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国建县时间再考——兼与李晓杰、诸葛平先生商榷
宁国建县时间再考
——兼与李晓杰、诸葛平先生商榷
江 伟
微信版第991期
关于宁国建县的时间，一般认为，是孙权在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分宛陵县南境地所置，隶丹阳郡。同时设置的还有怀安县。但是，近年又有学者提出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怀疑宁国建县时间是东汉建安元年，即公元196年；一种观点认为是在吴嘉禾六年，即公元237年。因此，有必要对这一问题再度考证和辨析，厘清史实。
“宁国”一词作为行政区划的名称，最早见于陈寿《三国志》。据该书《吴书·周鲂传》记载：“（鲂）少好学，举孝廉，为宁国长，转任怀安。”其后，周鲂迁丹阳西部都尉。黄武中，再升任鄱阳太守，“在郡十三年卒”。（见《三国志》卷六十）据此可知，在孙权建号黄武之前，宁国便已建县。
又据该书《吴书·吕范传》载：“（孙）权破（关）羽还，都武昌，拜范建威将军，封宛陵侯，领丹杨太守，治建业，督扶州以下至海，转以溧阳、怀安、宁国为奉邑。”（见《三国志》卷五十六）孙权破关羽一事，在建安二十四年，即公元209年，都武昌则在曹丕黄初二年（210）四月。据此亦知，汉末丹阳郡已有宁国县。
然而，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后补入范晔《后汉书》）不载宁国县。据学者考证，《续汉书·郡国志》的断限在永和五年（140）左右。（见周振鹤、李晓杰、张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因此，宁国县的设置必在永和五年之后、黄初二年之前。
又据《宋书·州郡志》：宣城郡之广德、怀安、宁国、安吴、临城皆为吴立（见卷三十五）。而孙吴政权的基业是由孙策奠定的，孙策向袁术借兵渡江始于永平二年（195）。
据此并结合前文，可进一步推知，宁国县是孙吴在汉末建安年间设置的。这一观点得到了后世学者的认可。唐人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宣州宁国县下云：“本后汉末分宛陵南乡置，属丹阳郡。”（见卷二十九）北宋乐史在《太平寰宇记》也是如此记载：“宁国县，本汉宛陵县也。《志》云汉末分宛陵南乡置焉，初属于丹阳郡。”（见卷一〇三）
据目前所掌握的史料，把宁国建县时间定于建安十三年（208）始于清初顾祖禹。他在《读史方舆纪要》一书中写道：“宁国县，汉宛陵县地。后汉建安十三年，孙吴分置宁国县。”怀安县也是在同一年由宛陵县分置。（见卷二十八）这一观点见于方志则始于1997年版《宁国县志》。该志《大事记》开篇即云：“建安十三年，孙权分宛陵县南境地置宁国县，为防山越，在今城西南13里独山筑城，隶属丹阳郡。是年，孙权分宛陵县南境地置怀安县，县治在今城南40里虹龙乡境内，隶属丹阳郡。”自此，宁国建县于建安十三年遂广为人知。
对于宁国建县时间，《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第二版）怀疑在建安元年，即公元196年（该书在196后加了一个问号）。该书由周振鹤、李晓杰、张莉共著，2019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鉴于该书东汉部分由李晓杰撰写，故可认定该观点实际是李晓杰提出的。
李晓杰虽然怀疑宁国建县时间在建安元年，但并没有分析理由。但该书对建于建安元年的安吴县（与宁国县同属丹阳郡）分析甚详，或许可从中一窥他认为宁国建县于建安元年的原因。该书“安吴县”条载道：
《三国志》卷55《吴书·程普传》载，孙策时，普“后徙丹杨都尉，居石城，复讨宣城、泾、安吴、陵阳、春谷诸城，皆破之”。吴增仅《三国郡县表附考证》卷7据此以为孙策过江时分置安吴。其说可从。
据前文可知，孙策是在兴平二年渡江的。约在建安元年（196），孙策已平定丹阳郡宣城以东地区。安吴县就是在这时平定的，故在建安元年置县。李晓杰抑或认为宁国也是在这时平定的，故而怀疑宁国也是在孙策过江时设置的。
实际上，吴增仅认定安吴在孙策过江时分置，其依据是《程普传》的记载，是有史料作支撑的。不过，是传并没有言及宛陵县（或者宁国县）。因此，不可依此类推，认定宁国也是在这时设置的。当然，孙策在俘获太史慈之后，便控制了整个丹阳郡，时在建安三年（198）。宛陵县南境自然也在孙吴控制之下。但是，在没有充分证据的前提下，不可轻易认定宁国就是在此时建县的。
还有，宁国和怀安是同年建县，若认定宁国是孙策过江时设置的，与宁国相邻的怀安也应该是在此时设置的。但是，李晓杰在书中又根据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的记载，认为怀安县是建安十三年分置的。这是不符合逻辑的。其实，《读史方舆纪要》也明确记载了宁国县也是在建安十三年设置的，不知李晓杰为何置此而不顾。笔者对此疑惑不解。
近年，宁国本地学者诸葛平对宁国建县时间又有新解，认为建县时间在吴嘉禾六年，即公元237年。同时，对“建安十三年”说进行了批驳，其基本观点是：《后汉书》所载丹阳郡下属16县没有宁国，故建安十三年宁国未建县。（见《宁国府之宁国考》，2019年，下同）
很明显，他不了解《续汉书》《后汉书》的断限时间在永和五年左右，故得出错误的结论。他又说：“建安十三年，孙吴军队并没有在宛陵境南用兵，也就没有可能置宁国了。”是年，孙权从丹阳郡析置新都郡，确与境内用兵有关。但是，郡县设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可将是否用兵视为郡县设置的必备条件。
接着，诸葛平阐述了在嘉禾六年建县的理由。他根据《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记载，提出诸葛恪在嘉禾三年发动了针对丹阳郡山越人的战争，到嘉禾六年十月事毕。于是，“按照惯例，析宛陵南境置宁国、怀安，泾南境置安吴进行有效管理”。
诚如其所言，宁国县的设置确实与平定山越有关。但是，在孙权建号立国之前，东吴就基本平定了今皖南境内的山越人，于是析置大量新县进行管理。（见陈健梅《孙吴政区地理研究》，岳麓书社，2008年版）正如谭其骧先生所言：“迨孙氏立国江东，三吴为根本所系，经营辟划，不遗余力，而新县林立矣。”（见《长水集》，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就丹阳郡而言，就新置了8县，除宁国、怀安之外，还有广德、始安、安吴、永平、临城、臼阳。此后，山越人虽时有叛乱，但东吴政权总体上能够控制局面。因此，绝不可能等到嘉禾三年征讨山越，才进行郡县析置。
同时，征讨山越也是孙吴政权对南方山区的开发过程。《续汉志》丹阳郡领县多集中在北部，中南部设县较少，说明其时郡之南部尚未大面积开发。降至汉末，地为孙吴所据，经济有了一定的开发，人口亦随之增长，分置新县是势所必然。李晓杰便认为，“汉末丹阳郡析置众多之县，盖与孙吴定都于此，着力开发，经济发展、人口增长有关。”（见周振鹤、李晓杰、张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其说甚是。
综上，建安元年、嘉禾六年二说或证据不足，或立论有误，或置基本史料不顾，其说不足信。在没有充分证据之前，不可轻易否定宁国在建安十三年建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