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在庆祝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的日子里，翻译出版法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家阿尔贝·马利乌斯·索布尔（1914—1982）这部名著，对我们具有特殊意义。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到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法国大革命史学中占压倒优势。这同自饶勒斯以来的法国史学传统有密切关系，更应直接归功于索布尔撰写的普及法国革命历史知识的著作。
本书的前身《法国大革命简史》最早出版于1962年（后几经修订改用今名），被译成多种文字，风行全球。自从索布尔的业师乔治·勒费弗尔1951年再版《法国革命》一书以来，索布尔这部书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解释法国革命进程的最系统全面的著作。反马克思主义历史家把它称为无产阶级的《圣经》，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索布尔在本书中首先探索法国革命的深刻原因，在100多页的引言中揭示旧制度的各种危机。他把法国大革命划分为3个阶段：从巴士底狱的攻陷到巴黎市府的建立（1789—1792），这一部分叙述资产阶级革命与群众运动的发展；从巴黎人民8月10日起义到芽月、牧月起义（1792—1795），这部分分析群众运动如何促进革命政府的建立以及热月反动与群众运动的结束；从督政府的成立到波拿巴雾月政变（1795—1799），这一部分说明资产阶级共和国和社会秩序的巩固是革命的必然结局。
索布尔始终抓住各时期社会矛盾发展这一主线．突出各种阶级力量的斗争和消长，揭示革命从上升到下降路线的变化规律。他坚持3个基本观点：第一，革命的性质——法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其目的和前途是建立资产阶级社会（这是他的论敌攻击他最厉害的论点）；第二，从“下面”看历史——是群众运动不断推动革命向前发展，但超过一定限度，群众就被资产阶级所抛弃；第三，“断裂”与“连续”的统一——革命破坏了旧制度，但资产阶级国家与社会的建立也需要一个稳定时期，使新统治阶级力量得以巩固起来，这不仅与资产阶级革命的最初目的不相违背，而且是息息相联的。
索布尔用具体、丰富的史料和史实来支持自己的论点，文笔朴实有力，条理清晰，富于现实感。这样的著作无论如何不能被扣上“教条主义”、“斯大林主义”、“僵化＂的帽子，像一些反马克思主义者指责他的那样。索布尔本人自然并不在乎这些无的放矢的证词，他经常感到有必要修改书中某些部分，增添新的研究成果。关于本书在他全部著作中的地位以及索布尔关于修订此书的最后遗言，他的学生、法国历史家克劳德·马佐里克在他的前言中已作了详细介绍，在此不必赘述。
我只想就索布尔与中国的关系、他对法国大革命研究的重大贡献，以及我与他个人接触的点滴感受作些补充说明。
索布尔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十分同情社会主义新中国，一直希望来我国访问。我们及时地向他发出邀请。1981年3月1日他给我写信说：“这次旅行将是我的生涯的完满结束。”8月，我们有幸在北京热烈欢迎他，并请他在政协礼堂向200多位历史工作者作题为《法国大革命在世界近代史上的地位》的学术报告。这篇热情洋溢、旗帜鲜明的精彩报告博得了听众长时间的掌声。9月，他应邀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讲学一个月，各地教师慕名前往听讲。他讲授了9个专题[1]，深入浅出，富有感染力，课余还进行了个别辅导。他的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负责精神给听讲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我国派往巴黎进修法国史的教师，都得到了索布尔的诚挚关怀和细心指导。
索布尔来华的时机很好，1981年我国历史学界正在冲破、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束缚，力图开创一个良好的学术研究的新风尚。索布尔在华东师大讲学的开幕式上，结合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状况，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教训。他特别强调，在历史研究中必须把广博考证与批判精神结合起来，时刻也不忘记对人民事业的关心和忠诚。索布尔的讲演具体地体现了他的观点和方法，给听众以多方面的启发。
