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离婚书：《放妻书》
唐人离婚书：《放妻书》
以下是敦煌藏唐代古人撰写《放妻书》一则，全文如下：
“某李甲谨立放妻书。盖说夫妇之缘，恩深义重，论谈共被之因，结誓幽远。凡为夫妇之因，前世三生结缘，始配今生夫妇，若结缘不合，比是怨家，故来相对。妻则一言数口，夫则反目生嫌，似稻鼠相憎，如狼羊一处。既以二心不同，难归一意，快会及诸亲，各还本道。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重梳蝉鬓，美裙娥眉，巧逞窈窕之姿，选聘高官之主。解怨释结，更莫相憎。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于时年月日谨立除书。”
中国古代有“七出”之条。《唐律》言：弃妻须有七出之状，即一无子，二淫，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嫉妒，七恶疾。唐代之前沿用的西周时期的婚姻制度，所谓七出是指：
不顺父母、无子、淫、妒、恶疾、多言、盗窃。
按这个标准现在的女子，几乎10个有8个可以满足被休的条件，这里的盗窃是指藏私房钱。
女子有“三不去”的理由，夫家不能休弃：
“有所娶而无所归”是指女子出嫁时有娘家可依，但休妻时已无本家亲人；
“与更三年丧”是指女子入夫家后与丈夫一起为公婆守过三年孝；
“前贫贱后富贵”是指娶妻时贫贱，但以后变得富裕。
唐朝女子再嫁不为失节：“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与现代人离婚往往水火不容不同，你恐怕没有想到，唐宋时代离婚文书放妻书中，竟有如此宽怀文雅的文字。甚至，放妻书的文中，还有善良美好的祝愿：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重梳婵鬓，美扫娥眉，巧逞窈窕之姿，选聘高官之主。
那么，唐人离婚都讲究好合好散吗？当时的离婚制度究竟是怎样的呢？
水火不容和谐告终——放妻书是迄今最早离婚协议书
1900年，敦煌莫高窟出土了一批古代文献，被统称《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1941年，日本学者仁井田升发表了《敦煌发见唐宋时代之离婚书》，最早介绍了其中的放妻书。目前，已发现放妻书12件，英、法藏10件，俄藏2件。
最新的敦煌学研究认为，这批放妻书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离婚协议书，其年代跨越唐末至北宋年间，约在公元9世纪至公元11世纪前后。放妻书的格式是：首先讲理想的婚姻应该是怎么样；其次讲现实的婚姻状况，亦即离婚的原因；最后说明离婚善后事宜。
放妻书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极不和谐、乃至水火不相容的婚姻关系，最后又以极其和谐的方式告终。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杨际平先生在《敦煌出土的放妻书琐议》一文中认为，这似乎有点令人难以置信，但敦煌所出的离婚样书的基调却正是如此。
在已发现的明清时期休书中，往往语气生硬，遣词造句非常绝情。古典名著《喻世明言》中描述蒋德休妻，在休书中点明“妻王氏多有过失，正合七出之条”。新近发现的一份咸丰三年的休书，立休书的赵姓男子写道：“妻勾氏不守妇道，凡事不让不忍，多嘴多舌，搬弄是非，虽经多次劝解，恶行不改……”反观敦煌放妻书，语气都很缓和，只有“相离”、“分离”、“离别”、“相别”之类词汇，绝不见“斥”、“逐”、“弃”之类字眼。
不仅如此，放妻书还十分强调夫妻间的情爱与感情：如夫妻间应“恩深义重”、“夫妻相对，恰似鸳鸯双飞，并膝花颜共坐。两德之美，恩爱极重。二体一心，生同床枕于寝间，死同棺椁于坟下”、“夫妻语让为先……夫取妻意，妻取夫言”、“恩义深极，贪爱因浓。生前抱白头，死后要同于黄土”。这与传统礼教婚姻传宗接代的观念迥然不同。
有意思的是，放妻书没有单方面指责，而是将造成婚姻、家庭关系紧张的责任，分摊给夫妻双方，如“妻则一言十口，夫则反目生嫌”、“夫若举口，妇便生嗔；妇欲发言，夫则拾棒”等等。进一步，放妻书都强调宿世姻缘，或云“凡为夫妇之因，前世三年结缘，始配今生夫妇。若结缘不合，比是宿世冤家，故来相对”；或云“夫妇之礼，是宿世之因。累劫共修，今得缘会”等等。认为现实婚姻中夫妻感情的严重冲突，乃至感情完全破裂，都是“宿世冤家，今相遇会”所致。既然如此，其出路也就只能是冤家宜解不宜结，好说好散。
