开夜车,用假日。

一天两天可以,一周两周也可以,时间一长,就受不了。且不说中断了学术研究,家人生活也大受影响。这个活还能不能干下去,便成了问题。有时候我坐在那里想,想着想着就想笑。笑什么?笑老丘。这个老头,真是鬼机灵!他就知道我有不愿干的这一天,早早就把话说到前头,让我考虑做个什么样的编辑,而且还要不断考虑,给我出了个大难题。我要不干了是不是得另外找个借口?我要不干了是不是能对得起老丘?我要不干了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要不干了将来会走什么路?哎呀,真是烦死人!

烦人也得想,不想怎么能干在心上?

但是想归想,干归干,一边干一边想。活干了几年,心也想了几年;活干得差不多了,心想得多多少少也有了一点眉目。

1986年2月28日下午5点,总编室到《哲学》编辑组接收稿件。组里的同志们忙里忙外,协助清点,我坐在写字台前一动不动,眼前一片朦胧,脑际如同鸿蒙。稿件抱走了,纸屑扫净了,众人回家了,室内安静了,我的脑子才开始活动起来。之后,以往想的问题,以往经过的事情,便像过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在眼前闪过,不能自已:

4年多时间,1460天,路虽然走得艰难,人却得到了磨练。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遇上了两个好领导:一个是编辑部主任丘国栋,一个是副总编辑石磊。

这两位领导,对我们要求很严,一招一式,都须规范,就像少林、武当传艺一样,不允许有一点马虎。可是说也奇怪,我们对他们并不害怕。不但不害怕,反而在感情上有一点温热、亲近,当然更多的是一种敬重。为什么?

也许是因为他们对年轻一代的关爱?

老丘、老石,二人相比,老石显得较严肃。你看他,高高的个子,方方的脸盘,不苟言笑,一身正气,不了解他的人可能会觉得他很难接触。处久了您就知道,他心很细,情很浓,对他的部下关心备至。新分来的这些大学生大多来于外地,没有成家,他竟然会和老丘谋划家庭聚餐,把男女青年请到他们的家里去,叙谈叙谈,增进了解,培养情感。你别说,还真让他们给成就了一对。年轻人成了眷属,他们成了月下老人,大家都很舒心。说起此事,老丘喜形于色自不必说,就连老石也会笑,而且笑得像个孩子。还有,八十年代办理进京户口你说有多难,等的人多,指标极少,可老石却不声不响,暗中操劳,竭力争取,克服了重重困难,终在1985年为他的部下解决了两地分居问题。你说,在这种领导下工作,不竭尽全力行吗!

也许是因为他们都是编辑界的高手?

编辑工作往往会遇到难题,特别是处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观念更新和知识认可尚需时日的时期。可是这些难题提交给二位领导,很快就有答复。不仅有答复,而且答复得果决、妥帖,让编辑组的同志们肃然起敬。《哲学》卷有个分类目录,其中列有外国哲学。外国哲学又分东方哲学、西方哲学。东方哲学,除了中国哲学单列外,包括朝鲜哲学、日本哲学、印度哲学、伊朗哲学、越南哲学、巴基斯坦哲学等等。这是从学术视野所做的分类。分类目录传到了一位行政领导的手里,便出了事。这位领导看后大为光火,把我叫去狠批一通。“这是你拟的目录?”他指着油印稿问。我说:“是的。”“你是共产党员吗?”“是的。”“什么时候入的党?”“1965年。”“一个具有十六七年党龄的党员,这点政治觉悟都没有!日本是资本主义国家,怎么算做东方国家呢?‘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们说了多少年,可你却把日本和朝鲜、越南并列在一起,都归为东方哲学。我们这是编《中国大百科全书》,要作为经典,传给子孙,像这种编法不是很危险吗!”我听得愣了神。心里想,这书没法编了。要知道,他可不是部门一级的领导。过不了他的关,怎么往下编?事后我去找老石。老石说:“别管他,你按照学界的要求,该怎么编就怎么编,过一段时间他说的问题就不是问题了。”果不其然,过了一段时间,那位行政领导离休了,社委会、编委会,不管哪一级,没有一位领导再提出过类似问题。我乐了,心里想:这个老石,真神了!

也许是因为他们对年轻一代的信任和“放手”?

