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革命胜利后大杀革命战友的原因
明太祖生活在元末动荡时期，残酷的社会现实将他推进了农民起义的大潮中，炼就了他政治与军事的才能，在激烈的较量后成为大明王朝的开创人。然而,在掌握了政权后，那些曾跟他在战场上拼杀的，功勋卓著的文臣武将却成了他的心头之患，为了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个安稳的江山,为了稳固皇权,为了惩治那些骄横的功臣,为了不让自己童年的不幸在他的子民身上重现，他杀戮了大量曾经和他同甘共苦的开国元勋。对功臣的忌惮自古有之，但是明太祖多疑的心态和残暴的性格，使他屠杀功臣无论是数量还是广泛程度都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明太祖杀功臣，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整肃了吏治，但是却造成了政权的不稳、行政效率的低下，后来“靖难之役”建文帝无能将可用，也正因为明太祖建国初期对功臣的屠杀。
一、明太祖杀功臣的程度高
俗话说“兔死狗烹，鸟尽弓藏”，这是历代开国君王打下江山、掌握政权后，对曾经帮助自己登上皇位的人存在戒备与敌视心态，甚至进行杀戮行为的一个生动的描述。开国之君，为了稳固政权，诛杀有功之臣，这样的悲剧自古有之，这也算是历史中的惯例了。然而把这惯例推上顶峰的要算是明朝的开国皇帝明太祖了。汉高祖刘邦开启中华民族封建王朝帝王首次屠杀功臣的先河，但他懂得适可而止，并没有到滥杀无辜的地步，一直在尽量避免君臣之间的直接对立；宋太祖赵匡胤为后代皇帝以温和方式稳定自己的皇权立下了典范， “杯酒释兵权”成为后世美谈；相比之下，明太祖明太祖没有丝毫恻隐之心，他的血腥方式不带有一点人情味，远不及宋太祖的智慧与豪爽。明太祖杀的功臣可堪称多与彻底之最，结果文臣武将被诛杀殆尽。出身贫苦的明太祖，通过浴血奋战成就了一代帝王，这证明了他的野心与雄气。这样一个从社会最底层的人获得政权后为什么会对身边的功臣大开杀戒？笔者就此对明太祖屠杀功臣的原因进行系统的论述，并对此产生的结果进行简要分析。
二、明太祖杀功臣的原因
（一）拔刺
明王朝政权稳固后，明太祖改变了以往作为农民起义首领时的宽容和善的面貌，为了维护其朱明家天下王朝的安全，开始对功臣元勋挥起了屠刀。这也是明太祖屠杀功臣最主要的原因。史书上记载了这样了一个故事，胡惟庸案件发生后，明太祖大肆杀戮，涉及到李善长，命其自尽，并大开杀戒。太子朱标听说后，急忙拜谒他的父亲，为李善长求情。太子情难自持，声泪俱下。明太祖觉得太子仁弱至此，大失所望，取来一跟带刺的棍杖放在地上，让太子握在手中，太子面有难色。明太祖趁机说道：“杖有刺，不可持，持则伤手，拔之无虞。朕诛戮大臣，乃为吾儿拔刺乎。儿非但不察父之苦心，反颇有微词，儿一弱至此，大明江山何堪托汝？”随后明太祖挥剑一阵猛削，很快将所有的刺全都削去，刺杖变得十分光滑，握起来自然就不会有什么困难了，明太祖说道：“如今我所诛杀的，都是天下一些险恶之徒，就如这根刺杖上的利刺一样，我把它们除掉后，再把木杖交给你，难道还有比这更好的吗？”朱标听了以后，不以为然，无奈而退。从明太祖的话中我们不难看出，他杀功臣的心迹，他见太子仁弱，跟他起义打天下的那些将士们各个都是足智多谋武艺超群，他担心在他百年以后，相对单薄的朱标驾驭不了那些人，这些功臣难免会有谋反之心。为了防患于未然，为了他朱明的江山能千秋万代地传下去，他要不择手段地杀戮兴狱，斩尽杀绝。所以在明太祖看来，他的拔刺是有正当性的，这些开国功臣们都是他以前的故友兄弟，一群出生入死的革命兄弟在他获得政权以后要对他跪拜，然而以后对他的子女跪拜就不是件容易事了，更何况，那些开国功勋哪一个不是强兵猛将？他知道他活着不会有人造反，但是在他死后呢？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也算是屡见不鲜。在他生前把那些良弓除去，以防后患，诛杀就是最简单的办法了。为了他赤手打空拳夺来的不易宝座，为了他拼了命打下的江山，为了他的子孙后代永享太平，也许还为了他的黔首苍黎不再一次遭受兵祸，不再过像他小时候那样的苦楚日子，他要保全皇位，保住他的朱家天下，决不能容忍丝毫的威胁与谋逆。明太祖权衡无辜的功臣武将的生命和明太祖家天下的江山，明太祖选择了后者。
（二）整顿吏治
1.维护皇权
