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离任时为何“干部群众”攀车阻行？
合浦汉代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设郡，唐太宗坐上皇帝交椅后的第八年（634年），将岭南道越州改为“廉州”。
用“廉”命名的州，全国仅此一个，但古代廉州的官员未必比别处廉洁。
《后汉书·孟尝传》说，孟尝到任之前，“先时太守并多贪秽”。“并多贪秽”，可见不只是孟尝的前任这样，前任的前任，甚至前前任都是这样。
《后汉书·贾琮》称：在贾琮之前、贾琮之后的交趾刺史，大多很“黑”，对上拍权贵的马屁，对下收受贿赂，因为收的钱多，动不动就拿来买官。（“土多珍产，前后刺史率多无清行，上承权贵，下积私赂。财计盈给，辄复求见迁代”。）
合浦郡归交趾刺史部管辖。负责巡察各郡的刺史这副德行，上行下效，合浦郡的官员也好不到哪里去。
明末的屈大均曾感慨，粤东地区，出产各种奇珍异宝，那些科考得了功名的人翻过大庾岭到岭南为官，极少有人能持行守道，洁身自好的。（“粤东所在，颇多难得之货，士大夫踰大庾而南，罕有不贪婪丧其所所守。”）
不过，廉州历朝历代的确出现过一些对得起“廉州”这个名字（“名与州符”）的清官，第一个就是孟尝。
孟尝不是战国“四公子”之一的孟尝君田文，而是东汉桓帝时的合浦太守，那个“珠还合浦”的成语就因他而来。
孟尝跟鲁迅同乡，绍兴（古会稽）上虞人。他从老家的“县长”提拔到合浦郡担任太守。
还在当“县长”之前，孟尝曾做过一件“感天动地”的事。
上虞有个寡妇，非常孝顺婆婆，侍候婆婆直到去世，却被小姑诬告寡妇将婆婆毒死。太守草草结案定罪，判了寡妇死刑。
孟尝当时在会稽衙门的“户曹”当差，衙门有户曹、决曹、兵曹、田曹、仓曹等部门，户曹相当于民政口，处理户籍、婚姻、劳役、赈济之类事务，他连“史”都不是，大概就是个“普通科员”，却不惧人微位卑，向太守“越级反映”了寡妇蒙冤的事。
太守自然不理他。孟尝于是在衙门口大哭了一场，愤而辞职。
要知道，他当时公职的薪水是“百石”，每月发谷16斛，发钱800铢，折算为现在的收入，光粮食就有近1000公斤，足以衣食无忧。可见孟尝性格是多么的“一根筋”，“舍利取义”时不管不顾，迥然不同于那些个精致的个人主义者。
但砸了饭碗，孟尝却没有把这事丢到脑后。一个叫殷丹的新太守上任时，他一点不避嫌——换到现在，恐怕谁都怕闲话而“思忖再三”，马上找到他鸣冤叫屈，终于为被诬陷的寡妇昭雪了冤情。
孟尝到合浦郡做太守时，面对的是一个“烂摊子”：由于前任们贪婪无度，无休无止，用各种方法逼迫采珠，搞得珍珠都跑到与交趾（今越南境）交界的地方去了。
珍珠当时是合浦的支柱产业，民众普遍用它交换粮食。珍珠业一衰落，老百姓就挨饿，路边不时能见到饿死的人。
孟尝还是年轻时为寡妇伸冤的那股倔劲。他“革易前弊，求民病利”，换成现在的话，从群众需要的地方做起，从群众不满意的地方改起，着力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不到一年，奇迹发生了：那些原来“失踪”的珍珠又回来了，老百姓生计复苏，市道繁荣，安居乐业，大家都将孟尝奉为神明。
合浦海角亭
“合浦珠还”的故事并非神话。中国人讲“天人感应”，常常把大自然的异象，归因于施政得失。珍珠重新“现身”，自然是善政感天，为德政所召回。
明代科学家宋应星说出个中原因：珍珠生长需要一定时间，太过频繁采捕，难以为继，停采之后，贝蚌又能繁衍生息孕育珍珠，“所谓珠徙珠还，非真有清官感召也。”
但也许这就是中国人常说的“天地之间有杆秤”吧。
孟尝后来因为身体不好，给皇帝写信获准回家休养，离开时“干部群众”爬上车子不让走（“吏民攀车请之”），只好乘坐小船连夜离开。
回到老家，他既不惊官，也不扰民，自己找了一个偏僻地方耕田种菜，自食其力。有一百多户人家因为敬仰他，搬来和他一起居住。
孟尝的事迹深深打动了同郡的杨乔，他给汉桓帝写信，希望朝廷能重用孟尝，不要让这样清廉守节的能吏“沉沦草莽，弃于沟渠”。
杨乔一共写了八次信，都如泥牛入海。信是一定送到了的，那时候的驿邮制度比现在的快递要严格得多。但皇帝一定是忙不过来，汉桓帝正深陷于宦官与外戚豪族的斗争中，而既好佛道又好色的他还曾创下一项“历史纪录”：后妃多达五六千人。
人生七十古来稀，孟尝整整活了七十岁，在老家病逝。斯人已矣，风范长存，他的家乡上虞现在还有“孟尝故里”的标识。
明朝廉州府副使甘泽写过一首诗：
为官合浦去珠还，万古流芳天地间；
富贵心轻犹敝屣，贞廉名重并高山；
来时岭外神明惧，去后辕前父老攀；
自是仁民恩到骨，至今祠屋祀天南。
合浦出了个孟尝，无疑是百姓之福，但未必就应“与有荣焉”。在专制制度下，一个人成为清官属于“随机事件”，基本缘于个人信念。而信念的形成，与个人的出身、成长环境有关。孟尝祖上三代都为国牺牲（“其先三世为郡吏，并伏节死难”），从小受到良好的家风熏陶。
汉代以“孝廉”作为社会核心价值观，并有“察举孝廉”的“组织路线”相配套。孟尝“举孝廉”和从县令提拔为太守，正处汉桓帝前的孝章帝时期，他是历史上的有为之君，与汉明帝统治时期史称“明章之治”。
但这种制度寄希望于英主明君，无法避免“人亡政息”的历史周期律。汉代那首“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的著名童谣，就揭示了“察举制度”的堕落和变质。
而孟尝这样的清官，恰恰是在“多无清行”的风气下，得以像左拉小说《陪衬人》的主人公凸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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