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根：RCEP的前世今生，艰难中孕育曲折中发展
文/陈根
长达8年的谈判之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终于在2020年11月15日正式签署。
作为全球最大朋友圈，RCEP成员国包括东盟10国与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而这15个成员国涵盖了全球30%的人口、接近30%的GDP以及超过全球贸易总量的27%，一举超过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GPTPP）。
无疑，RCEP签署将给受到新冠疫情和贸易保护主义冲击的世界经济注入全新动力。可以说，在当前全球经济低迷、贸易秩序混乱的大背景下，RCEP的诞生是世界经济少有的一抹亮色。一时间，关于RECP的讨论纷至沓来。
尽管对于RCEP的重要意义的文章已经铺天盖地，但RCEP究竟对于中国和区域能够带来多大的好处却并不能立即被定义。回溯RCEP的诞生，可以看到的是，未来平行世界趋势已越来越明显，而全球范围内的自贸规则的竞争才刚刚开始。
从构想到诞生
RCEP最早源于亚太地区出现的多种区域一体化安排与构想。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打破了亚洲经济快速发展的局面，许多国家的大型企业倒闭，一些国家的政局甚至因此而产生动荡。这场经济浩劫让东亚国家意识到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在带来经济快速增长和国际竞争优势的同时，也可能蕴含巨大风险。于是，东亚各国转而寻求区域经济合作来应对风险和挑战。
同年12月，东盟邀请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在马来西亚举行非正式对话与合作会议，从而开启了“10+3”对话。
2001年，由“10+3”各国专家学者组成的“东亚展望小组”（EAVG）提交报告，建议以东盟及中日韩为基础建立东亚自贸区（“10+3”模式，FTAAP），通过长期合作实现建立“东亚共同体”的目标。
在2004年底的“10+3”领导人会议上，中国牵头启动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学术研究。然而，由于担心中国在东亚经济合作中的影响力进一步增加，日本于2006年否定了这一方案，转而提出邀请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共同加入，建立“东亚紧密经济伙伴关系”（“10+6”模式，CEPEA）。由于当时东盟更关注自身共同体的建设，加之中日韩三国之间存在矛盾分歧，东亚区域性合作进程因此而受阻。
就在东亚区域性合作进程受阻的另一边，2009年，奥巴马政府宣布美国正式参与并主导《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这引起了亚太周边国家的高度关注。TPP作为一个高标准的贸易协定，东盟成员中只有4个国家加入该谈判，其余6国皆因不满足条件而被排除在外，东盟十国之间的向心力和东盟在亚洲地区的核心影响力因此面临巨大挑战。
与此同时，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也开始在“10+3”框架外建立三国领导人峰会机制，而中日韩FTA发展前景则严重威胁了东盟在东亚经济合作中的主导地位。
在这样的背景下，RCEP应运而生。2011年 11 月，东盟接受了以东盟为主导的中日共同提案——RCEP，并同意设立与 RCEP 相关的三个工作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
尽管各国普遍看好RCEP的广阔前景，但是当2013年5月9日RCEP第一轮谈判正式开启以后，谈判议程所涉及问题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及推进谈判进程的艰难性远超各方预期。由于参与谈判成员国众多，经济发展水平差别大等因素引致成员国之间存在大量分歧，加之谈判议题和谈判小组数量的不断增加，使得谈判进展的推动异常缓慢。
RCEP的曲折进展
根据计划，2015年RCEP参与国即可完成谈判。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最终谈判并未如期完成，且进展缓慢。
在RCEP进展缓慢的另一边，是2015年10月TPP谈判的结束，并于2016年2月签署该协议。事实上，东盟一直致力于提升东盟十国的凝聚力与维护东盟在东亚区域经济的核心地位及影响力。然而，除了东盟十国中的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越南四国加入了TPP谈判，泰国也表现出了加入TPP的意愿。
这意味着，TPP不仅威胁了东盟在东亚地区的经济核心主导地位，导致东盟的边缘化，更是对东盟的整体性造成了威胁。于是，TPP的压力，加速了RCEP的谈判进程。表现之一就是会议频次增加，会议级别提高。仅2016年就召开了两次部长级会议与六轮谈判，2017年召开了首次 RCEP谈判国领导人会议。虽然RCEP的签署日期被一再拖延，但谈判在踟蹰中还是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眼见RCEP即将获得成功，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并于三天后宣布美国正式退出TPP协议。随后，高举“美国优先”大旗的特朗普政府开始利用双边谈判争取美国利益最大化，并使用各种政治经济手段向谈判对手施压，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浪潮随之到来。
为了应对美国的经济制裁，以及削弱TPP带来的不良影响，RCEP谈判各方开始逐渐达成谅解，并致力于积极推动RCEP谈判进展。但由于印度与其他各国在货物贸易自由化方面关于关税减让等问题，加上谈判各国在关税以外的知识产权、电子商务等领域依然存在较大分歧，谈判最终没能在2018年按计划结束。
