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鲁迅先生诞生140周年： 乔丽华： 关于朝花社的合作者“合记教育用品社”
作者简介
乔丽华, 200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上海鲁迅纪念馆研究馆员、研究室副主任、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主要从事鲁迅及现代作家研究，近年来的代表性著作有：《鲁迅与左翼文坛》（2019年）、《“美联”与左翼美术运动》（2016年）、《我也是鲁迅的遗物——朱安传》（2009年）、《藏家鲁迅》（2004年）等。
1928年下半年鲁迅与柔石、崔真吾、王方仁等成立朝花社，1930年初因资金亏空等原因宣告结束。这期间朝花社出版的《朝花》周刊、旬刊及其他图书，均由合记教育用品社发行。关于朝花社出版物由合记发行的原因，许广平的回忆里曾述及：这是王方仁主动提议的，因为合记教育用品社是王方仁的哥哥办的，可以获得纸张费用及代售等种种便利。[①]但二者的合作最后显然并不成功，许广平明确指出原因在王方仁以及代售的店。鲁迅1930年1月19日给李霁野的信中也提到“这是一部分人上了一个人的当”，虽未点其名，却也很明显了。那么，合记教育用品社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为什么鲁迅一开始会同意与它合作？本文根据《申报》的相关报道、广告，对合记教育用品社的情况做一介绍，并对王方仁与朝花社的关系做一些探讨。
一、合记教育用品社的情况
《上海市地方志》在“仪器文具业”条目下有如下介绍，其中提到“合记”：
开埠初，仅扫叶山房，文瑞楼等经营书籍兼营'文房四宝’。西欧文化输入，办学校，设洋行，进口仪器、文具登市。咸丰十年（1860年）、同治九年（1870年），伊文思书馆，别发印书馆先后在南京路创设，兼营进口文具。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镇海人钟观光、虞祖辉创办科学仪器馆，引进样品仿造理化仪器和教育用品，是国产仪器新式文具开端。宣统元年（1909年）王孝堂在河南路190号创办合记教育用品社，为上海最早文具专业批发店。宣统二年文仪洋行（原鲍根）制造、经售文具打字机、办公用品。商务印书馆、中华、启新等书局和笔墨庄先后兼营仪器文具。民国10年，仪器文具网点13家，大多集中在棋盘街（今河南中路福州路至金隆街间），与福州路书业汇成文化街。五四运动后，民族文具工业发展，国产钢笔、墨水、铅笔应市。民国30年，区内仪器文具业114家，1949年达135家，职工1893人，分别占全业33%和78%。业内形成仪器、文具、体育用品、打字机等自然行业……
文中的王孝堂当为王筱堂，系合记教育用品社创始人。合记创办于1909年，1941年2月11日《申报》刊登《合记教育用品社卅周纪念大赠品》的广告中提到：“河南南路合记教育用品社，创立迄今，业已三十二载”，据此可推算。1914年3月30日《申报》刊登的一则《合记敎育用品社迁移广告》可使我们了解它最初创业的情况：
本社向附设在中国图书公司内，今因扩张营业，于三月三号起迁移在棋盘街平和里□门八十五号交易。凡学堂文具及画图机器风琴等□□上等器物，价目格外克己，以酬 惠顧諸君之雅意。[②]
