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大器晚成”呢,还是“大器免成”呢?

文|新知堂原创

前几天与我的一位朋友就治学方法的问题发生了一次较激烈的争论,他的观点在于我们研究《道德经》就需要拿到它的最原始手稿。

比如,我要使用王弼本进行我的研究,我就需要从王弼手书的篆书碑文中(据朋友说王弼的原本是篆碑)直接翻译下来,这样才能推导出最真实的结论,因为我的朋友认为我们经常读到的通行本八十一章经文只是别人通过篆碑翻译后的第三手甚至是第四手的材料了。

这次争论促使我考虑老子经文的版本问题。在这次争论中,他曾提到过在帛书老子经文中“大器晚成”是写作“大器免成"的,以此来证明研究老子需要得到一手资料的重要性。

“大器晚成”这四个字出于通行本老子第四十一章,其全文如下:
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纇。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质真若渝。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夫唯道善贷且成。
我的朋友指出帛书老子经文中“大器晚成”是写作“大器免成”的,并提供了一个视频作证据。我的第一感觉“大器免成”是不成词汇的,它的意义如何理解呢?我甚至想它是不是“晚”字在抄写的过程中漏了一个日字旁造成的。
通过看了朋友转的视频后,我看到支持“晚”为“免”的证据主要有两点:
一、帛书经文写作"免”,这被看作是它的事实证据。
二、经文中“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这四个词语并列,其中另外三个词汇的第三个字分别是“无”、“希”、“无”其意义都是否定的,单单它写作“晚”是肯定的,出于对仗工整的考虑“晚”改为“免”字更为恰当。其实这也不失为一个道理。
这里“免”字作不或无解,“大器兔成”可以理解为大器无成或大器不成,解释为成大器者不要求成功。这当然也能成一说,不仅如此,在帛书老子未出以土前也曾经有人怀疑过这个事。这也可以算作此说的一个证据了。
我与朋友的根本分歧在于,我认为他要求研究资料的一手性对于研究老子思想而言并非是一个绝对必要的条件。问题还在于谁能保证哪个本子更接近于老子的原意呢?新近出土的文献,帛书老子大约成书于汉初,甚至其中的甲本专家还称应当成书于刘邦称帝之前。
楚墓的竹简本老子成书于战国时期,比帛书本老子早了大约一百年,但它的内容只有通行本内容的五分之二,明显是一个节抄本。我们现在学术界流行的通行本是王弼本,大约成书于魏晋时期。
从成书的节点上看,竹简本早于帛书本,帛书本又早于王弼本。这个成书时间的迟早能说明什么问题呢?我们能不能够因为竹简本老子成书最早就断定它是最好最接近老子本意的一个本子呢?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无论是竹简本、帛书本、还是王弼本它们都是抄写本,都不是凭空而来的,除非你能够证明它们其中的某本是老子本人手书。
假设竹简本抄于本子A,帛书本抄于本子B,王弼本抄于本子C,但这些本子A、B、C、又从哪里来的呢?它们又必然也都是转抄而来的,往向找分别找到A1、A2、A3……,B1丶B2、B3……,C1、C2、C3……。
但这个向上追朔的过程也不是无限的,它们总是能找到各自的祖本,比如祖本A、祖本B和祖本C,而这三个祖本的之间关系就难以确定了。它们可能会归结于同一个本子,也就是老子亲手书写那一本,也可能会归传为一个或两个或三个手抄本。
假设追到头也都是三个独立的手抄本。这时若追问其中哪个本子更真实更接近老子原意呢?这个问题根本就是一个无法确定的问题。
但我的朋友可能还有另外一层意思,那就是你如果就以王弼本为主,那你就找王弼的手书原件,据朋友说那都是些篆碑,说我应该直接从那儿翻译解读。
他以为我们能找到的本子,都是别人从这些碑贴中翻译下来的二手或三手的资料了。至于碑呀贴呀,我不懂,篆书更没办法读了,所以这个方向我无法议论,但我总以为其实是没有这必要的。
我研究老子思想是基于以下思考:
我并没将《道德经》看作是一部很神圣,不可理解的著作。我只将它看作是某个古代学者撰述的自己对于自然与社会基本结构与原理的哲学假说,它在本质上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康德、黑格尔等哲学家的著作没有什么区别。
也就是说老子著述《道德经》就是为将他的思想,将他对自然与社会的独特理解通过这些文字传递给大家。我们研读老子经文就是为了获取老子的思想和他对自然与社会的独特理解的主要观点。
假设我们自己准备写一本表达自己对某一事物独特见解的著作,那我们该怎么写呢?首先我们要在文章陈述自己的主要观点。陈述主要观点的语句,我们称为命题。如果在陈述主要观点的过程中,我们需要使用别人不曾使用过的概念,我们就需要选择恰当的词汇,并赋予其特定的含义,这就是下定义。
其次,我们还要论证自己的结论,我们的观点是怎么得出来的?为什么是对的呢?这就是论证和证明。作为一个思想形态,作为一个理论假说,这些要素是必然要有的。假如,《道德经》是一部哲学学说,那它也将必然包含类似的内容。