虽然当时我理解的尚不深刻,但已没有怀疑,不再“也许”,而是肯定。多少年来,我在思考编辑人才的培养问题,又进一步确认了这一点,认为它是人才成长的关键。2006年,《中国编辑》第5期发表了我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关键在放手》;此文从实践和理论上论述了这个命题,实际上是对老丘、老石用人之道的理性思考。

《哲学》卷的编辑工作进展很快,这一现实深深地触动了老丘和老石。别看他们都是五十开外的人了,但并不守旧,他们开始思考问题,很快就突破了“年轻人编不了百科全书”的思想防线,把《哲学》卷的编辑任务和编辑责任都放到了年轻人的肩上。遇到难事大事,向他们请示;到了一个阶段,向他们汇报。除此而外,全部工作都按我们编辑组拟就的方案实施,他们做我们的后盾,给我们支持,从不干涉我们的具体工作。有一次聊天,老丘说:“过去认为年轻人知识浅,经验少,只有四五十年代毕业的大学生才能担当百科全书的责任编辑,现在看来不对了。年轻人,思想活,有闯劲,加上他们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不但能负起责任,而且能干好。关键是有没有事业心,有没有责任心。这是我近一两年总结出来的经验,也可以说是教训。”老丘的坦诚,深深打动了我;老丘的灼见,我不能不佩服。有一句老话,说“士为知己者死”,听起来颇有些江湖意味。用生命来报答知遇之恩,这种境界实在是低了一些,为国家为人民献身不能讲求知遇之情。不过它却揭示了人的一种心理诉求,特别是年轻人。年轻人入世,满怀抱负,心存大志,需要一个发挥自己才能、实现自己理想的环境。所谓环境,虽然包括诸多因素,但其中有一个最为重要,那就是有一个信任自己,放手让自己开拓事业的顶头上司。这样的上司比较难得,一旦得到,他就可能为之赴汤蹈火。我们编辑组的年轻人当时正是处在这种劲头上。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成立三十年来,为社会做出了突出贡献,其中一项重大贡献就是培养出了一批人才。八十年代的年轻人,现在大都成了编审或副编审,其中还有一批走上了编辑出版行业的领导岗位。据不完全统计,在国家出版管理机构、国家级出版社、部委出版社担任过局级领导的同志就有18位,所以人们戏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为出版行业的“中央党校”。

总结其中经验,关键在放手。追溯放手的源头,出于老丘和老石之手。

老丘、老石,不仅心地善良、能力甚强,而且极其机敏,富有智慧。他们的智慧表现为举一可以反三、触类可以旁通。《哲学》卷的编辑实践促使他们思考,思考的结论便是放手起用年轻人。他们将这样的用人方略推广开来,运用在他们所辖的社会科学各个编辑部门和各个编辑组内。比如《经济学》编辑组,请龚莉担任第一责任编辑,让学问高深的老先生和另一位年轻的研究生阿去克做副手,发挥他们各自的特长。龚莉,四川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学士,一个女娃娃,开始当第一责任编辑的时候也不过二十七八。可能有人会说,二十七八当责任编辑有什么稀罕,现在有的是。可是,那时候不是“现在”,而且编的不是一般书。要知道,中国的第一部大百科全书,没有人编过。《经济学》又是一个大学科卷,分上、中、下3卷,四百多万字。处在中国文化复苏、拨乱反正的时期,想要编好这么大部头、如此大学科的百科全书,那可不是张口就说出的话。再如,《哲学》卷编完后,任谢寿光为《社会学》卷责任编辑,任周五一为《政治学》卷责任编辑,让他们各自独挡一面。结果,老丘、老石的招数又有了灵验,这些学科的编辑工作很快就进入了平稳、高速的轨道。

老丘、老石的用人之道这么灵验,自然就会不胫而走,自然科学的各个部门,虽然不说,但却慢慢地开始用起了年轻人。由此,笼罩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空的神秘雾纱、凝重气氛开始慢慢地消散开来;由此,在《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纂过程中,一大批年轻的编辑人才也就脱颖而出了。

人们都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既出好书,又出高人。出书的经验有很多人在总结,出人的根由却很少有人探究。借此机会,特留此墨,探究开先河者,揭示他们的用人秘诀,以资借鉴。

4年多时间,1460天,路虽然走得艰难,人却得到了磨练。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对老丘提出的问题有了一点点体悟。

老丘要我不断思考“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编辑”。答案是简单而肯定的。至于为什么要做一个好编辑,为此吃苦值不值?这就有点说不清楚了,好像它是公理,不用论证,也不能论证。

可是问题并不那么简单。不论证,不论证清楚,就解决不了思想问题。解决不了思想问题,就没有行动的动力。

为什么要做个好编辑?回答这个问题,探究到底,实际上就是要回答“人为什么而活着”。

人为什么而活着?