中国图书有限公司创办于1906年，设在上海棋盘街（今黄浦区河南中路一带，当时的公共租界内，因马路纵横分明犹如棋盘而得名）。这是由张謇发起，联合中国绅商资本创立的图书公司，张謇在给清政府商务部的电报中称其创立宗旨为“纂译学堂课本敎科并仿造各种机器模型以保国家敎育权”。[③]作为一家官商结合创办的实力雄厚的文教公司，在此后的经营中却并不顺利，1914年3月28日《申报》刊登了该公司出盘解散的告示。合记教育用品社起初就附设在中国图书公司内，合记迁址的广告就在中国图书公司宣布清盘解散的两天之后，可见除了扩张营业的需要，与中国图书公司全面结束业务也有一定关系。
尽管时局并不稳定，但合记教育用品社的发展势头却相当好。特别是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民族产业获得了良好的发展契机。在此背景下，1921年8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发起成立了上海仪器文具公会，《申报》报道如下：
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科学仪器馆、实学通艺馆等，发起仪器文具公会，昨日在山东路萃秀里三百十四号门牌该会事务所开成立会，到者有合记敎育用品社等十余家，共同讨论进行方法。想此后国产仪器文具，定有一番进步也。[④]
上海仪器文具公会成立后，中华书局代表薛季安、实学通艺馆代表张椿年、商务印书馆代表郭梅生、科学仪器馆代表何柏龄、合记敎育用品社代表王筱堂等五人入选为董事。1924年5月、1925年5月，上海仪器文具公会召开第二、第三届年会，合记王筱堂均入选董事。1928年8月仪器文具公会改组，有 27家同业公司加入，《申报》报道如下：
四马路太和坊仪器文具公会，成立已届八载，曩日会员劳资兼收，自去年敎育品职工会成立后，势不得不从事改组。上月间，曾将改组为仪器文具同业公会之章程，呈奉农工商局核准在案，兹闻该会同业加入者，已有合记敎育用品社、实学通艺馆、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科学仪器馆、上海仪器公司、合众敎育用品公司、民生工厂、华新公司、益新敎育用品社、马利工艺厂、三育日新公司、育新文具社、振益仪器馆、中华工艺厂、精勤习艺所、上海风琴厂、大丰工业原料公司及各风琴厂等二十七家，会员已不下四十人……
在这则报道中，合记教育用品社排在同业第一位，排在实学通艺馆、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公司之前，或可说明此时的合记在上海仪器文具业已处于引领的地位。《申报》以下两则报道体现了合记当时的“段位”：
本埠市商会商品陈列所，举办永久国货商场，迭志本报。近闻该所筹备，一切业将就绪，场内各部，续有华生电器厂、张小泉杭剪厂、美艺鉴赏社、大中华套鞋厂、大方万袜公司等加入，故已稍有变更。尚余地位三方，近正由合记敎育用品社接洽租赁。该所拟自下月一日起，着手收取保证金，一俟保证金缴齐，即行定期约（在十日左右）召集参加厂号，举行代表会议，俾于六月上旬，提前开幕云。[⑤]
汉口路浙江实业银行同人，每届年终，例有聚餐联欢之举。昨日下午六时，假坐陶乐春菜馆，举行年宴，此届并由委员会筹备各种赠品，以助余兴。凡与该行素有往来行家，如金海贸易公司、履瀛西药行、中国化学工业社、亚浦耳电灯厂、新亚药厂、科学仪器馆、合记敎育用品社、大众笔厂、寰球香料公司、大中华火柴公司、霍杰士洋行、元昌行、华东烟草公司、汉成洋行、中国肥皂公司、综谊药厂、联合赠品公司、立兴洋行、美最时洋行、文华阁图书公司、恒记照相材料行、梅林食品公司等，均纷纷致送出品，九时余，举行抽签，闻头彩为耶克洋行所赠本牌留声机器一只。一时觥筹交错，尽欢而散。该行委员会同人，对于致送赠品各行家并表示十分谢忱。[⑥]
