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火中的年味
香火中的年味
文/王娟
火树银花，声声爆竹，星空在花团锦簇中透亮，大地在噼里啪啦中回响。又是一年的除夕，烟雾随着烟花的寂灭走笔龙蛇般地向着四周散开，散落一地的是瞬间虚空的炮仗壳，一股火药的味道扑面而来。我急忙躲在厚重的门帘之后，转身一看，家里的犄角旮旯里早已堆满了奶奶备好过年用的大小“花馍”，“花馍”前放着盛满香灰的小“香炉”，三炷香就在这小“香炉”里慢慢地喷云吐雾。
那年，我方六岁。“爷爷，这是什么？”我抬头望着身旁结实健壮的祖父，期待着他告诉我这个神秘仪式的意义。他拉着我的手，让我跪在地上，他点燃了两片早已叠好的黄纸，让我对着那花馍拜了三拜。这时从电视机里传来了零点的钟声。爷爷缓缓起身，说：“我们在迎接家神。”这是我对于祭拜神灵最初的记忆。
我在呛人的香火味中也竟熟睡了，除夕对于我以及我的家人来说，从来没有“守岁”一说。只知道第二天，那撩人的香火味依旧会透过门缝把我从睡梦中唤醒。我会下意识的摸摸枕头，因为枕头下的惊喜在除夕夜从未爽约。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奶奶趁我和弟弟熟睡时偷偷塞给我们的压岁钱。
大年初一的早晨，鞭炮声不绝于耳，这一天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走亲访友，而是去古寺拜佛，这一习俗早已同我的记忆融为一体。一家人迫不及待地吃过那包有“福气”的饺子，妈妈说：“看谁这一年最有福气！”多年来，我多少次因为饺子里的“福气”或欢喜或沮丧，这时候奶奶总会说：“吃不出‘福气’没关系，一会儿去拜佛，求老天爷赐给你好运。”
着新衣，踏新鞋，走新路。这是小镇上人们穿戴最为整洁的一天，街上小店的卷门在“刺啦刺啦”地开合了一年之后终于可以闲立于此看看过往的新鲜的人群。我们晃悠悠地走到了山脚，深山藏古寺，寺院大都建在山上，小西天是这座小城保留至今的唯一的寺院。上146级台阶，才能入第一道门，然后穿越十多米的土洞，再攀援82级台阶，“别有洞天”四个大字赫然在目，跨过这道门槛，才能到达这“佛国世界”。不足一米宽的台阶，在这一天要承载十多万人的脚步。摩肩接踵总是难免的，却也能自觉放慢脚步，排队上山。
进入寺院，买好香火。我早已被四处缭绕的香烟呛着了双眼，左手边是握住香火的人，后手边也还是。我担心着自己的新衣被他人手上的香火燎出一个洞来，小心的排着队，等待着在各位“爷爷”前叩头。然后，许一个小小的新年愿望，那愿望无非是小孩子希望自己考个好成绩，最后，再望一眼那高大而慈祥的塑像，心满意足地回家。
那年，我十四岁。
又是一年春节到，奶奶还在做着她的各式各样的花馍，爸爸出门放鞭炮去了，爷爷照例在房间的小角落里点起香。我一脸地嫌弃，“呛死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个烟味对肺不好！”
新年的清晨，我被奶奶喊起。“快起来吃饭，要不然一会儿去小西天迟了，中午之前就赶不回来了。”“你们去吧，我不去啦！还有好多功课要做呢！”我不耐烦地说道。爸爸瞠目怒视：“哟，今天作业就重要了，早干嘛了，不嫌羞脸。”老妈的倔脾气立马上来：“不去，那都不要去了，我们就在家这么窝着。”空气中的尘埃瞬间冻结了，凝成了霰雪落在了我的脸上。这一天，挂在墙上的暖气片似乎没有温度，奶奶只是一直抱怨天冷。我乖乖地没有讲话，吃过午饭，主动收拾并刷洗碗筷。
后来的几年，我学会了依从。父母让做什么就做什么。
二十岁那年的暑假，爸爸在家里打扫屋子时，爬上了一米多高的梯子，一不小心，摔了下来，右腿粉碎性骨折。把爸爸送去医院的那个晚上，当那长而又粗的钢针像敲打钉子一样敲进父亲的脚后跟的骨头时，我第一次看到那个曾经坚强强健的父亲在疼痛中流下眼泪来，那个钢针同时也深深地扎进了我的心里，我似乎看到了生命的脆弱与渺小，意外与无常。当父亲被推进手术室的时候，在门外焦急等待的我竟然也如奶奶一样地祈祷：神灵保佑父亲，手术成功，不要让他残疾了。想着想着我默默地留下了眼泪。
这些年，我辗转于秦岭淮河求学，又他乡工作。在家的日子屈指可数了。父亲自从那年骨折后，体力已经大不如前了，胡须渐渐染上了白霜，母亲的脸上多了一层憔悴的神色。
去年的正月初一，我早早起床等着那碗包有“福气”的饺子，再也不为能不能吐出一毛钱的硬币而焦虑。吃过饭，我说：“走，我们去小西天转转。”奶奶缓缓地说：“今年终于不用为你和你弟弟上学祈祷了，我老了爬不动了，不去了……”不知是谁家的鞭炮声噼里啪啦地响起来，弟弟说：“我去放鞭炮，你们好出门。”
“爸，你的腿能爬山吗？”爸爸说：“我怎么不能去了，腿脚经两次手术后恢复很好，平时你不在家时，我现在都能慢跑呢。”
在山中的寺院中，点燃香火，我虔诚地祈祷，愿家人康健，一切顺遂。
下山的路是一条陡峭的山坡，时见经冬未消的雪。我手挽着母亲，时不时看看紧随其后的父亲。路上依旧是热闹的人群，整个小镇上的人都在这里寄托着对于新年的美好祝愿。
而立之年的我终于读懂了过年的香火，它承载着团聚的欢乐，散发着爱与祝福的味道。
（本文获2019年淮阴区教育局“年味”征文一等奖）
本文作者王娟，江苏省淮州中学教师