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亚洲仅有的四个发达国家之一的日本，经济发达，教育发达，儿童从小就被规训为尊重个人权利，尽量不“麻烦别人”的人才，当经济独立，安逸而没有波澜的单身生活便成了首选。即使组建了家庭，也往往同《单身社会》一书的调查中显示现代社会家庭存在一般：“单身、单亲家庭、成婚、分居、稳定的爱侣，以及最终又回归独自一人。”
将《小偷家族》中的人物按照年龄大小排序——被父母厌恶的女童由里、在停车场被“捡到”的男孩祥太、离开父母的大女生亚纪、杀害极端暴力的丈夫，和治一起生活的信代、丈夫出轨，被驱逐出家门的老太太初枝——这几乎便是日本社会各阶层的人悲惨的人生百态：无子、家暴、失业、老龄化、贫困女性、单身、离家出走等。
艾伦·麦克法所说的现代性中的“家庭主义全然缺位”，在这部电影中得到了全然的体现：家庭失去了传统的意义，反而成为了牢笼，比如由里，妈妈被爸爸家暴，试图安慰妈妈的她迎来的却是母亲的抗拒甚至愤怒，这个从上到下充满暴力和虐待的“家”早已失去了意义，影片结尾，在窗前张望的她，似乎在期待再有人来抱走她……
到这里，我们不得不问，日本人对家庭的幻灭，其缘由到底何在？在日本20世纪50年代的电影《青春残酷物语》中，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丝端倪，男主角阿青试图通过上大学改变自己社会底层的命运，为此不惜向中年女人出卖性，但最后却在这个金钱至上的社会中遭到巨大的打击，最终幻灭——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的风气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现代性的恶果对日本社会发起了全面的进攻。而进入21世纪，这种“无力感”进一步“向下流动”，底层人丧失的不是力争上游的能力，而是力争上游的动力，他们的生活、工作和学习意愿全面的下降，呈现出“低物欲社会”的特征，在《小偷家族》中的柴田治便是一个典型，腿伤后赋闲在家，继续偷盗，甚至怂恿祥太偷盗，如蛆虫一般的生活态度，着实让人心悸。年青人是社会顶梁柱，他们出了问题，整个社会便会进一步的被影响，而这其中经常被大众注意到的，便是老龄化社会及其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据《老后破产：名为“长寿”的噩梦》统计，2017年日本65岁人口占总人口的27.05%，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并且，还伴随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无缘社会”现象。这个命名来自于日本的NHK电视台“无缘社会”栏目，在日本社会中，有很多同家人甚至邻居没有任何联系的人，他们死去后，尸体和骨灰无人认领，往往是在住宅内死去多日，尸体臭气熏天，引起邻居注意，报警后才得以被发现。《小偷家族》中的老太太初枝便险些沦为这样的的人，她先后被丈夫和子女遗弃，然后被信代发现带，回家赡养，这也正是在初枝死后，信代将其尸体掩埋，后被警方询问“你知道遗弃尸体是重罪吗？”时，信代回答“我没有遗弃尸体，是我找到了她，我找到她的时候，她已经被人遗弃了，遗弃她的，另有其人吧”这句话的由来。
| 一种新的家庭形式是可能的吗
提到日本，人们会想到樱花、和服等传统的大和民族符号，这些美好的东西当然也是日本生活的一部分，但二战那次令人惊心动魄的核弹爆炸，却是每个日本人藏在内心深处的恐惧，3.11日本大地震之后，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泄漏，再次挑起了民众敏感的神经，直到今天，在日本街头仍然时常有反核电站的游行——日本人的“伤痛记忆”，是毋庸置疑的。在《小偷家族》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信代和捡来的女童由里手臂上有一样的伤疤，当她们正在触摸彼此的伤痕时，画面也剪切到祥太为治读小黑鱼的故事的场景：“小黑鱼们聚在一起，像大鱼一样游动”，也许此刻，我们能够大胆的猜测，是枝裕和借助呈现这些同样被社会抛弃、被生活伤害的“异类”的抱团取暖，从而成为彼此的“同类”的人的故事，在提问：“伤痛，可以缔结一种羁绊么？”在家庭主义缺位之时，是否能有一种新的形式，能够给社会中的人带来一丝慰藉？影片中，祥太和治归家时买可乐饼的场景，与真正的父子并无二异，甚至更加温暖，回家的路上将由里捡回家，让人触动颇深；随着剧情发展，从一开始排斥由里，信代也终于把她当作亲女儿一样疼，而老太太初枝和孙女亚纪之间的深厚的情感联结，也远超一般的祖孙关系。但当祥太被捕之后，隐藏在这些温暖的故事下黑暗的背景却悄然被揭开，如同一张温暖厚实的地毯，掀开却发现其底面藏污纳垢，寄居着各类老鼠爬虫：信代饱受家庭暴力，在风俗店和治相识，两人合伙谋杀了丈夫，生活在一起，而初枝遭受丈夫出轨，被驱逐出家门，却借着和亚纪一起生活的缘由，每月到亚纪父母家中支取生活费——“家”中的三位核心成员，不过是杀人犯与寄生虫一样的存在。而矛盾的地方在于，这个由社会底层的蛆虫组成的团体，互相之间的感情羁绊却远非大多数由血缘关系的日本家庭所能比，其相处的模式甚至比血缘家庭更加“自然”，彼此之间能够肆无忌惮地谈论身体、爱和性的话题，家长从来不会以长辈的姿态进行说教与干涉，这是一种远超家族关系的亲密性，柴田家的长辈不再是“监护人”，而是与孩子们平等的、努力制造爱的羁绊的一份子。但是，他们却永远不能被社会认可，在影片结尾，乘车离去的祥太在公车上向远处的治喃喃细语，似说非说地叫出了一声“爸爸”，在此构成了一种修辞——隐藏在柴田家的非一般的亲情仅仅是一种私有记忆，是无法被言说化的社会关系。也许，对于大多数观众来说，除了片中的温情，我们也难以对其中人物的所作所为产生认同，是枝裕和最终让这一切在影片中暴露出来，也正体现了他对这个问题的“探讨”而非“下结论”的创作状态，留给我们的，都是无尽的感悟，与思考。[1]张冲.“无缘社会”人、僭越禁忌与家庭作为权力装置的解体——从电影《小偷家族》观日本的后现代特征[J].电影评介,2018(15):16-20.[2]王温懿.“家族”观念的越境——从《小偷家族》谈家庭情节剧电影的叙事策略[J].中国电影市场,2019(02):49-54.[3]夏莹,何青翰.后习俗家庭:反抗、想象抑或重构——《小偷家族》影评沙龙[J].伦理学术,2019,006(01):284-2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