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欧洲崛起史：自治外交与财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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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航海时代之前，现行的民族国家是不存在的，因此自治外交团体，跨国交涉是非常常见的。
国王之间可以外交，领主之间也可以跨国外交。
按照我们如今的观念，巴黎是法国的首都，因此巴黎做的事就不能叫做外交。
而法国政府的对外交涉，才能叫做外交。
但在当时多层次的封建体制下，两者是没有区别的。
“领事”你既可以说是个人的，也可以说是官方的，其实就是自治团体任命的一个“头领”。
在欧洲的封建制下，彼此之间也是相互承认的。
像是中世纪英格兰东南部英吉利海峡沿岸的“五港同盟”，专为王室提供战船和水手。
服务于王室，我们肯定会认为是官方性质，但实际上就是几个港市所组成的自治联盟，欧洲大陆的君主也相互承认。
而到了东方，我们则是难以理解的。
外交冲突
到了十九世纪，英国人渐渐取代像是西班牙、荷兰等老牌殖民者的地位，并加大了对外扩张，到了中国，引起了清帝国官员们的注意。
这些商人的行动，对中国传统的“编户齐民”制度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编户齐民，就是规定政府必须按姓名、年龄、身份、相貌、财富情况等项目一一载入户籍，户籍在哪，人就在哪，这样可以方便地方官员的管理。
外国商人的进入，使人口流动大大增加，于是郡县制度下的“编户齐民”体系就变得异常脆弱。
外来商人来做生意，最少也需要住上十天半月，当地人随着商人外出做生意，一走就是一年半载。
本该在这儿的人不在，不该在这的人又冒出来了，户籍一乱，于是沿海地方官员的工作就变得异常困难。
郡县制下的“编户齐民”和封建制下的“自治外交”，根本就不可能兼容，于是双方产生了冲突，和自身体系的动摇。
一开始大清海禁，只留广州作为通商口岸，把对外接触，收缩到一个小口，然后大清就当没有这事。
然后大清沿海官员们，对来广州定居的欧洲商人，按照“里甲式”统一编户成籍。
意思是，就算你是外国人，但我还是把你按照“编户齐民”来统治，再从这些商人中，选出一个“保长”之类的官，让“保长”去管理这些商人。
但运行下去就发现有很多问题，首先那些商人彼此之间本就不认识，就算是来自同一个国家，也分属不同公司不同的自治团体，根本不可能像“保甲制”按照连坐法的原则，接受你的统治。
于是出现了“大班”，大班就是外国商船中的管货和处理商务的货长，依照其职务高低，分别称为大班，二班，三班，以后成为对洋行经理的称呼。
这种制度不是双方故意设计和接受的，反而是双方都不满意，但又不得不接受的一种制度。
按照清朝官员的想法，大班就是“保长”、“里长”的另一种称呼，万一出了事，找你负责就行了。
但在实际中，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出事的话，船长可能把人抛下，开着船就跑了。
所以，清朝官员们希望能够建立起更有效的组织形式，约束好这些外来人，不要给我们添乱。
而欧洲人已经习惯了在世界其他地区横行霸道，所以觉得这种制度绝对是歧视的，不公正的，且没有人权的。
比如如果没有“编户齐民”建立户籍，就不能在这里安家，而且不准带女人，只能在商旅里面短暂停留。
于是引起了不应该叫做“外交冲突”，应该是大清自身的宪法危机。
不少儒家士大夫认为，广州十三行就是“汉奸”，因为这些混乱就是这帮人制造出来的，但最后看在钱的份上，同时又没有更好的办法，就恢复了原来的的制度。
最后搞出了“领事制度”，因为大班就是一个商人，他有自己的工作，其他商人最多把他当做伙伴，而非是“头领”，你本来就没资格管我。
而领事的权力就大一些了，大清这边希望领事能够有效的管理那些外来商人，外来商人也希望领事能够保护自己。
领事制度看起来要比大班正式一些，但如果按照欧洲当时体制来说，仍不属于一个国家法定权力的制度。