在倡导国货的20世纪20至30年代，合记跻身上海滩著名国货品牌之列，这自然与合记创始人王筱堂的苦心经营是分不开的。关于王筱堂其人，《申报》在他去世后发表了一则报道，称其为“文具界巨擘”，全文如下：
王筱堂君，浙江镇海人，旅沪四十余年，办事干练，实行，不事虚饰。淸末，鉴于我国敎育，正在萌芽更革之际，用具当随潮流而变易，工欲善事，必先利其器，发扬文化用品为急务。乃联络林康侯氏故史量才先生，集资设立，合记敎育用品社。王氏为经理，苦心一志，惨淡经营，营业蒸蒸日上，遐迩闻名，创立已经三十载，执文具界之牛耳，凡海上业文具者，都出其门下。享年六十一，犹精神瞿铄，絮被布衣，怡如也。秋节后，患肝脏症，延中西医医治，无术挽回，遽于十一月二十八日晨六时，与世长辞。择于十二月三日（今日）午后三时，在中国殡仪馆大殓，想海格路上，前往吊奠而仰瞻遗容者，当极一时之盛也。[⑦]
合记创始人王筱堂去世后，王福清接替了合记总经理的职务。1937年抗战爆发，尽管时局动荡，合记的业务仍有一定发展。从《申报》1938年7月、9月刊登的广告可知，合记此时除了位于上海河南路188号至190号的总社，还在广州（西湖路四十号）、香港（荷里活道五十三号）、汉口（法租界公德里二十七号）等地设立了分社。[⑧]1942年12月，又在上海河南路185号添设门市部。[⑨]
1941年合记还举办了三十周年纪念活动，2月8日《申报》刊登合记三十周年纪念的整版广告，有沈恩孚“三十周年纪念”的题词，还刊发了一则《缘起》：
敝社创设于逊清末叶。时科举既废。学校方兴。政府当局。朝野士庶。积极提倡。不遗余力。学者亦竞习新学，研究数理等科。因之新教育文具需要甚殷。然吾国商人尚无专营斯业者。往往创办二校。采购一物。非觅遍于市廛。即求诸于外商。对于教育之推行。实有莫大之障碍。敝社先经理王筱堂先生。有鉴于是。爰集二三同志。筹资创办本社。运销欧美各厂文化用品。货务求备。价务求廉。以扶助教育。便利学者为主旨。并竭力提倡国人自行仿制之货。察其制造精良。合于应用者。无不尽量推销。广为宣传。盖兼寓提倡国货之意焉。创立迄今适值三十周。为酬答 各界历年惠顾之盛情。略备赠品。以留纪念。敬祈联袂赐顾。实深企幸。
这次纪念活动规模不小，除举办特价大赠品两星期的活动，还在同兴楼举办了五百余人的宴会，招待中外来宾，席间南洋模范校长沈同一、文具公会主席黄仲明致辞，最后还有余兴节目，请来了韩兰根、殷秀岑等女明星唱歌。[⑩]在时局动荡的年代，合记能有这样的规模实属不易。
抗战时期，合记教育用品社除了努力维持和扩大业务，作为知名的民族企业还参加了一系列募捐和慰问活动，如1937年11月国民党政府劝募救国公债，合记作为上海市验器文具业同业公会主要成员募捐一千五百元；[11]其他慰问难民儿童、清寒学子等慈善活动，合记也曾出资出物。如《申报》1939年4月一则报道提到上海难民救济分会于儿童节之际慰问难童，不少知名企业赞助了奖品，其中就有合记：“闻已蒙永安公司、道中女子中学、中国国货公司、中法药房、家庭工业社、沙利文公司、中国化学工业社、五洲大药房、中国肥皂公司、大众敎育用品社、合记敎育用品社、冠生园、正德大药厂、开明书店等，陆续惠赠精美儿童奖品甚伙。该会收到后，除掣给收据外，并备函致谢。”[12]1943年夏配合《申报》发起的捐助清寒学子的活动，合记等四家文具厂商慷慨捐助文具作为奖品。[13]
