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国：明清北方沿海的海上防御及反思
涵盖今辽宁、天津、河北、山东濒海地区的北部沿海，是中华文明起源较早的地区，上古时期即有先民活动的足迹，留下了大量的贝丘遗址。春秋时期，随着沿海各诸侯国海上势力的发展，产生了最初的海防。公元前485年，齐国挫败吴国大夫徐承率领的海上伐齐水师，被视为中国海防的萌芽。明清时期，国际格局发生剧变，为应对海上威胁，统治者进行了系统的海防建设，其中的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反思。
北部海防体系的建立及演化
明清时期，随着新航路开辟、东亚秩序变迁，中国开始面临前所未有的海上威胁，海防建设随之加强，并大致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历史时期。
其一，明初海防体系的建立。1333年，镰仓幕府倒台，日本进入南北朝时代，大批失势的贵族、武士及浪人等结成武装集团，时常侵扰中国、朝鲜沿海地区。面对日益严峻的倭患，朱元璋下令于沿海地区设置卫所，以加强海防。洪武时期北部沿海的海防卫所自山东南部安东卫起，循海而上至渤海南岸的青州卫，再从渤海西北部开平中屯卫循海而下至辽东半岛南部金州卫止，有40处之多。这些卫所大多专为防海而设，“当要害可以泊舟之处”，位置险要，如胶州所“海潮抵其南门”，鳌山卫“海潮抵其东门”（同治《即墨县志》卷十《艺文》）。同时，洪武时在因袭前代的基础上，自山东日照夹仓镇至北直隶乐亭县新桥海口，设置了25处巡检司。海防卫所、巡检司交错分布，下辖若干墩、堡，负责瞭哨、御敌，初步建立起北部海防体系。除此之外，朱元璋还派遣舟师巡海、令海运将士剿倭，迁山东濒海岛民入内陆，并不断开展对日外交等，这些措施对于抗击倭寇起了重要作用。永乐时期迁都北京，北部沿海因承担拱卫京畿、防御海上来犯之敌的重任而地位凸显。朱棣除将洪武末所设山东濒海七卫之建设落到实处外，还在渤海西北岸设置天津三卫等13处卫所。同时，他还格外重视对沿海军事力量的统筹、协调，设山东备倭都司、山东海防三营、北直隶海防三营等加强控御。经过洪武、永乐时期的经营，北部海防体系初步建立起来，并充分发挥作用，永乐十七年（1419）取得辽东望海埚大捷，“自是倭大惧，百余年间，海上无大侵犯”（《明史》卷九十一《兵三》）。
其二，明后期大范围海防协调机制的形成。永乐后很长时间内，北部沿海相对平静，即使是嘉靖倭患时期，倭寇对北部沿海影响也不大，故当地海防建设相对迟滞。万历前期，丰臣秀吉统一日本，派兵入侵朝鲜，并欲以其为跳板入侵明朝。万历君臣在派兵援朝的同时，开始高度重视北部沿海防御，一面向登莱、辽东、天津等重镇调兵遣将，一面致力于构建大范围的海防协调机制，除专设天津巡抚负责协调北部海防事务外，又设提督蓟辽、保定、山东总兵官及天津副总兵、山东总兵、宽奠副总兵、蓟州中路海防营副总兵等武职。由此建立起一个上下有序、文武相维的跨国、跨省海防体系，对保障援朝御倭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在这个海防体系中，朝鲜战场指挥官总揽全局，天津巡抚及提督蓟辽、保定、山东总兵官文、武二员佐其专理海防，沿海各省巡抚辖兵备道、海防同知等文官，辖沿海各总兵官及参将、游击等武官共同参与。
战争胜利后，北部海防力量再度遭到削弱。继而努尔哈赤崛起于东北，并于天启元年攻陷辽南四卫，直接威胁登莱、天津。辽东总督熊廷弼鉴于海上力量的重要性，提出“三方布置”策，即“广宁用骑步对垒于河上”，对抗女真主力，同时又从“海上督舟师乘虚入南卫”（《明熹宗实录》卷十一），发挥天津、登莱的作用。为此明朝政府重设天津巡抚、新设登莱巡抚等文武职官，予以配合。但遗憾的是，辽东巡抚王化贞与熊廷弼意见不合，擅自派遣毛文龙率少量军队沿辽南恢复海疆，虽取得镇江大捷，却“致敌恨辽人，屠戮四卫军民殆尽，灰东山之心，寒朝鲜之胆，夺河西之气”（《明史》卷二百五十九《熊廷弼传》），打乱了熊廷弼的三方布置方略。熊廷弼为此耿耿于怀，并因与王化贞之间意气之争导致广宁战败，二人相继下狱。此后，毛文龙成为北部海防战略的核心人物。毛文龙占据皮岛，孤悬海外，军需供应多仰赖内陆，但其兵力不盛，且为人骄纵，又因军需供应、防区划分等问题与临近的登莱巡抚龃龉不断，无法承担恢复辽东的重任。毛文龙为袁崇焕所杀后，明廷对东江镇处置失当，尤其是未能及时有效地将其部下与其他军镇融合、改编，导致吴桥之变发生。此后，东江镇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人携新式武器降清，成为清朝南下中原的急先锋。可以说，熊廷弼死后，明朝北部海防战略缺乏行之有效的应对方略，轻重失位、矛盾重重，最终一败涂地。