纵观明朝的历史，明太祖杀功臣是有步骤的，也就是说他也是有预谋的，目的性很明确，其步骤是紧凑的，最后的屠杀也是一直盘算的。洪武十三年，左丞相胡惟庸以“谋不轨”的罪名被诛，太祖借此大兴党狱。洪武二十三年，颁布《昭示奸党录》，以伙同胡惟庸共谋不轨罪，杀韩国公李善长、吉安侯陆中亨等，株连三万余人。洪武二十六年，颁布《逆臣录》，以某反罪杀凉国公蓝玉、鹤庆侯张翼，牵连万余人。这两次党狱，元勋宿将被杀殆尽。 胡党结束后，他毅然决然废除了丞相制，这无疑暴露了他蓄谋已久的真实想法，明太祖用屠杀的方式彻底解决了中国历史上相权过强这个顽疾。对于胡惟庸这样的小人物，明太祖有意识的培养其壮大，然后在杀掉，以此来解决相权威胁皇权这样的弊端。
自古以来帝王和功臣是相辅相成的。处于危难和外敌的境地时，他们能共患难，紧紧地依附在一起，誓死不分开。一旦大功告成，他们的心就背道相驰，往往会势不两立，或者君主勃然翻脸，对功臣毫不留情地大开杀戒；或者功臣暗生野心，妄想取而代之，尝试一下坐在宝座上的滋味。 因为皇帝不仅仅是害怕功臣对自己的威胁，甚至害怕功臣对自己可能的威胁，功臣也不满足于“位极人臣”的境况，因为皇位这个至高无上的位置，曾经和自己一样摸爬滚打的明太祖坐得，我为什么做不得，对于开国君主更是如此，那彼此只好斗智斗法，希望获得矛盾的解决。而对任何一个皇帝来说，确保江山万代是至关重要的。又因为在皇权制度下，君主享有的特权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很容易引起统治集团内部诸侯的虎视眈眈，引起野心家们的觊觎，尤其是功高盖世的功臣。因此历代帝王绞尽了脑汁要维护他的皇权。为了使功臣更加对自己忠诚，明太祖整顿吏治颁布一些法律，警戒功臣们一定要对皇帝忠诚，要安分守己，要遵循法律，否则就会整治他们。曾经追随明太祖打天下，战功赫赫的廖永忠，得到了别人无比羡慕的殊荣，辉煌一时。可若干年后，廖永忠竟因穿带龙的衣服惹祸上身，谋逆之罪在劫难逃以至被明太祖处死。可见明太祖不允许他的皇权受到一丝一毫的威胁，而大臣的谋反之心并不是纯属空穴来风。
2.惩治违反规定的功臣
为了维护皇权，维护国家的统治，需要建设一整套高质量、高效率的官僚机构，并且皇帝牢牢把握控制着这个机构。在官吏体制中，官吏们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问题多且复杂。吏治的好坏，取决于官吏们的所作所为。中华民族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吏治，把“治吏”置于“治民”之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决定了中华民族政治的这一大特点“治吏不治民”。皇帝处于高高在上的地位，拥有无限的权力，可以任命他手下的任何官吏，但无论如何皇帝不会把他的权力直接伸向民众，对民众进行直接的进行管理。皇帝需要各级官吏来帮助他进行统治和管理，纵然是精力再充沛的明太祖也不是万能的。君王赋予官吏们一定的权力，官吏们需要对君王负责，更需要对民众负责。所以为君者是不能容许官吏们僭位的，也不希望看到官吏们的贪污腐化，害民害己。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分掌国家政权，他们的所作所为，直接影响到社会风气的形成，更牵动着社会的安定和王朝的安危。
明太祖出身寒微，曾经参加农民起义，并在农民起义中夺得了皇帝的宝座。他深深的体会到之所以有农民起义是因为元朝的残暴统治，百姓活不下去而起义，为了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新上演，他采取了发展生产力，缓和社会矛盾的“与民生息”政策，官吏们却争权夺利，隐瞒土地，抢占民田，激化了阶级矛盾。开国功臣多恃功骄傲，僭越封建礼法，甚至纵容子侄、庄奴，杀人多田，凌暴乡曲，接受投献，影蔽差徭，这既加深了社会矛盾，又危及朱氏王朝的利益。从立国伊始，太祖就要求文武勋臣戒慎惕畏，兢兢业业，同心辅国，不可效法西汉的韩信、彭越，“事主之心日骄、富贵之志日淫”的最终结果必是不能相保。在某种程度上，以往遵循的那套礼教已不适用于中央专制集权不断加强的封建社会。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腐化、贪污成习。所以统治阶级需要采取一定的重刑来治理国家，来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维护国家的政治稳定。