第一，在论述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问题时，他十分注意研究历史运动的共性和特性，不仅分析过渡的普遍趋势，而且分析过渡的各民族特点。在索布尔看来，重要的不是去抽象出“模式”来，而是去揭示过渡的不同道路，从而更丰富而具体地说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第二，在谈到共和二年的革命政权时，索布尔深入探讨了在任何近代革命中都会遇到的问题：如何把两种力量结合起来——既要保证坚强的统一的领导，又要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争取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如果研究过去革命有任何现实意义的话，这就是认真总结和吸取索布尔指出的这个问题的历史经验。
第三，索布尔的讲演的特色之一是论争性很强，他保持了法国大革命史学中的这个“顽强的传统”。索布尔认为，历史家的责任是要促进这种生动活泼的讨论，而不是“冻结”这种讨论。他很同意我们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实际上，在索布尔1981年访华以前，他的名字对我国史学界并不陌生：他的早期通俗性著作《法国革命，1789—1799年》（1948年初版，1951年增订版）在我国早有译本[2]。索布尔与马尔科夫合编的巴黎无套裤汉史料一出版就有书评介绍[3]。他的论文《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法国革命和过渡的道路问题》的译文刊载在我国历史杂志上[4]。对索布尔的经历和有关法国革命史的争论以及索布尔的观点，也有比较详细的评介[5]。
阿尔贝·马利乌斯·索布尔1914年4月27日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奥兰（瓦赫兰），是国家扶养的战争孤儿。1936年获得巴黎大学历史学与地理学文学士。1938年取得中学历史教师资格。1939—1940年应征入伍。从1940年法国溃败到1942年，索布尔在蒙贝利埃中学教书。是年7月因参加抵抗运动被捕撤职，此后至法国解放一直从事地下活动。1944—1960年，索布尔长期在中学任教，1951年后兼任巴黎大学文学院预科讲师。1958年答辩通过国家论文《共和二年的巴黎无套裤汉人民运动与革命政府1793年6月2日——共和二年热月9日》[6]，索布尔以优异成绩获得国家博士学位。1960—1966年任克莱蒙—费朗大学副教授、教授。从1967年到他逝世，荣任巴黎大学法国革命史讲座教授，并主持法国革命史研究所。
索布尔的学术成就是与他的师承关系分不开的。他曾多次提到法国革命史研究中注重社会经济问题与人民运动的优良传统，即从饶勒斯（Jaurès）、马迪厄（Mathiez）到勒费弗尔（Lefebvre）的法国大革命进步史学。这几位历史学家都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索布尔继承了这个传统，他以研究圣茹斯特开始他的史学生涯。战后出版了他的《法国革命时期的国民军队（1789—1794年）》（1945），此书说明旧制度下的法国军队如何演变为取得辉煌胜利的人民军队。从1950年起，他参与编辑的《罗伯斯庇尔演讲集》（5卷）陆续出版。从这些研究和著作中，特别是他的《法国革命1789—1799年》，都可以看出饶勒斯和马迪厄的影响。
但是索布尔最尊重和钦佩的是他的授业老师乔治·勒费弗尔。勒费弗尔和马迪厄都生于1874年。1932年马迪厄死于讲坛上，勒费弗尔继任马迪厄创办的罗伯斯庇尔研究会的主席、《法国革命史年鉴》的主编；1937年他又荣任巴黎大学法国革命史讲座教授，并创立法国革命史研究所。在他任教巴黎大学的20多年间，正是索布尔学术生涯成长和发展时期。在他的直接指导下，索布尔花了近10年时间，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巨著。这部关于法国革命时期城市人民运动的专著可以同勒费弗尔关于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专著相媲美。勒费弗尔的博士论文（《法国革命时期诺尔省的农民》，其重要性远远超出一个省的范围。作者通过对大量史料的统计与分析，得出典型的事例与确切的结论，证明法国革命对农民来说确实是一场社会革命。它废除了封建权利与什一税和贵族的免税特权，实现了地产的转移。勒费弗尔从中看出了农民运动在整个革命过程中的独立性，也就是说，它有自己的发展规律。