要有其主要观点的陈述,其结论的论证过程和特有概念的定义。虽然有可能这些内容被隐含在字里行间之人内或之外,但一定要有,否则就不一部旨在说理的哲学假说。
也就是说文字作品中词汇、语句的组织不是任意的,它服从于清晰而准确地阐述作者思想和观点的需要。所以,文字作品中的词汇、语句或是在陈述作者的主要观点,或是在给自己特有的概念下定义,或是在论证作者的主要观点。
不存在没有意义的概念和命题,它隶属于这个思想和学说的整体。个别词汇,语句的陈述不可能作出与整个学说的中心思想相矛盾的结论。比如,我写了一篇研究相对论的论文,结果论文中却出现了反相对论的超光速的结论,那么这篇论文就不可能是一篇成功的论文。
具体到这一章的文字,它是在讲述道的一个特性。道在老子的定义中是一个实体,是一个"实物”,但道这个实物与我们经验世界中可观察可经验的实物不同,经验中的实物具有颜色、形状、形态、密度、重量等可经验的特性,但却存在一个天然的缺陷就是都不能够永久存在的。
万物都是有限的,而宇宙本身却是无限的,这是一个明显的矛盾,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呢?哲学家们便预设一些无限的事物来作为宇宙的原因。老子的道也是在类似的预设下产生的概念。所以,道在老子定义中是无限的实体,无限的实物,但它却不具备颜色、形态、形状、重量等可经验的形式。
不具有这些形式不就是无,不就是什么也没有。即然它什么也不是,又不能被看到、听到、知觉到,凭你这一说那我就信了吗?所以,道这个概念提出来就不可能被所有人接受。
经文中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也就是将信将疑,下士闻道,大笑讥之。不笑不足以为道。老子说道就是这么一个实物,无限又真实,但就是不具备有可经验的形式。
说它真实就必然会有人信,你看自古到今都有人去研究它,其名不废。
说它虚无就必然后有人怀疑它,嘲笑它,表示完全不接受,所以中士闻之,将信将疑,下士闻之,大笑讥之。
就好像我们谈论鬼一样,总会有人发笑。所以,道这一概念是有和无的统一体,真和假的统一体,虚和实的统一体。
为什么不笑不足以为道呢?就是因道实中必兼虚。老子为什么说“大智若愚”呢?就是因为只有这样才符合道的实中有虚的特性。
所以,什么“大德若谷”、“大白若辱”、“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这些都是用来论证道是有无、虚实、真假统一体的这一特性的。
这些都是例,证的理就是道又无又有,又虚又实。所以我们无论对这些词汇做何种解释,只要不违备这段文字的中心意思,就是对的。
即使是有些字词由于年深义古,难以通解,只要有一部分能解通,能获得这一中心思想就达到目的了。我的意见是我们通过研读通行本获得了老子一个思想和学说,以后不管出现多少版本,不管它个别字词上的区别,只要新文本不足以推翻这一学说,也就没有必要重新立论。
“大器晚成"可以理解为大器者往往成熟的最晚,大器是真是实,成熟的最晚,是虚是不足,实中有虚,可以用于契合道的亦虚亦实的特性。
“大器无成”,可以理解为大器不成,勉强成一说,但成大器者不要求成功这一解释不通。还有一点,不论晚还是免,即使没有"大器无成”这四字仍旧不影响我们对经文通篇的理解,即使将晚改成免也不足以另立新说。
思想家撰著文字作品的实际过程是,他头脑中先有了思想和主要观点,是这个思想和这些观点驱动他撰述文字作品,文字作品服从于清晰阐释和论证他思想和观点的需要,说什么怎么说都是围绕着这个目的而来。
我们阅读他们的著作就是为了通过读这些文字来获悉那个驱动它们之所以为是的思想,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文字作品的语言文字上。
我们理解的过程也不是只有在逐字逐句全明晰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实现的,而是在我们阅读其主要陈述或重点论证的过程的某些主要章句中获悉了某个重要思想和主要论点,回过头再通看全文而最终获得一个霍然明朗的感觉,理解的过程才告结束。
追求逐字逐句的准确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准确本身就是相对的,况且即使著作者本人还有可能写错字和别字呢。尤其是阅读古书,年深日久,有古字词的本义已经不可能找到了,再加上代代传抄,错简错排,漏写加字错字别字假借字等现象的存在,已经无本原面目可寻了。
难道古书就不能读了么?只要阐述和论证其主要观点的章节存在,思想就能够流传下去,就能实现以文字传播思想的目标。
所以,我反对传统经学的研究方法,主张以理性客观的对待,要知道真与假的标准不在于哪个权威说了算,而在于言论本身首先要合逻辑合理性。逻辑上自相矛盾的结论,不管是谁说都不可能成为真理。

【参考文献】

《老子译注》 高亨

《老子》 李存山 注译

《老子思想初探》 李红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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