抗战胜利后，合记的事业迎来一个新的阶段。从《申报》的报道可知，1946年4月上海市仪器文具业同业公会召开四百人的会员大会，薛季安、张川如、沈学文、刘季康、王福清等十五人当选为理事，在第一次理监事联席会议上，薛季安被推举为理事长，王福清、张椿年、徐宝琛、张川如担任常务理事。1946年9月，合记敎育用品社、益新敎育用品社等十大文具同业举行庆祝抗战胜利一周年纪念大赠品活动，在开奖仪式上请到潘公展、李熙谋、薛季安三位名流致辞。另外，上海市仪器文具业同业公会还出版了行业会刊《仪文》， 1947年10月创刊，收录至1948年6月，共出版两期。两本会刊刊登同业公会的报告、召开会议的情况、主要会员的动态，还刊登了诸位常务、理事的照片，其中包括合记总经理王福清常务的照片，这些对于了解1949年以前上海市仪器文具业的发展以及合记的发展，都是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综上，1929年与朝花社合作的合记教育用品社，是一家在上海滩颇具名望的文化用品公司，1909年由浙江镇海人王筱堂创办，上世纪20年代已跻身上海文具仪器行业前五强，此后也一直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鲁迅与柔石等成立朝花社，决定朝花社出版的书由合记出售，而不是由书店或出版社发行销售，当初无疑也是考虑到它实力雄厚，希望它能为朝花社的发展助力，能帮助他们实现文学理想，可惜这次合作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
二、王方仁与朝花社
朝花社跟合记教育用品社合作，自然跟王方仁有莫大关系。因此，对王方仁其人，他与合记、与朝花社的关系，是有必要做一些考察的。
朝花社的三位青年中，研究者对柔石和崔真吾的情况了解得比较清楚，相比之下对王方仁所知不多。关于王方仁，鲁迅全集的注释如下：
王方仁（1904—1946） 笔名梅川，浙江镇海人。1926年9月起在厦门大学国文系学习，为泱泱社成员。鲁迅在沪定居后他也随即到沪。所译《红笑》由鲁迅校订并介绍发表。1928年冬与鲁迅、柔石等成立朝花社。其兄开设的合记教育用品社，因在与朝花社业务往来中舞弊赖账，致使朝花社遭亏损而告结束。不久，他即往德国留学。
这段生平简介主要根据他与鲁迅的交往经历，以及1947年在上海创刊的《文艺丛刊》第6期上刊登的署名“史行”的一篇文章《鲁迅与“泱泱社”》：
梅川原名叫王以芳，浙江镇海人，曾译有《红笑》及《七个绞死的人》等书，厦大学生，一度留学德国，听说已于前年患病死，鲁迅对他期望甚深，他去德国完全是受着鲁迅的鼓励。
这一期《文艺丛刊》出版于1948年，据此推断王方仁卒于1946年。但这篇短短的介绍本身有诸多不准确的地方，如开头说《波艇》出了三期，其实只出了两期；又说梅川原名王以芳，通常认为是王方仁；又如说他留学德国是受到鲁迅的鼓励，似也与事实不符。所以，关于王方仁的卒年当存疑。至于其生年，主要根据他在厦门时为22岁推断的。
以下主要根据王方仁当时发表在《朝花》《语丝》等刊物上的文章，对他的情况略做些补充介绍：
首先是王方仁的求学经历。根据1927年发表在《语丝》上的一封信，可推断王方仁去厦门大学国文系之前在上海南洋大学（今天的上海交通大学）就读过。《语丝》第155期《来信照登》刊发了署名“梅川”的信，信中提到沪上南洋大学的学潮，以及南洋大学改组为交通部第一交通大学后，对所谓“赤化”学生进行迫害的行径。[14]我们知道“梅川”是王方仁的笔名，但这个“梅川”是否就是王方仁？查上海南洋公学学生分会编辑发行的《南洋周刊》，1926年第8卷第8、9、10期刊登有署名“王方仁”或“方仁”的作品，可见王方仁1926年曾在上海的南洋大学就读。该校创建于1896年，原名南洋公学，1911年更名为南洋大学堂，1912年后归属交通部，1922-1927年更名为交通部南洋大学，1927-1928年更名为交通部第一交通大学，1928年后更名为国立交通大学。《语丝》上发表的“梅川”的信中就提到南洋大学更名为交通大学一事。当然，这封信中更多表达的是对学校当局压迫进步学生的强烈不满。