索布尔把勒费弗尔研究农民运动的方法用来研究城市人民运动，揭示了无套裤汉的独特性与其历史作用。在索布尔之前，有的历史学家如莫迪梅－代尔诺（Mortimer-Ternaux）竭力诋毁无套裤汉运动；有的尽管同情人民但实际并不了解他们，如米什莱（Michelet）。而托派历史学家盖兰（Guérin）则把无套裤汉视为现代无产阶级，并用“不断革命论”来解释当时的人民运动[7]。
索布尔为了进行无套裤汉的研究，首先整理了法国大革命时期巴黎48个区（Sections）的文件，各区大会的档案，各委员会的议事录、信件以及各人民团体的残存文献，并编出目录[8]。他非常细致地分析这些文件，作出相应的统计。他的论文第1和第3部分按时间顺序叙述了无套裤汉的活动，而在最充实和最有创造性的论文第2部分，他具体描述了无套裤汉的社会成分、职业、组织、要求、斗争目标和策略等等。他的研究表明，法国革命时期的无套裤汉既不是1848年革命时的无产阶级，更不是1917年的觉悟工人，也不构成现代意义的政党。他们主要由小手工业者、小店主、小商人组成，基本上属于小资产阶级阶层。据索布尔对各区委员会领导人物的统计，约3/4是手工业者和商人，约5％是有产者，约1/10是工资劳动者。他们既反对旧制度下的贵族特权阶级，又反对从革命中获利的大资本家和大商人；他们支持革命后建立的社会结构，但希望从雅各宾政权那里取得更多的经济利益，解决他们的日益困难的生活需要。他们是“平均主义的个人主义者”。索布尔进一步分析了无套裤汉运动与革命政府之间的矛盾。为了取得革命应该提供的生活权利——充分就业、社会保障、教育机会等等，无套裤汉希望建立一个由人民直接控制的民主制度。索布尔认为，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革命政府（救国委员会）并非作为整体敌视无套裤汉，而是根据历史提出的具体任务把精力用于动员国家的全部资源以战胜内外敌人。当无套裤汉运动的经济政治要求得不到满足而构成对革命政府的威胁时，罗伯斯庇尔等领导人才加以镇压。对此索布尔表示“惋惜”。他不仅肯定无套裤汉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而且承认无套裤汉运动的传统长期存在于后代的意识中。
尽管有的历史学家对索布尔的某些结论（例如认为救国委员会以所谓1794年3月起义为借口来镇压无套裤汉运动，从而使罗伯斯庇尔在热月政变时失去了支持）表示怀疑，但这丝毫无损于索布尔对无套裤汉及其运动的全貌的丰富而生动的描绘。在研究革命时期城市人民运动方面，索布尔确实开辟了一个新天地[9]。
索布尔关于无套裤汉的巨著确立了他在法国革命史研究中的卓越地位。1959年8月他的老师勒费弗尔去世。11月，经过选举，索布尔参加了罗伯斯庇尔研究会的主席团并担任该会秘书长，《法国革命史年鉴》的编辑责任实际上也落到他身上。勒费弗尔遗言委托索布尔负责整理他的著作。索布尔费了很多精力整理、订正、出版和再版勒费弗尔的手稿、讲义、专著，计有《奥尔良研究》（2卷，1962—1963年），《法国大革命研究》（1963年），《旧制度末期和大革命初期的瑟堡》（1965年），《法国大革命》（1968年），《拿破仑》（1969年），《近代史学的诞生》（1971年），《督政府时期的法国》（1977年），《论历史学》（1978年）。
索布尔对勒费弗尔的学术遗产，有继承，也有发展和修正。例如，索布尔根据自己20多年对农民问题的探索结果，提出了与他的老师不同的方法和观点[10]。在研究方法上，索布尔认为在旧制度下有3方面的问题必须研究清楚，否则不足以说明农民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核心作用：封建榨取，地产分配，农村公社的存在。但勒费弗尔对第一方面问题（即封建权利及其废除）和第三方面的问题（即农村公社及其在革命时期的逐步瓦解）都轻轻带过，未予足够的重视。更重要的是，索布尔不同意勒费弗尔对农民在革命中的要求的性质和作用的估计。大家知道，勒费弗尔一贯强调农民运动在革命中的独立性，他们的反封建斗争在1789—1792年之间强有力地推动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但是勒费弗尔认为农民在反封建的同时也反对资本主义，大多数农民（从小地产主到农业工人）都要求保持一块小地产、瓜分公地，保存传统的农村公社，换言之，即保存前资本主义的经济与社会方式。他们向后看，要求恢复或维持过去的一套。这些要求显然阻碍了农业的商业化和资本主义改造，妨碍了法国农业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因而勒费弗尔断定，农民平均主义在经济上是后退的。
