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年前，22岁的她血染榆次颉纥村(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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颉纥（xie he）村，一个名不见经传，地图上都未必找得到的小村子，能吸引我们目光的原因，源于一个叫张绍文的抗战英雄，74年前的春天，这位年仅22岁的女子，被日寇杀害于此，血溅要罗山。
A那村，夹在山的褶皱里
颉纥村，位于晋中市榆次和寿阳交界，在榆次东北方向的要罗山上，距离榆次市区30公里。这一带沟壑纵横，土地贫瘠。村庄依地势而建，树影稀疏，窑洞居多，是典型的山区地貌。随着人口迁徙，目前全村不过60户，一百多口人。
据村里88岁的郭忠元老人讲，颉纥村由来已久，村里原先以张姓为主，后来榆次郭家堡排行老二的郭姓祖先迁入，在此繁衍生息，如今郭姓竟成了村中大姓。说到此，老人眯着眼，得意地笑了。
村名为何拗口生僻，老人如是解释，“颉”和“纥”分别是北方草原民族的两个姓氏。相传元朝时，中原人民不堪忍受蒙古人的残酷统治，纷纷起义抗元。朱元璋欲联合反抗力量，但元官兵搜查严密，苦于无从传递消息，刘伯温便想出一计，命王昭光制造饼子，将写有“八月十五夜起义”的纸条藏入饼子里面，差人分头传送到各地起义军中，通知他们在八月十五日晚上起义响应。这也就是“八月十五杀鞑子”的由来。
这个村因地处偏僻，加上民风淳朴，也就没有杀害在村里定居的“颉”姓和“纥”姓人。因而，“颉”和“纥”就成了村名沿用至今。在本村老人的口中，还留有“先有颉纥村，后有北京城”的说法，但这些都无证可考，亦无据可查。
村里人口最多时，不过四五百口人。但在明清时期还是出过一些富贾大户，现在村里能看到的高门大院，也不止五六处。砖雕精美，门楣典雅，房舍气派，绝不逊色于晋中平川乡野的民居大院。或许是此地民风淳朴，古风犹存，仿佛时间在这里停滞，一些院落虽然已是人去楼空，但整个村庄安逸祥和，春日徐行，树木葳蕤，自有一番韵味情趣。
“现在人少喽，年轻人都到外面过好生活去喽。”郭忠元老人在聊天中，不时提起村口那座摇摇欲坠的法宝寺。
B那庙，壁画精美惹人怜
法宝寺位于村西的高台之上，坐北朝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从遗留的地基痕迹可看出，寺里曾建有山门、穿殿、正殿，以及东西配殿。
这座处于自生自灭状态的古老寺院，墙垣崩颓，衰草萋萋，可以看出，这曾经被用作生产队的仓库。灰蒙蒙的院落中，东配殿外墙上红漆写的“保护文物人人有责”几个大字，显得格外鲜红醒目。
与法宝寺惨败颓圮相较，院里两株古树倒也顽强挺拔。“以前的老树三四个人都合抱不来，现在的树都是后来栽种的。”郭忠元老人边讲边带领我们走进法宝寺。
由于庙宇年久失修，幸存的寺内建筑墙体损毁开裂，雨水渗漏，几近坍塌。大殿中的壁画破损严重，有的被泥水覆盖，面临彻底毁掉的风险。从残存的彩塑和壁画来看，可以想象曾经的辉煌。
据考证，法宝寺为明代建筑风格，其大梁上有“德五”二字，估计是某个带“德”字年号的五年所修。寺中存一块顺治年间碑刻，记录该寺建于明宣德年间，未记录具体年号，再去看那题记，“德”字上面确残存一“横”，应为“宣”字之最下笔，推测题记为“宣德五年”，与建筑的结构亦相符。但也有民间人士推测，法宝寺为元代建筑。这与老人们所讲村名之来源，却也吻合。
“我还记得庙里菩萨的样子，趁我还活着，能修赶紧修修吧。”郭忠元老人喃喃自语。
庙院东北方向约200米处，杂草庄稼之间，一座有些歪斜的佛塔十分惹眼。
佛塔为三层方形砖塔结构，塔上砖雕仿木结构精美，铭文已遗失，根据结构形式推断，应为明代建筑，与不远处法宝寺内建筑应为同期。
村民介绍，这里叫“和尚圩”，即和尚的墓地。原先在砖塔周围，还有不少的坟堆，极有可能也属法宝寺。不过，现在坟堆已夷为农田，只遗法宝寺塔孑然矗立。
2014年10月，“拯救古建公益基金”与《国家人文历史》杂志，共同组织了“发现中国西斯廷”山西乡村古建壁画探寻之旅，30余位记者来到榆次颉纥村，看到法宝寺塔垂危的状况，无不惋惜。在众人共同呼吁下，次年，法宝寺塔得以修缮。走近细看，可以看出新修缮的痕迹，下面一层塔檐被砌了一圈砖，悬空的地方也得到修补，虽然不够完美，但显然已无倒塌之风险。
C那坟，晋华女工显英豪
我们此番到颉纥村，缘起是要寻访一个叫张绍文的女英雄。她的坟茔，就在法宝寺正北200多米的沟河沿子上。往南靠近大路道边，立着一块并不起眼的石碑，上书：张绍文烈士就义处。
张绍文，1919年生于河北正定县河南村，1936年与家人逃荒到榆次落户，进入榆次晋华纱厂细纱车间做工。
1937年6月，牺牲救国同盟会总会指派共产党员阎定础为特派员，到榆次开展工作。他首先从榆次最大的，有着优良革命传统的晋华纺织厂着手，号召工人加入牺盟会，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织布厂的郑鹤麟、保全部的宋连枝、细纱车间的张效良、王继禄、王汉林、田玉林等积极响应，首批加入了牺盟会，并开始动员串连工友。