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回答,可是要做出合于理论的、合于实践的回答却不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上大学的时候就遇到了这个难题。1965年,学生党支部委托我和一个女同学谈话。这位女同学非常上进,也有抱负,想要申请入党。我的任务是鼓励她进步,给她指出努力方向。现在想起来好笑,我自己还不知道如何努力呢,还去为别人指方向。那时候的气氛可不是这样,我是一个党员,好像自然就比人家高一筹。结果还是人家把我难住了。

谈话快要结束了。我说:“作为一个学生,除了政治上进步,还要把学习搞好。共产党员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学不上真本事,就难以做到这一点。”她说:“好!你对我的帮助很大,我会努力的。不过我还有一句话,不知能说不能说。”我说:“可以。”她还是想了一会,之后才慢慢道来:“有一个问题一直在我脑子里转,可总也想不透。说出来吧,又怕人家说我政治上有问题。既然你诚心帮助我,看能不能帮我理一下。在我的心目中,共产党员是光荣的,因为他们舍去自己的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想做一个共产党员,我也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可是从道理上却没有想通。我是人,别人也是人,为什么我要为别人服务呢?”我一听,头就大了。她怎么会想到这一层?“为什么要为人民服务?”提出这样的问题,在当时是很危险的,这是对党的宗旨表示怀疑,让上面知道了,别说入党,那可要出大问题。于是说:“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不容怀疑。如果要问为什么,可能只有一句话,那就是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她听了好像更加为难了,低着头半天不说话,最后才低声说:“咱们是学哲学的,这个话我也琢磨很久了。有时候我很害怕,觉得自己是不是很反动。我觉得无产阶级很高尚,不应该是为了解放自己才去为人民服务。”这个话题太危险,不能再继续下去,但她却是真诚的,纯粹是个认识问题,所以我赶快收场,说:“这可能涉及到人生观问题,涉及到人为什么而活着的问题,带有阶级性,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回答。我们下去再好好思考吧!”最后还加了一句:“自己思考可以,但却不要再与别人讨论!”

说实在的,“人为什么而活着”“我为什么要为别人服务”,细细想一想,我也想不透。因为有这次谈话,所以在一段时间里,我曾私下研究,但很久也没有得出满意答案,于是就放下了。

编辑工作太苦,我不得不思考老丘给我提的问题,于是“人为什么而活着”便成了我研究的课题。

思之久了,忽有灵感,突然发现这个问题是个原本不存在的问题。

首先,作为一个人,原本不存在这个问题,也用不着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是父母生出的,不是自己要出生的。人们可以问他父母为什么要生下他,却不能问他为什么要出生。自己出生了,出生就是出生了,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没有目的,没有为什么;自己活着,活着就要活下去,这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没有目的,没有为什么。为什么的问题和为什么的意识是社会后天灌输给他的。

其次,作为人类整体,原本也不存在这个问题,也用不着回答这个问题,他的产生也是一种自然现象。是自然界自然而然产生了他,而不是他有意识地自己要产生自己。就其自身的产生而言,没有目的,没有为什么,产生了就是产生了,存在了就是存在了。为什么的问题和为什么的意识是在之后的生活实践中逐渐出现的。

人为什么而活着?这个问题原本不存在,后来是怎样产生的,答案是什么?我在继续思考:

人类产生了,就要活下去,求生是一切动物的本能,也是人类的本能。不同的是,人类具有思维能力,逐渐把这个本能转化成了自觉,转化成了意识。于是它就成了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追求:为维护生命而活着。

为维护生命而活着,可是死亡的威胁却总是环绕在身边。自然灾害自不必说,就是野兽的侵扰,人类中的个体就很难抵御。力大,人不如马牛;爪利,人不如走兽。一个人遇到了虎,除了武松,那可就完了。奇怪的是人活下来了,而且还能役使马牛,驱赶走兽。为什么?因为人找到了一种维护自己生存的方式,这就是依靠群体。有了群体,大部分人就能活下来;没了群体,想要活命就很难。经过无数次的体验,在人们的心目中,群体的观念便越来越重要。要依靠群体,就必须维护群体,经过多少万年的体验,人们逐渐把自己的追求提高了一步,那就是:为群体的利益而活着。