这种把法国资本主义发展缓慢的原因归诸小农经济普遍存在的观点，在历史界是很流行的。索布尔企图推翻这一观点，他认为19世纪法国资本主义发展缓慢的原因不但不应该从小农生产大量存在中去找寻，而且应该归诸这种小农生产还不够普遍。索布尔和他的学生们的研究证明，法国革命并未彻底消灭大地产，这些大地产虽然已经不属封建性质，至少在很大程度上仍旧归贵族所有，征收地租；租佃制、分成制大量存在，有的地方甚至保存什一税、半什一税，直到20世纪初，这些才是真正落后、倒退的生产方式，才是妨碍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阻力[11]。他指出：“19世纪法国农业发展的消极方面，与其说是由于小农强加给革命资产阶级的东西，包括如勒费弗尔所断定的农村公社的长期存在，不如说是由于小农未能从革命中夺得的东西：破坏大地产与消灭地租。……因此，法国日后资本主义的落后乃由于农民革命的不完全性，由于广大农民未能把他们的'革命道路’贯彻到底。”
索布尔这里所谈的“革命道路”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20章所分析的由封建关系向资本主义关系过渡的两条途径之一[12]。索布尔在研究法国革命的农民问题时，不仅注意到旧制度末期法国社会的特殊结构，从而说明农民运动以及整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而且联系到法国由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特殊道路问题。他的视野比勒费弗尔更广，能够把法国由封建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方式放在世界范围内加以观察，作比较研究，并参照各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展开争论[13]。他把英国、法国过渡的道路与意大利、德国、波兰、日本过渡的道路进行对比，以区别自下而上的革命道路与自上而下的妥协道路；同时又在采取同一条道路的国家之间（如英国与法国）进行对比，以揭示过渡的各种途径的一致性与分歧性。
作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索布尔坚持研究阶级与阶级斗争，研究群众运动，研究社会经济结构，研究历史发展的“倾向性规律”，但他并不忽视人物、事件和思想的作用。他先后组织了几次大型讨论会：1960年巴贝夫讨论会[14]，1965年吉贝尔·昂姆讨论会[15]，1965年罗伯斯庇尔讨论会，1967年圣茹斯特讨论会[16]，1969年纪念拿破仑诞辰200周年讨论会。
这里特别值得提出的是索布尔对巴贝夫与巴贝夫思想与活动的研究。在1960年举行的巴贝夫讨论会上，索布尔提出论文：《巴黎各区人员与巴贝夫派人员》[17]，研究平等派密谋的拥护者的社会构成。他根据可以查考到的各类名单，核对平等派密谋的拥护者与曾参加共和二年巴黎各区活动的人物之间的关系，用以说明无套裤汉与巴贝夫运动二者之间的继承关系与差异。在这次讨论会上，索布尔被推选与苏联历史学家达林（Daline）和意大利历史学家萨义达（Saitta）共同主持出版《巴贝夫文集》。1966年，他们编出了《巴贝夫手稿和已出版著作总目录》[18]。《巴贝夫文集》法文版第1卷，出版于1977年，索布尔为此写了题为《巴贝夫、巴贝夫主义和平等派密谋》的导言。他根据新出的文献指出，巴贝夫的共产主义不仅是乔治·勒费弗尔所说的分配的和消费的共产主义，而且是生产的共产主义。索布尔也不同意马迪厄所说的，巴贝夫运动只是在1794年和1795年被排挤出政权的雅各宾主义者为重新掌权而策划的，他详细地论证了这是巴贝夫及其战友为实现一个新的理想的革命行动。
作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索布尔还坚持同来自“左”右的各种歪曲法国大革命的理论和观点展开论战。除了上述出现于40年代的以盖兰为代表的拔高无套裤汉、诋毁罗伯斯庇尔的“左”的倾向外，50年代又出现了以美国帕尔默（Palmer）为代表的抹杀、贬低法国大革命的“大西洋革命论”。以英国考本（Cobban）为代表的反对以社会原因解释法国大革命的“革命神话论”。到60年代中，法国孚雷（Furet）和李舍（Richet）又提出了“优秀人物论”、“三种革命论”和“革命侧滑论”；美国爱森斯坦（Eisenstein）和泰勒（Taylor）则企图从根本上否定资产阶级这个概念，从而否定法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索布尔在各种场合对这些“修正企图”加以分析批判[19]。
与此同时，索布尔加强了对法国大革命的正面阐述及普及工作。1962年出版了他的《法国革命史简编》。这部著作不是1951年的《法国革命1789—1799年》的增订版，而是包含10多年独创性研究的新概括。此书主线明确而又不把历史简单化，在突出主要矛盾的同时还细致地分析了各种次要矛盾。继此之后，他又为法国《知识丛书》撰写了《法国大革命》、《督政府与执政府》、《第一帝国》[20]。此外，他还写了《第一共和国，1792—1804年》。为了追根溯源，索布尔晚年把研究范围上推到革命前的旧制度，出版了《革命前夕的法国》、《文化与法国革命》第1卷：《旧制度的危机》、《启蒙世纪》。他还参与了布罗代尔（Braudel）与拉布鲁斯（Labrousse）主编的《法国经济与社会史》第3卷，负责撰写1789—1815年部分[21]。