或即基于这种认识，放妻书会拿出一段祝愿对方，如“相隔之后，更选重官双职之夫，弄影庭前，美逞琴瑟合韵之态。”
早在1941年，仁井田升认为放妻书中的“放”字，反映了夫妻关系中妻子地位的低贱。
多数敦煌学专家学者对这一观点并不认同，“放”字乃放归本宗之意，本身并无低贱的含义。在已发现的12件敦煌放妻书中，也有一些别的名称，如夫妻相别书文样、女及丈夫手书样文，更显示出双方的主体地位。这说明在晚唐和北宋初年时期，女子在婚姻关系中，要比后世的明朝和清朝地位高。
放妻书中，也有一篇独特的“放夫书”，名为“宋初留盈放妻书”。从格式上看，这篇放妻书讲的是丈夫富盈和妻子阿孟离婚，但文中却出现了“对众平论，判分离别，遣夫主富盈”、“自后夫则任娶”字样。放妻书中的“放妻”，是因为在夫系家庭制下，妻子一般是从夫居，因而在离婚场合，通常也就是妻离夫家，按此件文书所反映的婚姻情况，这篇放妻书本应题为放夫书。专家认为，当时基本上都是从夫居，离婚书绝大多数也是题为放妻书，所以阿孟与富盈离婚时就借用现成的放妻书的格式，加上阿孟与富盈离婚的具体内容，便成为以放妻之名、行放夫之实的离婚书。
杨际平先生提出，放妻书是用作离婚样本来参照使用的，体现了民间离婚的实际情形，具有普遍意义。也许，这一“放夫书”恰恰反映了唐朝的婚姻制度给人感觉更自由一些，唐朝女子在婚姻生活中的主动性，离婚并不如我们想象中困难。
从史实来看，唐朝妻子提出离婚的也不在少数。女方再嫁也不为失节，这与前朝的“从一而终”和后代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形成鲜明的对照。唐人范摅在《云溪友议》中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秀才杨志坚嗜学而家贫，妻子王氏便向他索要休书离婚。杨志坚无奈，赋《送妻》诗一首，王氏拿上这首诗，到官府请求离婚，州官颜真卿认为王氏嫌贫爱富乃“污辱乡闾，伤风败俗”，判处打二十板，准其改嫁，以示警戒。同时，赠杨志坚布帛二十匹、米二十石，并留任署中，还将此事公之于众。此后数十年间，江右之地不敢再有休夫的妻子了。
有历史学专家专门统计了唐朝公主的离婚率情况，结果发现唐朝公主离婚再嫁的不在少数。据统计，唐朝公主总数是198个，除去34个早夭或当了道士的，有过婚史的不到164位，其中有再婚、离婚史的就高达28个，接近20%。
财产分配赫然在列——和离早已写入唐律
现代人在离婚协议时，往往纠结于子女的抚养和财产的分割。但在周秦以后的中国古代，这两项都不成为问题。子女的归属，按惯例都是归男方，女方对此无权争议；汉律规定：“弃妻，畀所赍”，意思是离婚时，女方可带回陪嫁物，但不能参加对男方家财的分割。
在敦煌放妻书中，财产分配赫然在列。放妻书表明了“所要活业，任意分将”、“所有物色书之”。有敦煌学者据此认为，当时夫妻和离时如果一方需要扶养，双方可以协商且双方的父母可以参与；扶养可以采取给付“衣粮”之方式，可以一次付清也可以分次给付；扶养只持续一定时间。
么振华在《唐人离婚探析》一文中提出，敦煌放妻书中的离婚属于和离，就是夫妻双方合意离婚。唐代以前，已有和离现象，单用法律规定和离，则自唐律开始，唐律规定：“若夫妇不相安偕而和离者，不坐。”这在当时是相当进步的措施了。
其实，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和离”，只是唐朝离婚的三种制度之一。唐朝法律还规定了强制离婚。夫妻凡发现有“义绝”和“违律结婚”者，必须强制离婚。“义绝”是一种强制离婚制度。如果夫妻之间、夫与妻的亲属之间或妻与夫的亲属之间、夫妻双方的亲属之间，发生了法律所指明的事件，如殴打、杀害、奸情等，不论夫和妻的意愿如何，必须离异，违者要受刑事处罚。
另外，夫方单方面提出的强制离婚，即“出妻”也是当时的一种离婚形式。“七出”作为离婚的条件，在西周就已出现。《周礼》规定，丈夫可以以七种理由休弃妻子，即所谓的“七去”，也叫“七出”。“七去”包括“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但也有“三不去”，也叫“三不出”：“有所娶无所归，不去；余更三年丧，不去；前贫贱后富贵，不去。”也就是如果妻子无处可去，如果妻子为公婆守孝三年，如果娶妻时夫家贫苦，后来富裕了，在这三种情况下不能休弃妻子。但是，对于“七出”的淫、恶疾，不适用“三不去”。
么振华认为，唐朝和离不会超过离婚比例的三分之一。和离可能处于双方自愿，但又以父母做主为前提，因此它只是“七出”、义绝的补充。另外，由于古代男尊女卑，男子往往掌握着婚姻的主动权，加上经济等因素的考虑，女子往往是婚姻的弱者。放妻书达成的和离，其中很可能至少有一半以上是男子提出离婚，而女子被迫同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