王方仁发表在《南洋周刊》上的作品有三篇：诗歌《吊京报及邵飘萍先生》（第8卷第8期，1926年5月12日出版，署名“王方仁”）、《杂感》（第8卷第9期，1926年5月22日出版，署名“方仁”）、诗歌《给》（第8卷第10期，1926年5月30日出版，署名“方仁”）。作为一份学生自治会刊物，《南洋周刊》关心时局，关注社会变革，该刊出版过孙中山逝世纪念专刊，国耻纪念专辑等。学生们对北京的三一八惨案、上海的五卅惨案等感到义愤填膺，积极投入反帝爱国的运动中，有部分学生还参加了非基督教同盟。王方仁发表在上面的作品，除了诗歌《给》是爱情诗，诗歌《吊京报及邵飘萍先生》和《杂感》都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在《杂感》中他写道：“国耻纪念那一天，学校照例放一天假，商界工界照例休一天业。结果：剧场游戏场多几个游客，多几对漂亮的少爷小姐。这些游客，不是将国耻纪念日当一次游玩的好机会吗？但其余的国民，那一日在想什么呢？我可也不能回答。刺激！娱乐！有人心的国民自己仔细想一想！”文中还写道：“三月十八日惨杀消息传到上海，上海的民众，感到些什么？好像没有关系一般。这种情形，表示上海的民众，没有感情。即使一只狗，若有人踢它一下，最柔弱无能的狗，也要狂叫几声，表示反抗。那正是感情的作用，虽然没有什么效力，比无抵抗的受侮，我觉得总高尚一些。” 从这些文字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关心时事的热血青年。
所以王方仁到厦门大学后很快成为文学团体的活跃分子，聚拢到鲁迅身边。《厦大周刊》登载消息《新组织之两文艺社泱泱与鼓浪》：
本校学生新近组织两文艺社，一名泱泱，一名鼓浪。两社皆有定期出版物，鼓浪社编辑之鼓浪周刊，现附于鼓浪屿民钟报出版，每逢星期三出版一次，零售每份铜元二枚，业已出至第四期。内容丰富，类皆研究文艺之作品。科学方面亦有所贡献。出版以来，颇受读者欢迎。其第一号早已售罄。因阅者之纷纷要求，该社拟再重印，闻不日即可出版。至泱泱社系出版一种月刊，名为波艇。不在厦门印刷，寄交上海北新书局代印代发。创刊号已印就，不日即可寄到……[15]
《波艇》共出版两期，其中并没有出现王方仁或梅川的名字。为《波艇》撰稿的作者多数可以确定身份，除了两个笔名：“黑侠（黑俺？）”和“沙刹”，不能确定是哪位作者。所以也有人认为黑侠是王方仁的笔名，但这也是存疑的。不过，在《鼓浪》创刊号上，刊有署名梅川的文章《过秦论》，可见王方仁也是鼓浪社的成员。另外《鼓浪》上有个笔名“岩野”，也值得注意。这位“岩野”在《语丝》《大众文艺》《朝花》《贡献》上都发表过文章或译作，其中发表在《语丝》上的《进高小去》一篇小说，[16]里面的主人公叫“仁”，是浙江镇海附近的人，祖父是读书人，“仁”的父母对“仁”很疼爱，舍不得让他独自去远地方读书。这篇小说很难不让人联想到王方仁。如果岩野也是王方仁的笔名之一，则他来上海南洋大学读书之前，是在宁波石碶的高小读过书。
1928年下半年，在鲁迅的支持下，柔石、崔真吾、王方仁等几位来自浙江宁波的青年人发起成立朝花社，可惜一年多就匆匆结束了。关于朝花社结束一事，鲁迅在文章和书信中有所提及，在《为了忘却的记念》里他写道：“不过朝花社不久就倒闭了，我也不想说清其中的原因，总之是柔石的理想的头，先碰了一个大钉子，力气固然白化，此外还得去借一百块钱来付纸账。后来他对于我那'人心惟危’说的怀疑减少了，有时也叹息道，'真会这样的么？……’但是，他仍然相信人们是好的。”鲁迅没有直接点王方仁的名，许广平1938年的回忆也是用“A”来指代王方仁，尽管如此，跟后来成为烈士的柔石、崔真吾相比，他终究成了一个不那么光彩的角色。在许广平后来的回忆里，关于朝花社的事务主要提到柔石的操持劳碌，相形之下王方仁则是作为对照而出现的。确实，如鲁迅所言，在朝花社后期，柔石为收拾残局奔波卖书非常辛苦，许多事务工作都落在柔石一个人身上。不过朝花社初创的时候，应该说三个年轻人都是出了力的。许广平的回忆里也提到，对于成立朝花社一事，王方仁一开始是很主动的，后来才打退堂鼓了。这一点从《朝花》周刊和旬刊中也能见出端倪。