其三，晚清北部海防的近代化。清朝建立之初，东亚秩序相对稳定，西方殖民者尚未大规模东来，日本又陷入锁国状态，北部沿海除偶有小股海寇入犯外一直较为平静。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北部海防不仅未有大的建树，反因长期懈怠导致窳败不堪，如海防重镇天津，驻防水师时设时裁，且操练不勤。以致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及渤海海峡防御不力，海上之敌长驱直入兵临天津，迫使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1874年日军侵台后，引发朝野震动，展开了海防大讨论。清政府决定由李鸿章负责建设北洋海军，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首次将海防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经过十数年的经营，1888年北洋水师正式创立。这是中国第一支近代化的海军，共有大小军舰25艘、辅助军舰50艘、运输船30艘、官兵4000余人，并配备有天津水师学堂、大沽船坞，以及旅顺、威海卫两大海军基地，还聘请外国教员教练军士，并制定了《北洋海军章程》。北洋水师在当时的亚洲乃至世界都是一支强大的海军。通过创设北洋水师，建设旅顺、威海卫海军基地等，李鸿章构建起以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为重心的新型海防体系，“入可以驻守辽渤，出可以援应他处，辅以各炮台陆军驻守，良足拱卫京畿”（中国史学会编《洋务运动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95页）。但遗憾的是，在晚清政局全面腐败的情况下，先进的战舰、技术并不能挽救危局。在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接连遭遇丰岛海战、黄海海战的失利，但实力尚存，李鸿章却令北洋水师困守威海卫军港，完全丧失了新式军舰的海上机动性，陷入腹背受敌、被动挨打的局面，最终全军覆没。北洋水师的覆灭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海军基地的丢失使中国失去了重建海军的可能，北部海防体系全面崩溃。此战刺激了日本的侵略野心，加快了对朝鲜的侵略及对中国东北的争夺，对此后数十年的东亚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北部海防的得失及反思
明清时代北部海防体系的建立及演变，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国防安全，对于京畿地带的安定及东亚秩序的平稳起了重要作用，其积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明清海防活动取得了诸多抗击外来侵略的胜利，捍卫了海疆安全，稳定了东亚秩序，展现了中华儿女保护领土完整与民众安全的坚定决心。永乐十七年，辽东总兵刘江于辽南望海埚设伏，海防将士奋勇作战，“自辰至酉，擒戮尽绝，生获百十三人，斩首千余级”（《明太宗实录》卷二百十三），基本上扫除了沿海倭寇，解决了明初倭寇问题。万历年间援朝御倭战争的胜利，粉碎了丰臣秀吉的狂妄图谋，确保了东亚秩序的稳定。清末的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虽全军覆没，但将士们为保家卫国而浴血奋战的精神却值得充分肯定。
其二，海防移民等促进了北部海疆的开发。随着海防卫所的设立，大量军事移民迁入北部海疆，对海疆开发起了重要作用。如天津地区，明初原为荒芜之地，“属小直沽，荒旷斥卤之地，初无所隶焉”（康熙《天津卫志》卷一《沿革》），自永乐二年天津卫设立后，逐渐开始发展，到康熙年间，“设立仅三百年，其中大小衙门及寺观、宫庙、庵祠、牌坊之丽，洵称壮观，巍然一大都会也”（康熙《天津卫志》卷首《图说》）。数百年后，北部沿海的青岛、威海、烟台、天津、大连等地已发展为大城市。可以说明清以来的海防建设奠定了今日渤黄海沿岸的城市格局。