事实上，抛开政治因素，印度的退出也有深刻的经济因素。RCEP作为一个涵盖更多领域的经贸协议，也意味着更大的机遇与挑战。比如，RCEP要求的更大程度的服务行业的开放，而这对于印度这样一个十分依赖本国服务业尤其是IT产业的经济体来说，贸然的大规模开放可能带来巨大的对就业市场的冲击，因此印度对于相关条款的考量也会更加复杂。
此外，关税、服务贸易、市场以及投资等方面，印度担心短期内大幅开放其国内市场将对国内工业产生冲击，以及关税降低将对国内制造业造成影响不无道理。最终，在本国内部各方暂时无法达成共识时，印度也只能选择退出。
事实上，这些年来，RCEP之所以出现“马拉松式”的谈判，原因就包括在印度方面“卡壳”。当然，RCEP还是给印度留了“口子”，并且持开放态度，中国在多个场合也都表示欢迎印度在合适的时候能够重返谈判。
回顾RCEP的历史，地缘政治和经贸关系的变化可见一斑。从最早的倡导成员东盟十国，到日本主张的“10+6”模式，显然，对于地处东南亚的这些国家来说，加强自身的经贸联系，是应对世界格局多极化的一个主动选择。
同时，任何一个地区性的经贸安排都存在着边界，RCEP谈判进程举步维艰的原因不仅在于谈判成员国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异，还在于东亚地区存在复杂的政治博弈和众多尚未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以及逆全球化浪潮下兴起的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潮。
此外，南亚的印度、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作为3个域外成员国的加入，进一步增加了RCEP成员国间利益博弈与谈判诉求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这也导致RCEP谈判进程演变成一场漫长的谈判拉锯战，最终致使其发展历程极具长期性、复杂性和艰难性等特点。
自贸规则的竞争才刚刚开始
时下，历经艰苦的长跑之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终于在15日签署，亚太区域的合纵连横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一方面，关税减让是经贸协议给市场的第一印象，各国之间的关税减让将达到一个巨大的规模。RCEP 框架，有利于RCEP的15国形成统一的巨大市场。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会进一步促进区域内贸易，产生经济一体化经济效应，包括贸易创造效应、贸易扩大效应、规模经济效应等。这一深度一体化的大市场，具有巨大的成长潜力。
另一方面，对于全球贸易来说，当前全球贸易环境处于一个比较混乱的局面，WTO对维护全球贸易稳定的作用大大下降。在这样的背景下，占全球经济1/3总量的RCEP诞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稳定当前全球的贸易环境，并且在未来的经贸活动中获得稳定性和安全感。
RCEP整合和优化了五个“东盟+”，形成区域内统一的规则体系。这统一、透明的制度环境，为跨国企业依据比较优势配置资源，重构、优化区域内分工体制和产业链提供了可能，有助于减少降低经营成本，从而提升区域内企业的整体竞争力。
事实上，RCEP十五个成员国的互补性很强，既有日本、韩国这样技术领先型国家，也有越南、柬埔寨这样的劳动密集型国家，还有澳大利亚这样的资源丰富型国家。理论上而言，RCEP区域伙伴如果能够密切合作，一定可以形成一个相当完备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在疫情冲击全球供应链出现大范围“断链”下，为参与各国提供一个抵御外部风暴的港湾。
对于中国来说，倘若RCEP于2021年正式生效，恰逢我国“十四五”规划第一年。RCEP 的达成不仅将对我国宏观经济和相关产业产生影响，更能有效对冲中美贸易摩擦的不利影响。
比如，RCEP可以解决被美国封锁后中国制造业供应链中断的问题。如果美国决心与中国脱钩，或者核心产品对华封锁，有这样大面积、涉及众多发达国家的自贸区即可以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可以从这里购买被封锁后中断的供应链产品，使国内因为脱钩或封锁被中断的制造业供应链重新连接起来。同时，可以继续稳定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就业，这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至关重要。
与此同时，任何一项制度都会有成本。RCEP签署必然带来新的问题。比如，RCEP达成后会改变亚洲的投资战略图，促进生产要素在区域内（大市场）重新配置。这不仅会产生贸易的创造效应，还会引致贸易的转移效应与产生资本转移的“马太效应”，从而增加区域内贫富差距。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在风云变幻的世界形势下，除了看到RCEP 的签署对区域经济发展乃至世界经济的重要意义外，我们也要看到TPP发展壮大的威胁。美国退出TPP之后，日本主导推进TPP，在2018年更是推出了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一协定包含日本在内的11个国家。
CPTTP仍然是一个极高标准的自贸协定，其开放程度比刚刚签署的RCEP更高。理论上而言，更高标准的自贸区，往往更具有竞争优势。
对于RCEP而言，更大的威胁在于美国有可能重返TPP。随着拜登当选美国总统，他有可能重拾当年奥巴马时期的TPP战略。如果美国选择重新加入，将大大提升TPP的地位和优势。未来平行世界趋势已越来越明显，或许，全球范围内的自贸规则的竞争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