只是因为欧洲和中国制度之间，出现了冲突才出现的这一体制。
领事之中，有一个人叫做查理·义律，从当时英国宪法来讲，实际上他并不属于英国官方的官员，也没资格代表英国政府。
但他总是能用各种手段迫使英女王保护他，这就给大清官员造成了一种误解，这个领事是受英国保护的，是由英国政府负责的。
至少大清官员是这么认为的。
但是从英国方面看，查理·义律未经英国政府的授权，也不具备领事裁判权。
鸦片战争就是在这个情况下发生的，最后签订《南京条约》五口通商，就是欧洲的自治团体在中国得到解放，这些权力像是租地、经商、纳税、治外法权。
这些就像是英国封建制度下通过《大宪章》从国王手里得到的权利，放到英国是再正常不过的。
契约
《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商人按照他们的历史地位理解，这就是的东方的《自由大宪章》。
《大宪章》就是国王层级下的附庸，跟国王签订的一系列契约。
现在我们把“宪章”、“宪法”看得非常神圣，但放在当时，就相当于一个“合同”。
每个国王即位的时候，都需要签订一个合同，这就像你租房到期了，再续约签订新的合同一样，像是房租涨价、租约延长诸如此类的。
不论是亨利二世（金雀花王朝建立者）这种比较出名的国王也好，还是斯蒂芬这种昏庸的皇帝也罢，每个国王都需要签订一个宪章。
这个宪章的内容，就是国王和各个附庸之间的合同。
合同中规定，国王需要做什么，领主们需要做什么。
比如国王去打仗，臣民们一般也是要跟着去的，或者我出一笔钱，那我就不去打仗了。
类似的具体内容还有很多，因为封建制度是人和人之间的契约，不是公共制度，这种契约取决于人的偏好，因此是千奇百怪、无奇不有的。
其中有很多契约非常特殊，比如国王宴请宾客的时候，你负责招待，卖酒卖肉请客吃饭。
这也是骑士役的一种，这样做以后你就不用上战场打仗了，但是你需要招待请客吃饭，就是你和国王之间形成的契约。
类似的还有为国王扛旗，有一种骑士就是战争时专门为国王举旗帜的。
这种人在战场上特别显眼，因此很容易牺牲，所以他的条件就非常优惠。
还有为国王负责背包，这种就类似于后勤，我不负责打仗，但是有什么物资或者有什么战利品需要运输的话，我就替你背包。
这种契约还有很多，分门别类，少说也有成千上万种。
在签订大宪章的时候，就是要求新的国王尊重之前的国王，在原有的旧宪章下，也会更改一些契约。
这些契约形成了一种“财产权”。
财产权
英国的这个“财产权”，是一种多层次的财产权，与罗马治下的“物权”有很大的区别。
并非是翻译上的不同，罗马的财产权，就是物权。
比如我拥有一个东西，那么意味着我拥有这个有体物的物权。
有体物，就是看的见摸得到的东西。
看不见的，比如无线信号，就是看不见的，因此不允许我对无线信号享有物权。
还有就是我发明了无线信号，那也对不起，脑子里的想法也不是物权，不受法律保护。
只有当我做出来实物，比如一个路由器，看得见摸得到，才能够承认我拥有路由器的物权。
这个东西属于我，就不会在属于其他人。
但是，罗马的物权有一个重大的问题，他防的是外人，而不防皇帝。
皇帝有权力征收你的所有财产，路由器属于我个人，但如果皇帝需要，甚至要我的脑袋，那么都在皇帝的权利范围之内。
税收就是皇帝需要的东西，这就是罗马对于税收的定义。
而封建法，特别是成熟完善之后，这种财产权就涵盖了很多用物权不能解释的抽象的东西。这也为后来的“专利权”出现奠定了基础。
比如，虚拟的财产权，我的祖先与某个领主或国王签订了一个契约。
这个契约规定，我可以在国王的城堡之外某个地方优先开一个面包店，我做出面包后必须交一部分给国王品尝。
我现在不想开是另一回事，只要我想，其他人就不能干涉，包括国王。
这是我的祖先与国王签订的一种契约，由于复杂纠纷，可能当时我的祖先是个面包师，但到了我就成了酿酒师了，而这个地也不能一直空闲着，那么我就可以把这个权利出售，价钱也不贵，我放弃这个权利，你们谁想开这个面包店再开。
当然还有更奇怪的条约，或者说称不上条约，就是合同，这个条约签署范围是五花八门的，我和英国国王签，就是英国宪法，如果和法国国王签的，就属于“外交”的一部分。
其实当时欧洲人是没有这个概念的，内政、外交没什么区别，反正都是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