当然，传统以农立国的思路导致了国人海洋意识的缺乏，更没有敏锐的海防危机意识，特别是近代以来，统治者面对列强的坚船利炮时处置失措，最终酿成危局，究其原因在于海防战略存在问题。
其一，海防建设缺乏长远眼光，不能一以贯之。在海上形势危急时，海防建设相对积极，在海上形势平稳时，则放松海防建设甚至废弛不举。特别是清代，由于起初海疆相对平静，统治者心存“天朝上国”虚骄自大的心态，在清初至鸦片战争前后的近二百年里，北部海防建设基本乏善可陈，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之间的海上锁钥形同虚设，防御京城门户的天津水师营时设时裁。这就使清朝与经历过工业革命的欧洲列强、日本差距越来越大，以致鸦片战争中英军凭借坚船利炮轻松穿过渤海海峡，兵临天津。此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北部海防体系仍形同虚设，外犯之敌长驱直入，直逼京津。
其二，海防战略战术相对保守。明清北部沿海海防体系主要是以海岸防御为主，缺乏争衡海上的气魄。明初以卫所、巡检司守陆，辅之以大规模的舟师巡海，但中间亦有停歇，永乐后则彻底废止。清前期以八旗、绿营驻防海口，并设置水军，但水军实力薄弱且操练不勤，起不到应有作用。海上机动力量的薄弱，往往导致战略主动性的丧失，如明初廖永忠所言，“倭夷窜伏海岛，因风之便，以肆侵略，来若奔狼，去若惊鸟”（《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五《沿海倭乱》）。如无一定规模的海上机动力量难以有效抵御外敌，明代抗倭的诸多失利即与此有关。甲午战争时，北洋水师于海上受挫后困守威海卫，扬短避长、坐以待毙，最终难挽败局，也是一个深刻教训。
北部海防给后人留下的经验、教训，值得深刻反思。从明清北部海防建设的发展历程来看，海防当思考以下问题。
首先，海防建设应有全球化的视野。海防主要为防御海上来犯之外敌，需对当时的国际格局有着清醒的把握，方能未雨绸缪。15—19世纪是世界格局剧变的时代，永乐时虽有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却缺乏全球化格局，主要侧重政治宣传、对外交流，忽视实际的经济利益，最终因耗资过多而无法维系。由于缺乏全球化视野，清政府对近代以来因航海能力大幅提升造成海上霸权伸张的现实一无所知，面对西方坚船利炮的不断入侵，接连措置失当，酿成惨败。后随着中外交流频繁方才有所改观，故其创设新式海军之举，虽最终未能成功，但仍不失为以全球化视野经营海防的举措，值得肯定。
其次，海防建设当有长久性的整体规划。海防建设贵在持久，需居安思危，在面临强敌威胁时，需统筹规划、协调抗敌，在海疆承平时，亦需时时谨慎，安不忘危。此外，海洋浩渺无垠，来犯之敌倏忽而至、悄然而去，当有整体防御规划。既要注重省内海防建设，还要探讨临近省份，甚至整个海疆的协同防御问题。援朝御倭战争期间，北部沿海海防实力的增强为战争胜利提供了有力保障，而近代北部海防却缺乏有效的省际协作，即使是北洋水师设置后，仍与北部沿海督抚存在诸多龃龉，难以形成合力，这也是其失败的重要原因。
最后，海防建设当与海洋开发、海上交流统筹协调、协同发展。明清时代，国人总体上缺乏先进的海洋意识，将海防与海洋开发、海上交流人为割裂开来，突出表现为海禁政策的实施及迁徙濒海民众。海禁政策的实施导致闭关锁国，不但阻碍了正常的海上交流，而且使丧失生计的濒海民众不得不从事海上走私，嘉靖大倭寇中有不少就是这些濒海民众。迁徙濒海民众不但阻碍了对沿海岛屿的开发，而且在客观上造成海防前线回缩，使有些濒海岛屿竟成为海寇聚集之地，酿成祸患。所以说，海防建设与海洋开发、海上交流必须统筹协调、协同发展，政治、经济、军事、社会诸多层面密切结合，如此方能构建起长久、坚固的海上长城。
总体而言，北部沿海海防不仅关乎京畿地带安全，而且对于维系东亚甚至整个亚洲稳定，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经验和教训值得后人深刻反思。
（本文系山东省社科重点项目“明清之际渤黄海海域的海上势力与东亚秩序”（20BLSJ03）、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明清环渤海地区海防研究（1368—1912）”（13CZS02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外关系史创新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