《朝花》周刊20期（1928年12月6日创刊，1929年5月16日停刊），除少数外来投稿者如琴川、语堂（林语堂）、式微（陈学昭）、闵予、卓治（魏兆淇）、白石（许天虹）、潘训、昌标（陈昌标，即陈范予）、樵子、铜君、玫玫、阑因、若兰、梨子（柔石？）、岩野（王方仁？）等，基本上每期以朝花社成员的译作为主。鲁迅在周刊上发表了译自千叶龟雄的《一九二八年世界文艺界概观》、西班牙巴罗哈的《往诊之夜》等；采石（崔真吾）发表了法郎士的《三诗人》等13篇译作；[17]柔石发表的13篇译作中，以创作为主，也有几篇翻译；梅川（王方仁）发表的14篇译作中，以诗歌翻译和外国作家介绍为主。可以说《朝花》周刊时期几位成员无论翻译还是创作都很积极，至于周刊的编辑有些研究者提到《朝花》周刊、旬刊，只强调柔石在编辑上承担的工作，这未必全面。我们知道，自1929年起柔石接手《语丝》的编辑工作，本身就有比较繁杂的编辑任务。而从鲁迅日记看，经常有“真吾来”的记录，虽然日记没有写他来鲁迅家里是什么事，但很大的可能是商议编辑方面的事。同时，鲁迅日记里也经常记载跟王方仁一起去购书，托王方仁买书，其中不少是外国文学，有些是国外木刻书 ，其中一些显然也是为了编辑《朝花》周刊而购买。因此，《朝花》周刊的编辑工作，应该是朝花社几位同人共同分担和主持的。
《朝花旬刊》12期（1929年6月1日创刊，1929年9月停刊），朝花社成员发表作品的情况如下：鲁迅翻译了一篇日本山岸光宣的《表现主义的诸相》，还有一篇《“二月”小引》；柔石（另有一笔名“金桥”）发表的10篇作品中，包括小说、诗歌和翻译；真吾（崔真吾）发表的7篇主要是小说翻译或外国文学介绍；梅川发表的8篇也以翻译为主。这一时期柔石不再编辑《语丝》，《朝花》周刊改成旬刊后，主要由柔石负责编辑，外来作者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名字：画室（冯雪峰）、虞孙（陈虞孙）、适夷（楼适夷）、芾浪、马萧萧、伊州、庄文等，其中如冯雪峰、楼适夷等不久后都加入了左联。许广平在回忆中抱怨王方仁后来对朝花社的事业不热心了：“那时的A似乎别有所忙，时常往来于上海、宁波之间，有时急待他接洽什么，总老等他不来，责任几乎全落到柔石一个人身上，他很愿尽力，无奈那位A的哥哥店里的关系，柔石去接洽总弄不恰当。结果诸多棘手，卖出去的书，据说一个钱也收不回。几次的添本钱，柔石甚至一面跑印刷所，一面赶译书卖钱去充股本，有时真太来不及了，先生就转借些给他。总计起来大约先生和我及借给柔石的，至少占股本之半。这时A对于译书事忽然不热心了，颇有十问九不理的样子。”[18]在1961年的《鲁迅回忆录》里更提到：“柔石是忠厚的，还不相信鲁迅说的'人心惟危’（见《为了忘却的记念》），而王方仁则奔走城乡之间，为他家建立祠堂大忙特忙，看不到他搞出书事业。在一次看到鲁迅家中有蔡元培先生在座，他就抓住机会，要鲁迅代他向蔡元培先生请求为祠堂题字，把朝花社的事根本置之脑后了。”[19]