面对着年鉴派与结构主义史学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进攻，索布尔是如何应战的呢？这里涉及历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作为社会史家，索布尔并不拒绝应用其他社会科学如人口学、统计学、心理学、经济学等提供的工具，包括计算机。他对年鉴派初期的贡献也是肯定的，并适当运用“结构”、“局势”、“长时段”、“心态”等概念。但对于年鉴学派贬低个人与事件的作用以及过分重视经济史、忽视社会史的倾向，他是持否定态度的。索布尔认为，对于社会史来说，计量法是重要的，必不可少的，但计量不能离开人，离开社会的人，离开阶级的人。如果只看到物价的升降而不问这些变化使谁贫穷，使谁发财，为何贫穷，为何发财；如果只计算地产的分配，而不问这些地产的性质（封建还是资本主义）以及剥削关系和程度，这对一个历史家，特别是社会史家来说是不能想象的。
索布尔也并不排斥对各种“结构”——经济、社会、思想结构进行分析。他承认在历史的一般运动中，结构既是历史的支柱，又是历史的障碍。然而，他说：“历史家的职务主要在于揭示结构的运动、它们的变化原因和过程，确定事件和这种运动相联系的方式。结构主义的分析倾向于解剖结构，而历史的分析虽然也有同样的要求，但它要进一步了解结构的运行。对历史分析来说，重要的是变化。它超越'共时性’，包含运动，即'历时性’，还要说明其运转方式。”[22]总之，索布尔认为历史家关心的是结构的演进、衰退和死亡，旧结构如何为新结构所代替；而这种演进、衰退、死亡的动力乃存在于结构内部而不在外部，是结构本身包含的各种矛盾推动着它的变化过程。他说：“结构主义用固定不变的范畴来思考；历史学则排斥这些范畴，因为它的雄图和目的是理解人类社会的运动。如果依照结构主义的分析，历史学所提供的真实仅仅是一些断断续续的固定不变的图像，它就失去了自己的灵魂。”[23]这是对当代颇为流行的史学理论和实践的有力批判。
索布尔逝世后，陆续出版了他生前已完稿的《文化与法国革命》第2卷（1982）：《法国革命》；第3卷：《拿破仑时期的法国》（1983）。这部1600多页的巨著包含他对18世纪后半至19世纪初叶法国历史研究的结晶。这是一部法国从封建末期到资本主义初期的真正社会史，它具体描述各阶级状况的演变和斗争，以及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逐步形成。图文并茂，年表及参考书目齐备，科学与文化大事罗列无遗。
另一部著作《革命者画像》（1986）是索布尔在1958—1982年间所写的短文、序言和讲演，内容集中在对革命人物的素描和评论，包括德穆兰、圣茹斯特、昂姆、库通、罗伯斯庇尔、埃贝尔、格雷古瓦尔修道院长克卢茨、塔里安夫人。索布尔从未写过一本革命者的传记，他曾对我说：“写传记比写一部历史更难，有一个出版社曾约我写一部丹东传，我犹豫不决，最后终于谢绝了。”从这些人物画像中，我们可以大致看出索布尔评论历史人物的观点和方法。他从不苛求于古人，包括对塔里安夫人那样的多变人物；也不美化革命者，例如他指出圣茹斯特的严重缺点：不了解经济问题，缺乏历史观点。他认为“历史家不是检察官，史学的责任不是审判，而是使人理解。[24]
我第一次结识马利乌斯（最亲密的朋友都这样称呼他）是在1979年5月。此后3年，我每年都有机会和他晤叙：1980年在布加勒斯特，1981年在北京、上海，1928年又在巴黎，每次都受到了极大教益。有一件事使我铭记终身：1979年5月中我抵达巴黎那天（距前一次访问法国已隔了23年），索布尔刚从亚眠讲学回来，马上到巴黎大学附近我的住处来看我，一见如故。他的坦率的谈吐和平易近人的风度立即使我感到十分亲切，彼此虽系初交，却毫无隔阂。那天傍晚，他在带我去进餐的路上，顺便参观了他引以自豪的亨利四世中学。在这所著名学校，索布尔曾任教多年，一边教书，一边撰写他的博士论文——《共和二年的巴黎无套裤汉》（他的老师乔·勒费弗尔也在该校教过书）。
他那热爱教学的精神，忘我地指导青年从事历史研究的责任感，特别是他对历史科学在培养公民品德方面的作用的信念，一直维持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天。
今年杜桑节（类似清明节），11月2日，我到拉舍兹神父公墓马利乌斯坟上凭吊致敬，他逝世已整整5年了。墓碑上只刻着几个朴素的字：“阿尔贝·索布尔 法国革命史家”。我惊奇地发现，葬在索布尔左右两旁的是两个浙江人。一位陪我同去但从未见过索布尔的文学家对我说：“你说对了，索布尔确实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但还应加上一句：中国人民也是索布尔的好朋友。”