为群体的利益而活着,就需要将个人的力量融合到群体之中,也就是要为群体做奉献。而奉献在不同的环境下是不一样的,也许只是智慧和体力的奉献,也许需要付出鲜血和生命。

这样一来,人类的成长过程便出现了一个大回旋:从维护自己的生命走向维护群体的利益,又从维护群体的利益走向奉献自己的生命。

这样一来,人为什么而活着便有了答案:为维护社会而活着,为奉献于社会而活着。

为群体奉献了,群体受益,人们敬之;只受群体之益,不为群体奉献,群体受损,人们鄙之。久而久之,“为维护社会而活着,为奉献于社会而活着”便不再是一个一般的答案,而成了凝固在人们头脑中的社会公认的道德观念,成了人们共有的生命价值观。虽然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都有人想要否认它,但人类要生存,人类要发展,就否认不了它。

向社会做奉献,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途径。作为一个编辑,从职业职责的角度而言,最主要的奉献就是为读者出好书。出好书,做一个好编辑,是我们编辑工作者生命价值之所在,是我们编辑工作者生存价值之所在。

一个人总是要老的,也总是要死的。但生命的价值是可以不死的,因为它可以转化。张思德没有死,黄继光没有死,罗盛教没有死,雷锋没有死。他们的肉体虽然消失了,但他们用自己的生命维护了社会,社会的发展便包含着他们的生命价值;他们的肉体虽然消失了,但他们的无私精神永远激励着人们,他们的生命价值也就永远存在。

我们做编辑的,生命也可以不死。就生命的物质载体而言,是会消失的,年华可以逝去,头发可以稀疏,牙齿可以脱落,耳目可以昏花,最后,肉体也会消散,但生命的价值却可长在,年华的价值、头发的价值、牙齿的价值、耳目的价值却可长在。只要兢兢业业过一生,做一个好编辑,献给社会几十种好书,消失的生命、消失的肉体就会物化在书中。这些书便是自己生命的价值。好书不朽,自己的生命价值就会永存。做到了这一点,当我们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候,便可以心平神安;做到了这一点,当我们以土为家的时候,便可以含笑九泉。当然,如果庸庸碌碌过一生,做一个庸编辑,推向社会的书平平庸庸,立不住,传不下,那可就惨了:一旦人老珠黄,那可真是会两手空空,悲切切;一旦一命呜呼,那可真是会体消气散,全无有。

想来想去,吃点苦吧,受点累吧,还是应该努力做个好编辑。否则的话,何以为人,何以立世,何以称得起大丈夫!

这便是我对老丘问题的答案,这便是我对编辑境界的体验,不知老丘满意不满意。我觉得他让我不断思考的问题,恰是一个不断体验的境界,这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也是从事编辑工作的最高境界。不管对不对,这种体验支持我在编辑行业做了下去,一做就是25年,直到解甲归田,安享晚年。

上面说了四个方面,说来说去,围绕着一个中心,那就是二十多年的编辑实践,二十多年的编辑体验,使我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编辑观。尽管我编辑过多种书籍,但是《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辑工作,对我的编辑观影响最大,雕琢最深。究其原因,在于它的文化内涵博、大、精、深。

2003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成立二十五周年,社委会委托我写了一篇短文,描述了百科全书的精要,刻于竹木,悬于大厅,用以激励同仁。这便是那篇《百科铭》。现将原稿抄录于下,用以说明,《中国大百科全书》对我的编辑观为什么影响最大,雕琢最深。

《百科铭》

百科者,百科全书也。上及天文,下及地理,中及人事:涵宇宙之道,蕴精微之妙,述千古之史,记当今之要;熔天下智慧于一炉,成中外知识之宝库。博矣,大矣,乾坤尽在其中矣!精矣,深矣,玄机皆备其间矣!古人云:取精用宏,有叩则鸣。凡人之欲立、民之欲生、事之欲就、功之欲成、国之欲盛、世之欲荣者必叩之,叩之则应。呜呼!传世之作也,百年之业也!不可不记,特此铭之。

有人问我:你的编辑观究竟是什么?

可以用四个关键词来回答:创新、艺术、学术、价值。

展开表述,那就是:

编辑是一种创造性的辑录活动,它的灵魂在于文化再度创新;编辑是一种社会性的行为艺术,勤于行,精于思,深于悟,密于筹,妙于技,美于审,才能出精品;编辑归于文化范畴,深化学术,运用学术,与学术成阴阳两面,同存共泯;编辑不负人生寄托,消化生命过程,熔铸人生价值,作品价值不朽,人生价值也就长存。

       2008年7月10日结稿于北京红螺寺钟磬山庄

作者简介

王德有,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原副总编辑,编审。曾任中国编辑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2002年获第四届全国百佳出版工作者称号。享受国务院特殊贡献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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