从《朝花旬刊》看，无疑柔石承担了主要的编辑工作，付出了巨大心血，不过，从旬刊最后几期看，王方仁直到最后一期都有译作发表。当然从第11期《俄罗斯的通信》连载脱期，编者所发“附告”：“俄罗斯通信以译者小病，待下期续完。”或可以看出王方仁这一时期确实对翻译、对朝花社的事业不如以前热心了。需要指出的是，另一位朝花社成员崔真吾最后5期没有任何作品发表，他的名字从旬刊中消失了，或许是他这段时间忙于写作或其他事务，但也可能是对《旬刊不那么热心了。从鲁迅日记看，崔真吾、王方仁后来都频频离开上海回家乡，这对朝花社的业务自然是有影响的。鲁迅1929年10月在给李霁野的信中提到“朝花社内部有纠葛”，至于具体情况没有说明，这可能与几位青年的立场倾向不同有关，也可能与朝花社经营情况不佳有关。
就像当初成立未名社一样，鲁迅对朝花社的这批年轻人抱以厚望，希望他们能干出一番事业。朝花社三位年轻人，柔石无疑最有才气，崔真吾翻译非常勤奋，王方仁虽不如他们两位，但鲁迅对他也多方栽培，1928、1929年王方仁翻译介绍了不少外国文学，如英国诗人Swinburne（史文朋）、T.Hood（胡德）、A.Tennyson（丁尼生）等一批诗人的诗作，此外还翻译了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作、果戈理的《俄罗斯通信》、安德烈耶夫的《红的笑》等，这跟鲁迅的指引是分不开的。当时有人写信指责他翻译的《红的笑》有抄袭之嫌疑，鲁迅还特意撰文为他辩护。应该说，鲁迅原本期望王方仁在文学之路上能走得更远，所以朝花社的倒闭鲁迅是很痛心的，但对于这样的年轻人，鲁迅也见多不怪，所以在日记中他只记了这么一笔：“夜方仁来，还鲁迅所借泉百五十，即以百廿元赔朝花社亏空。社事告终。”[20]
朝花社的倒闭，与王方仁、与合记肯定有莫大关系，但王方仁是否成心欺诈，让其他几位上当？恐怕很难得出这个结论。朝花社与合记的合作匆匆结束，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王方仁作为一个富家少爷，单凭一腔热情办出版，对困难估计不足，而遇到困难又缺乏韧性，很快就打退堂鼓。他提出由合记教育用品社来发行，却没有考虑到合记并非专业出版发行机构，需要他们这几个年轻人不断积累经验，付出更多心血投入于这番事业中。其次，也需要考虑的是，王方仁在合记的地位和所能发挥的作用究竟有多大？从前面《申报》的报道可知，合记创始人王筱堂大约出生于1875年，王方仁出生于1904年，如果像许广平所说合记老板是王方仁的哥哥，那么年纪相差了将近30岁，所以王方仁与合记老板的关系究竟是否是亲兄弟也存疑。就算是兄弟，王筱堂是否完全支持王方仁的这些文学活动也是个疑问。基本可以肯定的是，合记虽然同意发行朝花社的刊物和图书，但他们有自己的生意经，是不会做亏本买卖的。1929年3月《申报》刊登的法院民事判决中有一桩是合记的官司：
合记敎育用品社王筱堂诉铭记转运公司胡铭侯因赔偿一案（主文）被告应赔偿原告银二十八元六角五分讼费由被告负担本案准为假执行。[21]
从这则判决中可以看出王筱堂在经营上是锱铢必争的。以王筱堂的精明，在图书出版这方面可以试试水，但如果销路不佳就不会继续下去。所以王方仁也是有他的苦衷的。许广平的回忆里就提到，王方仁从厦门来上海后对鲁迅说：“上海学校没有好的，打算自己研究，读点书，不在乎文凭，愿意在先生旁边住，家里也可以放心，否则我父亲不会允许的。”[22]可见他对家庭依赖性很强，并不能够完全独立自主。当然这不是他就此做甩手掌柜的理由，文学的事业本来就是一项艰辛的事业，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是无法坚持下去的。