张芝联
1987年12月
[1] 阿·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史论选》，王养冲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
[2] 端木正译，三联书店1956年版，书后附有索布尔1954年发表的论文《法国革命时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译文。这部著作为我国大学历史系参考书，流传颇广。据索布尔自己回顾，撰写此书时虽然企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阐述，但还没有摆脱学院派的影响，特别是马迪厄的影响，因此存在一些缺点。
[3] 张芝联，《巴黎的长裤汉。1793—1794年人民运动史资料》（书评），《历史研究》，1957年第2期。
[4] 严武译，何兆武校，《世界历史译丛》，1979年第2期。
[5] 张芝联，《漫谈当代法国史学与史学家》，《内蒙古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
[6] 该书第1版出版于1958年，共1168页，第2版出版于1962年。意、德、英、苏诸国均出版此书节译本。论文导师乔治·勒费弗尔亲自为该书写评介，见《法国革命史年鉴》，1959年第156期。
[7] D·盖兰，《第一共和国时期的阶级斗争，资产阶级与“赤膊汉”（1793—1797年）》，2卷，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46年初版，1968年新版。
[8] 《巴黎各区文件简目。1790年—共和4年》，法国革命经济社会史委员会出版，1950年。
[9] 英国历史家鲁德（Rudé）和科布（Cobb）、挪威历史家特纳森（Tonnesson），都在索布尔的论文发表后写出有关法国革命时期人民运动的专著。
[10] 索布尔关于农民问题的著作汇集在他的《法国革命的农民问题 1789—1848年》（论文集）中，巴黎：马斯贝罗出版社，1976年。在索布尔的指导下，出版了一本由他的学生撰写的《法国革命的农民史论文集》，巴黎：社会出版社，1977年。索布尔为此书写了一篇长序。
[11] 参看索布尔在第1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1980年8月布加勒斯特）上提出的论文：《拿破仑欧洲时期的土地所有制与土地状况——以法国为例》，见大会报告Ⅲ，页379—407。
[12] 索布尔，《法国革命的农民问题 1789—1848年》（论文集），巴黎：马斯贝罗出版社，1976年，页440。
[13]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页373—374。
[14] 参看索布尔，《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法国革命和过渡的道路问题》，译文见《世界历史译丛》，1979年第2期。
[15] 参看《巴贝夫与巴贝夫主义诸问题》，1960年第11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讨论会文件，巴黎：社会出版社，1963年。
[16] 昂姆是立法议会与国民公会议员，共和历发明人之一，因赞助共和三年牧月起义被判死刑而自杀。参看《吉贝尔·昂姆（1750—1795）及其时代》，1965年克莱尔蒙文学院吉贝尔·昂姆讨论会文件，法国大学出版社，1966年。
[17] 参看《罗伯斯庇尔》1965年第1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罗伯斯庇尔讨论会文件，罗伯斯庇尔研究会出版，1967年；《圣茹斯特讨论会文件》，罗伯斯庇尔研究会出版，1968年。
[18] 发表于《法国革命史年鉴》第162期，1960年10—12月号。收入索布尔，《理解法国革命》，巴黎：马斯贝罗出版社，1981年，页147—167.
[19] 参看《巴贝夫手稿与已出版著作总目录》（与达林、萨义达合作），法国革命经济社会史委员会出版，1966年。
[20] 索布尔，《传统的大革命史编纂学与修正的企图》，见《法国大革命史论选》，页168—191。
[21] 这一卷出版于1976年，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
[22] 索布尔，《文化与法国革命》第1卷：《旧制度的危机》，巴黎：阿尔多出版社，1970年，页34。
[23] 同上书，页36。
[24] 《革命者画像》，巴黎：社会出版社，1986年，页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