10月底，忻口失守，日军侵占娘子关，工厂被迫停工。30日晚，一支200余名扛着新枪的工人武装开上榆次东山，进行抗日。这支晋华自卫队上山后，改编为榆次工人抗日武装自卫大队，下辖两个中队，宋连枝任一中队队长，张效良任二中队队长。
1937年11月，八路军总部和129师在和顺召开石拐会议，决策抗日大计。秦基伟、赖际发受八路军129师委派，到太行山开展抗日救亡工作，组建敌后抗日武装。11月27日，八路军129师游击支队在和顺县翟家庄组建，秦基伟任司令员，赖际发任政委，称“秦赖支队”。这支队伍是八路军129师第一支游击队，也是太行军分区第一支地方武装。
1938年3月初，时任秦赖支队五连连长的宋连枝，趁来路北活动之际，鼓动自己的师傅王子祯，带领张绍文、李春山、王进国、胡连福等39名晋华工人，在榆次北山西蒜峪，建立了正太抗日游击队。
1938年张绍文与宋连枝结婚。同年10月，张绍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第二年秋，寿阳县妇救会组建不久，张绍文听从安排，担任县妇救会组织委员，兼五区妇救会主任。她到五区下乡，利用吃饭等时机，给群众宣传抗日道理。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她还通过结交干妈、干姐妹的方式，为工作打下了扎实的群众基础。其中一些人后来成为对敌斗争的积极分子，如冯古塔的张大嫂就是她发展的骨干，成为该村的妇救会主任，使五区的妇女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村村有岗哨，处处有歌声，按时完成做军鞋、缝军袜等支前任务。
1940年日军秋季反扫荡中，绍文白天领导群众对敌斗争，晚上和村干部研究敌情，时不时带领抗日自卫队破坏电线、公路等。一次在破坏太安驿至寿阳城的道路时，有一石桥无法破除，绍文了解到有个铁匠会撬石头，便亲自去做工作，顺利完成了破坏敌军要道的任务。在百团大战中，她发动妇女帮部队运送伤员，送慰劳品。在八路军攻克上湖敌据点的战斗中，亲自布置侦察，掌握敌情，及时传送情报，表现突出，贡献卓越。
身在部队的宋连枝多次通过组织，申请调妻子张绍文到自己身边工作，可她觉得，当地工作更需要她，就谢绝组织照顾，毅然留在地方坚持敌后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宋连枝曾任天津市园林管理局副局长，1969年病逝。
1941年初春，张绍文就任四区区长。抗日进入相持阶段，斗争环境极为艰苦，当时不少村的党组织遭受破坏，到处笼罩在白色恐怖当中。
四区是晋察冀根据地的前沿地带，位于正太铁路以北，是榆次、寿阳两地交界，南临正太路、北靠要罗山。要罗山东南的城治、陶上、颉纥、逯村等地都属四区管辖，是日军蚕食的重点区域。1942年3月，日军开始在西山头村设置据点，实施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不断出动扫荡和围剿，扶持汉奸特务，强迫各村“维持”。由于敌伪活动猖獗，群众抗日活动和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寿阳县委、政府有时一夜需转移数次。
1942年4月的一天，张绍文到任庄村开展工作，被叛徒孙有林（抗战胜利后被革命政府镇压）出卖，日军派重兵包围了村庄。为掩护群众和区委机关，张绍文只身将敌人引至颉纥沟，战至弹尽负伤，跳下土崖。因被醋柳丛挂住，未能摔死，遂落入敌手。
“事情发生在吃早饭的时候，敌人骑着两头骡子追赶她。”现年90岁的张宿中老人，指着村东的一条土沟讲述着。“这一带地形她应当很熟悉啊，可她怕连累村民，却拐到另一条沟里去了……”
在村东头的打麦场上，十多名日伪汉奸警备队簇拥着村里的老百姓，围成一圈。场地中央是被从沟里抬上来的血肉模糊的张绍文。敌人威逼利诱其投降，张绍文怒斥前来劝降的叛徒孙有林，并用尽气力高喊:“张绍文宁死不当亡国奴！”“我张绍文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让我当汉奸，妄想！”
敌人无计可施，就在打麦场上对张绍文下了毒手。年仅22岁。正是青春勃发，如花儿一般绽放的年龄，可她就这样过早地凋谢，血染太行，谱写了抗日战场上绚丽的篇章。
敌人走后，村里百姓找来棺材，连夜把她葬在村西头。“她高高的，壮壮的，她掩护了全村人，可真是好人。她要活着，也就比我大几岁……”张宿中老人声音低沉，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当中。
为了纪念抗日英雄张绍文，寿阳县抗日政府曾将颉纥村（现属榆次区什贴镇）改为绍文村。但因流传不广，后又被改回颉纥村。
此后每年清明，村里百姓去上坟祭奠，总会自发地到法宝寺庙后面，到那个普通的坟头去祭拜一下，不用说，那个在此殉国的女英雄，已然成为颉纥村人的守护神。
本报记者周俊芳 通讯员王新凯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