明太祖针对官吏的不法行为制定了刑罚，颁布《大明律》，以此为惩治不法之徒的尺度。但是在具体操作运用中他并没有以此为尺度，没有慎重实施，结果重用甚至滥用了刑罚。为了给贪官污吏以极高的警戒，明太祖在五刑之外,还设置了许多酷刑，任意编织罪名，滥杀有功之臣。广施文字狱,加强思想统治，同时大搞特务统治。他还亲自编撰了《大诰》，除了“警省愚顽”的作用外，主要把它作为和《大明律》并行的司法依据，是太祖重典治吏政策实践的放映，但明太祖为了加强专制,不择手段,严重破坏法制,最终达不到“治”的目的,反而是“乱”了。
明太祖的整顿吏治使大明王朝的吏治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澄清，使得朱明王朝杀掉了一批贪污腐化的官员，相对拥有一批关心国事的廉政大臣。但是在吏治的过程中，由于明太祖的不慎刑也使一些有功之臣枉于杀害。开国元勋并非没有问题，很多人居功自傲，肆无忌惮，违法乱纪的现象已经非常严重了，暴露了他们贪婪的本性，追逐权力和财富，使社会矛盾激化。明太祖对于骄横跋扈违反规定、破坏法律、危害皇权利益的人是不能容忍的。功成名就，闻名天下之后，不懂得明哲保身的人，必然会被皇帝视为是皇位的威胁者，作为皇帝是万万不能容许威胁存在的。太祖告诫他们说，“今卿等功成名立，保守晚节正当留意”。
蓝玉是明太祖后期一个优秀的军事家，是一代名将，漫漫黄沙中决策果断，大漠中杀敌英勇，策划精密。但是蓝玉脾气倔强，行为鲁莽，遇事不考虑后果，一意孤行。在他攻破北元之后，帝欲封玉梁国公，以过改为“凉”，凉字是对他的警告，可蓝玉犹不悛，侍宴语傲慢。在军擅黜陟将校，进止自专，帝数谯让。西征而还，命为太子太傅。玉不乐居宋、颖两公下，曰“我不堪太师耶！”明太祖终于忍无可忍了，一把锋利的屠刀指向了蓝玉，以“谋反”的罪名被杀害。让人更加畏惧的是凡是和蓝玉有一丝关联的人也都被诛杀，人数上万，血腥的屠杀之后，功臣名将几乎被杀殆尽。
3.个人受压迫，吏治的残酷性
元朝末年的腐败政治，让他下定决心要整顿吏治；童年的压迫经历，更是让他对污吏心存戒备。少年的明太祖目睹了元朝的如虎苛政害了无数的劳苦大众，包括他的父母兄弟，在残忍的黑暗社会中相继去世，造成了他流浪于民间的悲剧，历尽了艰辛。他亲身体会到了官吏们是怎样的残害虐待百姓，作为受害者，在他身上深深的体现出来了嫉恶如仇的性格，对毫无人性可言的贪官恨之入骨。残酷的现实、悲戚的经历，官吏的怒喝、百姓的哀求，一幕幕景象在他的脑中挥之不去。所以在经过千辛万苦掌握政权之后，他不允许官吏有徇私舞弊欺压百姓的行为。对百姓充满了怜悯与体恤，对贪官充满了憎恨与防备。明太祖为了使他的江山稳固，为了使官吏们尽职尽责，为了使百姓们不再受苦受难，他曾断然的说：“此弊不革，欲成善政，终不可得”。 设置了御史台，加强了对百官监察，远远超过了历代王朝。对官吏施用重刑，对贪官的惩治尤其严厉，凡贪赃60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食草。把诛贪官的事迹列入《大诰》中，以示众人，警戒官员。在惩治了贪官之外，明太祖的态度往往过于偏激，感情用事，认为人人都是贪污的，这使得他在治贪过程中才取了过激的行为，独断专行，是许多人死于不白之冤。他一手制造了“空印案”与“郭桓案”，涉及株连数万人被害。他支持官吏之间的互相检举告发，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诬告成为一种风气，冤案遍地都是，吏治的残酷性使朝廷内外惶惶不可终日。
（三）性格多疑带来的影响
出身贫农的明太祖，没有家产，生活上无保证，十七岁出家当和尚，以乞讨为生。他没有任何文化，当了皇帝以后，每天面对一些学富五车的儒臣，可怜的文化水平，使他产生了自卑心理。他之所以得了天下，依赖于一批文人武将，他的自卑心情绪越压越大，因之形成了猜忌多疑的性格。随时随地都怀疑臣民们不尊重他这个没文化的皇帝。他多疑的性格表现在大杀臣下和皇族，使大臣们恐怖到极致。每天上朝之前都要和家里人诀别，早晨走了不知道晚上是否会活着回来。他尤其对知识分子百般猜忌，残酷镇压。曾经受重用的大学士宋濂因告老还乡，有一年没来朝觐，他的儿子就被明太祖杀掉了。高启在修完明史之后拒绝明太祖的爵位赏赐，而被定为“不肯合作之罪”而被腰斩于南京。这说明，明太祖容不得知识分子。明太祖的多疑性格，促使他用残酷的手段迫害了一些他认为比他有文化，比他高明的人。
由于的猜忌多疑，明太祖借胡惟庸案大兴党狱，成为诛杀功臣的工具。疑心韩国公李善长伙同胡惟庸图谋不轨，赐死时年七十多岁的李善长。一家七十余口也被株连。李善长曾与他出生入死取得天下，对明太祖忠心耿耿，可却被饰以“天有星变，杀大臣以应灾”这样毫无道理的借口被杀。如此无端的猜忌，不必要的杀戮，造成了文臣武将的相继殆尽使许多人才不愿入仕，使国家少了许多栋梁的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