朝花社结束后，根据鲁迅日记，王方仁去德国转了一圈，回来后的行踪就不甚了然了。按照许广平的说法，“从德国洗个澡转回来，他们的教育用品社更昌盛了，还听他向人说，是鲁迅误会了他呢，可惜柔石忠心耿耿，为这幻灭了的一个小小的文化事业用尽了一大把力，难道这是能用误会二字轻轻遮瞒得过去的吗？幸而鲁迅率直地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中，给柔石留下了真实的性格，使市侩们千方百计无所遁形。”[23]看来王方仁从德国回来后，离开了文坛，也远离了政治，投身到了家族的经营中。鲁迅1931年给崔真吾的回信中让他找“王先生”去拿锌板，或也可以证明王方仁就在合记。但他后来的发展情况不明，1947年《仪文》上刊登了合记教育用品社总经理王福清的照片，从外形上看与鲁迅与泱泱社合影中的王方仁有几分相似，年龄也吻合（40多岁），可惜那张合影比较模糊，而且名字也不同，无法确定这位继任者就是王方仁。
[①]景宋（许广平）：《鲁迅和青年们》，1938年10月16日《文艺阵地》第2卷第1期。
[②]此处字迹模糊无法辨认，用□表示。
[③]《张季直殿撰电陈中国图书公司成立》，《申报》1906年4月30日 第4版。
[④]《上海仪器文具公会开成立会》，《申报》1921年8月23日 第15版。
[⑤]《陈列所国货商场筹备就绪 定期举行会议》，《申报》1931年4月30日 第15版 。
[⑥]《浙江实业银行聚餐记》，《申报》1935年1月22日 第14版 。
[⑦]《文具界巨擘 王筱堂氏作古 今日大殓》，《申报》1936年12月3日 第12版 。
[⑧]这则广告刊登在《申报》1938年7月16—24日，29—31日。关于合记香港分社的广告刊于《申报》1938年9月7—9日、13—15日、21日、26日、28日。
[⑨]《合记敎育用品社添设门市部》，《申报》1942年12月11日 、12月13日 第1版。
[⑩]《合记教育用品社卅周纪念宴客盛況》，《申报》1941年2月23日 第11版。
[11]《蒋委长电王晓籁 努力劝募救国公债 商界已组五十六分队文行细收卅五万馀元》，《申报》1937年9月11日 第8版 。
[12]《慰问收容所难童 各大公司商店书局慷慨捐助》，《申报》1939年4月5日 第11版。
[13]《合记等四厂商捐赠文具 赞襄本报助学》，《申报》1943年7月30日 第3版；《减轻清寒学生负担四厂商赠文具值十余万分赠获助诸生仁风义举鼓励勤勉向学》，《申报》1943年8月13日 第3版。
[14]《语丝》第155期，1927年11月19日出版。
[15]《厦大周刊》第170期，1927年1月1日出版。
[16]《语丝》第4卷第47期，1928年12月3日出版。
[17]有些是一篇作品多期连载，本文每期算作一篇。以下均同此。
[18]景宋（许广平）：《鲁迅和青年们》，1938年10月16日《文艺阵地》第2卷第1期。
[19]许广平《鲁迅回忆录》，1961年5月作家出版社出版。收入《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五辑下》 ，第54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
[20] 1930年1月22日鲁迅日记。
[21]《上海临时法院民事判决》，《申报》1929年3月24日 第16版。
[22]景宋（许广平）：《鲁迅和青年们》，1938年10月16日《文艺阵地》第2卷第1期。
[23]许广平《鲁迅回忆录》，1961年5月作家出版社出版，收入《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五辑下》 ，第5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